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与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保山市民宗局与腾冲县人民政府承办的“普贤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3月 20日——24日在历史悠久、山川秀美、文化积淀厚重的云南腾冲隆重召开。

    参加本次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贵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嘉宾，以及来自台湾华严学会的海云继梦法师，本次会议的功德主尹誉霖女士，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云南省保山市政府和腾冲县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共约60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6篇，约30万字。出席大会并作大会发表的有23人。

    本次会议由著名企业家尹誉霖女士发心赞助，世界宗教研究所、保山市政府的各位领导，对本次学术会议高度重视，亲自参与，为会议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从会议策划、筹备到顺利召开，他们在每个环节上都给予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保山市宗教局、腾冲县政府的领导，不辞辛苦，真抓实干，为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和副所长金泽教授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保山市市委书记熊清华同志、保山市市长段跃庆同志、腾冲县县委书记王彩春同志、腾冲县县长张惟建同志、保山市民宗局局长郭朝庭同志出席了会议，熊清华书记、段跃庆市长、王彩春同志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支持本次会议，并于元月初亲赴保山商讨会议筹备与合作事宜。保山市市长助理蔺斯鹰女士从本次会议的策划、筹备、顺利召开到圆满成功，都亲自参与，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奔波劳碌，精神感人。本次会议还得到了王凤玲女士和峨眉山佛教协会永寿会长、镇觉法师的大力支持。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深入、全面地探讨、检视有关普贤的学术成果，搜集、整理有关普贤的相关文献资料及历史传说，加深对普贤信仰的历史变迁、经典诠释、理论建构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揭示普贤精神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正如卓新平所长在开幕式讲话中所说的：“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菩萨信仰，是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菩萨信仰中，积淀着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和深邃智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蕴涵着有益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丰富精神资源和多种积极因素，值得我们不断发掘和持续弘扬。在观音、普贤、文殊、地藏、弥勒等重要大菩萨身上，寄托着信仰者的理想、期盼和追求，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膜拜的对象。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在普贤研究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著作，没有一部内容相对集中的论文集，能够见到的论文也很少。我们举办本次学术研讨会，集中了20多篇出自专家学者手笔的专题论文，既有着填补学术空白的可贵理论价值，又有着开发历史资源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现实意义。” 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教授指出：“我们举办本届“普贤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阐释旧经典和研究新问题，揭示普贤信仰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探索这种信仰所发挥的多种社会功能，开发其中蕴涵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价值，并且希望在“普贤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获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我们相信，本次会议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将集中展示我国学术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力量和学术资源。”

    经过两天热烈、深入的发表和讨论，“普贤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已经圆满结束。下面，我从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本次会议做一简要的总结。

                                                        一、主要内容

    围绕着“普贤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八个方面：

     1、《华严经》与普贤信仰。这是会议研讨的重点所在。专题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有3篇，而实际上，所有论文都或多或少从不同侧面涉及到这一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杜继文教授从中印佛教的对比和比较宗教学的角度，通过对大乘经典佛身观的系统考察，详细考证了《华严经》中卢舍那佛“光明遍照”的宗教和哲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魏道儒教授系统考察了华严典籍中普贤菩萨的外在风貌、精神内涵，普贤信仰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认为，在华严典籍中，普贤行是以积累个人的无限功德和拯救无量众生为特点；普贤境界归根到底就是卢舍那佛的境界；把无穷无尽的普贤行愿概括为十种广大行愿，则是四十《华严》的创造。文章还对华严宗普贤观的演变以及峨眉山普贤道场的确立作了考察。贵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立道教授通过对华严经诸版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文殊信仰与普贤信仰的嬗变，其结论是，普贤菩萨的行愿法门本身就汇集了当时可能有的诸种解脱道路、解脱法门。

