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香港佛教文化产业荣誉顾问、《法音》主编、《福建佛教》主编等职务。

    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郑筱筠：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之后，逐渐向外传播，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的世界性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佛教的信徒主要分布在亚洲，而中国也可以说是佛教徒最多的国家。佛教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与文化对佛教的融汇与改造也有近二千年历史。佛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佛教同样面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人对于佛教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而对佛教有些不正确的认识。因此，如何认识和理解佛教成为大家迫切关心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四龙教授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深度对话。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点睛，300字概括，什么是佛教？或者说“佛教是什么”？这是一个难题，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佛教”的定义。查诸辞海和辞典，不同的辞典有不同的解释。例如丁福保编的《佛学大辞典》里对于“佛教”的解释是：“（术语）佛之教法也”。陈义孝编《佛学常见辞汇》这样解释“佛教”：“1、佛对世人的训示。教即训示之义。2、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主张慈悲平等，在后汉明帝时，由西域传入中国，今盛行于世界各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则仅仅指出“佛教（Buddhism），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宗教大辞典》（1981年版）的“佛教”词条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是当时反婆罗门思潮之一。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做‘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圣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如果对以上各辞典的“佛教”词条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几乎没有相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的，最初是反对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其主张种姓平等，并关注现实人生的苦难和烦恼，发展了古印度的因果报应和轮回理论，提出了对治人生烦恼的方便法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乃至博大精深的教理、教义理论体系和修行实践体系。

 

    学诚法师：佛教是什么？用最简单而本质的话语来形容，便是“生命的良药”。如果人的身体没有病痛，我们不需要去求医问药；同样地，如果人类的精神没有痛苦、心灵没有迷茫，历史的进程中没有不断重复上演的悲剧，佛教对于人类便失去了意义。释迦牟尼佛从太子的身份转而去修道证悟，其因缘正来自于四门出游时看到的老、病、死苦。正是人类普遍而难以解决的痛苦催生了佛教，从佛陀到后来历代的高僧大德，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觉悟生命的真相，以智慧的观照、无我的慈悲来超越世间的痛苦，并帮助所有人从根本上去认识和解脱痛苦。只要人类尚未到达彻底止息痛苦的那一天，佛教及其践行者就会像灯火一样代代相传。

 

    李四龙：在佛教经典里，“佛教”主要是指“佛语”，也就是佛陀的教导。大家常用“七佛通诫偈”概括佛陀的思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谓佛教”。佛教主张扬善去恶、劝人为善，强调佛门戒律的重要性。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最主要的是在发挥劝善的社会教化功能。不过，我们就此还要理解佛教所说的善恶观。《金刚经》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善、恶都是缘起法，互为条件，本性是空。这种说法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要求“自净其意”。后来，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主张“无是非，无取舍”，不要突出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因此“持平常心，做本分事”，这句话也能说明“什么是佛教”。

 

    郑筱筠：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不断建构、变化、再建构的累积过程。各大宗教也不例外，佛教是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佛教，而佛教的发展、传播和变化也影响了历史进程。事实上，佛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从佛教发展史的时间维度这一线性发展层面来看，原始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而部派佛教在佛灭后100年左右出现，在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大乘佛教，在8世纪时期密宗产生。从佛教传播的途径和路线来看，佛教史的发展显然要复杂得多。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据记载阿育王曾经派出多批僧团向外传播佛教，使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整体而言，就其传播路线和方向而言，主要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从印度向北传播的，称之为北传佛教，主要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经由西域到达中原一带，在中国得到成熟地发展后，向东传播到韩国、日本，向南传播到越南；同时，在唐朝时期传入西藏，逐渐形成中国的藏传佛教体系。因此，一般说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属于北传佛教。而从印度向南传播的就属于南传佛教，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带。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经由斯里兰卡，传播到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南部等地区，逐渐形成为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这说明佛教体系是不断在完善和发展的。在历史长河中，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不仅仅在亚洲的影响大，20世纪后又在欧美地区得到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李四龙：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从此，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神灵谱系的建构，还是民间宗教、风俗习惯的演化，佛教在塑造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发展了中国的心性理论、审美情趣，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园林建筑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我们很难想象南北朝时期会涌现出那么多的道教经典；如果没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的兴起，同样难以想象会有宋明理学、全真教的形成。中国佛教所推崇的中道、圆融思想，事事无碍、触事即真的理想境界，潜移默化之间影响到中国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人生意趣。佛教的中观学、唯识学，充实了中国心性论的哲学基础。各种各样的禅修法门，直接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方法。在儒释道的三教关系里，从南宋开始，人们就概括出“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说法。佛教被认为能治疗最根本的疾病。张商英说，“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

 