    2、中印普贤信仰的起源、发展及特点。涉及这一内容的有多篇文章，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黄夏年教授依据汉译的印度佛教经典，对普贤菩萨在印度的形成与演变作了综合的考察。文中指出，普贤菩萨最初是作为地名出现的，后来再发展到人（国王），最后成为菩萨与（佛）神，而且历史越往后，普贤菩萨的信仰色彩越重，特别是到了密教阶段之后，普贤菩萨信仰发展到顶峰。文章还特别就普贤菩萨与如来藏系的关系提出了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认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菩萨信仰的普遍流行可以说是一大特色，由此也建立了中国化的拥有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的信仰体系。这一体系的构成有助于广大信徒信仰情感的落实以及整个教团凝聚力的形成。习五一教授系统论述了汉译佛经中的普贤菩萨和普贤愿行，认为在《华严经》的理论框架中，《卢舍那佛品》、《入法界品》、《如来性起品》是与普贤相关的三个重要板块。其结论是，“不舍一切众生”，是全部《华严经》的基本精神，也是全部普贤行愿中体现出来的“菩萨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郑筱筠教授从普贤信仰与士大夫佛教这一独特的视角，探讨了早期普贤信仰流传状况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正是西晋时期士大夫佛教的理论特点及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早期普贤菩萨信仰及其相关经典的传播特点，也使得与般若学说存在一定内在联系的早期普贤菩萨类经典以法身理论为突破点得到了一种发展的契机。

    3、普贤行愿与大乘佛教修持。北京大学宗教所所长楼宇烈教授通过对普贤十大行愿的深刻理解和系统阐释，指出，普贤十大行愿与“六度”、“四摄”一样，是大乘佛教的重要修证法门，它与“六度”“四摄”的根本精神是一样的，内容上也是相通的，而且有的内容诠释得更为具体和深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梅教授通过对显密经典中普贤十大行愿、普贤陀罗尼、普贤三昧和念诵仪轨的考察，认为虽然其中菩萨行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普贤菩萨行愿的根本宗旨并没有改变。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立安教授对普贤十大行愿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信佛敬佛、悔过向善、求法修法、济生成就四个部分。认为十大行愿之间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既各自独立，异彩纷呈，又相互联系，彼此融通，形成一个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

    4、普贤行愿与净土信仰。专题研究此问题的有3篇论文，还有多篇论文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华方田教授着重探讨了《普贤行愿品》与中国弥陀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普贤行愿品》中有关往生西方净土的经文，为人们所普遍重视并广为传诵，成为联系《华严经》、普贤菩萨和净土信仰的纽带。同时，由于《普贤行愿品》最后倡导回向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又为华严宗与净土宗的融会架起了桥梁，成为“华严宗转入净土宗的枢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贵华教授则以华严系经典为中心，考察了华严系经典中的文殊与普贤，普贤愿行与普贤境界，普贤愿行与普贤清净刹土的关系，以及普贤愿行与西方净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纪华传博士则单就清代净土信仰与普贤行愿的关系及特点作了探讨。他认为，在清代，由于《普贤菩萨行愿品》中十大行愿与往生弥陀净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到净土信仰者的重视。无论是被尊为净土宗九祖的藕益智旭大师，还是作为居士佛教代表者的魏源，以及天台宗的谛闲法师，均对普贤菩萨行愿极为重视，并大力提倡。特别是《普贤行愿品》在这个时期被魏源被列入“净土四经”（后又增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成为“净土五经”），成为净土宗修行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推动了普贤菩萨信仰的普及和流传。

    5、《法华经》与普贤信仰。《法华经》的传译与流行是导致早期普贤信仰和普贤崇拜的重要因素，本次会议有3篇论文专门探讨这一专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对《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和《观普贤经》中的“普贤形象及普贤行法”作了比较研究，对其中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问题作了深入扎实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俞学明教授通过对天台宗“法华三昧”观的起源与流变的系统分析与考察，论述了普贤在天台行法中的地位。她认为，“法华三昧”是根据《法华经》之精神、观诸法实相之理的三昧行。“法华三昧”的最后境界是普贤乘六牙白象现于人前，修习“法华三昧”亦即现“普贤道场”。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则从早期普贤崇拜及感应故事入手，分析了其与早期《法华》信仰与流通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早期的普贤崇拜及感应故事大多与《法华经》信仰有关，这与普贤菩萨作为《法华经》流通的护持者有密切关系。其中得到普贤护持者，又大多数属于持诵《法华》者，可见早期特别重视持诵经典，以持诵作为修行的主要法门。”

    6、普贤菩萨与密教。普贤菩萨是显密共尊的大菩萨，在密教中，普贤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教授论述了宁玛派与普贤法身说的关系，从“旧密”与普贤法身之说、“九乘”判教与普贤法身之地位，以及“大圆满法”与普贤法身之境界三个层面，梳理、归纳和分析了宁玛派对普贤法身佛或普贤法身境界所作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诸多解说。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则重点探讨了普贤菩萨与金刚乘的关系。他认为，金刚乘根据瑜伽观想中的神变原则，创发了密教的金刚手为显教之普贤菩萨的说法，并根据显教菩萨受灌顶为密教金刚的方法，构建了普贤菩萨受灌顶并得金刚杵而为金刚手的说法，这与金刚乘构建其神祗体系的需要有关。

    7、普贤的实践品格和现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从菩萨信仰的历史演变、普贤行法所包含的“十愿”、“十忍”和“六根忏法”等具体内容的分析入手，指出了普贤的实践品格和实践精神主要表现为“正心”、“向善”、“求真”、“反省”四个方面，继承和弘扬这些积极因素，有利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台湾大华严寺方丈、导师海云继梦法师从佛教及华严修法的角度，探讨了普贤行法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关系。认为，普贤菩萨真实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普贤菩萨的范围之中。在现今社会里，普贤菩萨的实践精神正好弥补物质文明的缺失，重拾生命的尊严，回到快乐的生命故乡。著名企业家尹誉霖女士以真实的经历，生动感人地介绍了自己多年来坚持修持普贤行愿的亲身体会，叙述了自己对普贤行愿的独特理解，以及所获得的收益，展示了修习普贤行的殊胜功德。

    8、文献与音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侯冲教授通过对敦煌遗书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普贤行愿品》诸多版本的介绍和比勘，梳理和探讨了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出现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广荣教授则探讨了华严字母即四十二字门的起源、性质与功用，以及对后来悉昙学、音韵学的影响。他认为，随着《华严经•入法界品》不同译本的出现与传承，使四十二字门承载了更为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而且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从七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上半叶的百余年间，由于统治者的崇信与提倡，以及佛教僧徒自身的弘宣，华严宗与密宗相率发展到鼎胜阶段，成为此期皇室主导下的北方佛学的主流。《华严经入法界品》中以四十二字门为核心内容的观行法门，亦因此二宗的传承与弘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况，对悉昙之学的兴盛与宋元以后音韵学、梵呗佛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学术价值

    我认为，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据我所知，这次会议是国内外第一次集中研讨普贤与中国文化的专题会议，会议所发表的全部论文均紧扣主题，在中国佛教史和佛学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理论意义。

    2、本次会议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还是深度和广度上，无论是出自前辈专家，还是中青年学者，论文整体水平之高，应该说是难得一见的。

    3、通过研讨，对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极其薄弱的普贤菩萨的历史演变、经论典籍、理论体系、实践落实以及现代价值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深刻地整理与检讨，澄清了一些历史疑案，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三、主要特点

    本次会议还呈现出一些非常令人欣喜、催人奋进的鲜明特点：

    1、本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与保山市政府、市民宗局、腾冲县政府共同主办和承办，在尹誉霖女士的大力支持下，在宗教所各级领导和各兄弟单位各位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下召开的，这种合作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有益的尝试。可以说，这次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2、由于本次会议对论文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难度很大，时间又非常紧，而且提交论文的时间恰值春节之后，所以，大多数的论文写作都是在百忙之中、在春节期间完成的。许多学者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甚至是凌晨四点多钟完稿或交稿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位年逾古稀的学界前辈杜继文先生、方立天先生、楼宇烈先生对本次会议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为了本次会议论文，全部代表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殚精竭虑。

    3、本次会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除了从事佛教研究的专家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基督教、宗教学理论、宗教文化艺术、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和当代宗教等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与会，从多学科、多角度来探讨“普贤与中国文化”这个重要课题。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多方合作，有利于促进对话，开拓视野，启迪智慧，增进友谊。

    曹中建书记在闭幕式上对研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与会的所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大会的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内容，或提问题，或述新见；往返问答，精彩纷呈；讨论热烈，交流深入。的确活跃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这无疑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次研讨会确实把‘普贤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既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可贵理论价值，又有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现实意义，在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同时，曹书记还希望承担会议论文编辑和出版任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的各位同志，继续认真工作，虚心向各位作者请教，做好论文的最后修改和整理工作，争取论文集早日出版。要把这部有价值的论文集作为一份厚礼，奉献给社会各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