    学诚法师：生命的痛苦相状及原因既有其普遍性、共通性（佛教的四圣谛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自我执著及由此引发的贪嗔痴烦恼，由烦恼而造业，由业力而引发更大的烦恼，如此辗转轮回），又有个体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时代差异。本质上“一味”的佛法又会因时空因缘的变迁，在不断被传播、阐释和体证的过程中，衍生出各具文化属性和时代特征的多种样貌。比如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八大宗派，都是印度佛教在丰富多元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充分互动、融合与演化的结果。反过来，佛教思想又不断更新、改造和丰富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在每一次历史的转折时期，佛教都成为一些先觉者反思既有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宝库与灵感源泉。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被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容纳的问题。从汉代黄老之学，到魏晋玄学，佛教的传译者巧妙地将佛教思想融入中国哲学的名言体系，不仅顺畅地解决了“落地生根”的问题，而且为中国思想传统输入了超越和来世的价值性向，在汉代经学儒术已不足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时候，佛教的到来助推了思辨活跃的学术风气，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史称“格义”的译经手法（借用道家词汇译解佛经），不仅能够迅速适应本土文化，而且起到了令人容易生信的作用；而东晋时般若学的发达，实则与玄学盛行的思想背景有关。

 

    中国佛教真正实现本土化是在唐代，其理论标志是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出现，而在制度方面则是由“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带来的丛林制度。经过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长期教证积淀，佛教思想的主要核心理论，如般若、中观、唯识，佛教修证的一般方式，如戒定慧、闻思修，不仅更为系统完整地显示出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深入地内化于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之中。唐代的八宗并弘，是中国的祖师大德对于大乘佛法的创造性理解与总结，其依据不仅是对佛法理论的融会贯通，更有祖师们深厚的修证功夫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这些宗派综合了南北朝各家学派的思想成果，提出“五时八教”、“五教十宗”、“三教三宗”、“圣净二门”等判教方法，开创了各具特色、完整系统的修学体系。比如天台宗的六即行位说，华严宗的六相十玄门，禅宗对心性的重视和体证，不仅对印度佛教是一种创造性发展，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结构，为中华文化赋予了中道圆融的世界观和以心性为本的认识论。至此，中国佛教从借助黄老、会通玄学等与主流文化的适应磨合中脱颖而出，建立起富于鲜明本土特色的宗派佛教。

 

    禅宗即心即佛的当下觉悟，“不离世间觉”的修行方式，既是对印度佛教的一种提纯、简化，也是对中国平民文化的呼应和回归，以至钱穆有这样的评价：“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因其彻底的本土化，故禅宗思想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对汉传佛教的创造性发展，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宋明理学即是对禅宗心性论借鉴融合的结果，道教也因此从追求长生的“外丹”转为注重内省的“内丹”。正如钱穆所说：“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国史大纲》引论）。由此可见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对于既有文化系统的拓展、深化与发明。至明末四大师（莲池、憨山、紫柏、蕅益），则更着眼于宗派融合和三教融和，致力融汇各宗思想，博采儒、释、道三教的精华，汇归一佛乘。大师们为儒道典籍作注立疏，以佛教思想贯彻其中，把儒家和道家定位为人天乘的世间善法、出世间法的基础。这些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整体视野，也使汉传佛教的本土化根基更为深厚。

 

    郑筱筠：在佛教向外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传播区域，佛教都进行了本土化进程，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例如在印度，佛教是以消除印度种姓差别为前提而产生，强调去除各种姓之间的洁净与不洁界限，主张众生平等。而在深受南传佛教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所产生的社会阶序显然已经不同于印度的种姓社会。南传佛教社会的“阶序”是以佛教的业力和功德观念作为分类基础，以神圣性逻辑和世俗性逻辑的对立和交融形成的。这不是以洁净和不洁为分化基础的印度种姓阶序，它体现的是佛教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系化关系，是信仰南传佛教的地区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宗教结构相互作用并趋于稳定的保障，它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位成员一生注定是与整个社会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李四龙：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佛教的融入，既改变了这块土地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无形之间改变了外来民族的思想观念。彼此的生活方式，因此逐渐趋同，佛教成了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初来乍到的佛教，最初并没有多大影响，而且常被看作外来的方术。真正取得较快的发展，是在西晋以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也就是北方地区被外来民族统治之后。西晋遗民，被这些外来的胡族蔑称为“汉子”，中原士族的文化并没有得到尊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得到了胡族首领的认同。后赵石虎说“佛是戎神”。这位羯族皇帝原先很可能信奉祆教，是中亚粟特石国人后裔，他在听信神僧佛图澄的劝告以后，一改其残暴的性格，大力推广佛教，使“胡汉杂居”的中国北方实现了民族的和解。事实上，此前的汉人政权并不允许汉人出家，但到此时，这个禁令不复存在。佛教成了北方地区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精神纽带。随后的北魏，依然是外来民族掌控北方政权，佛教得到了空前的迅速发展。有资料说，当时北方的僧尼人数高达二三百万，设立专门的僧尼管理机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宏伟的佛教遗迹，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崇佛活动。

 

    到了北宋时期，北方有契丹族的辽国，西北有党项族的西夏，后来还有女真族的金国，在错综复杂的交往当中，佛教再度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剂。在宋朝雕造《开宝藏》以后，这部大藏经成了北宋与契丹、西夏的政治交易筹码。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清朝满族人统治中国，佛教继续扮演沟通桥梁的角色，蒙藏满汉一家亲，藏传佛教成了蒙古人、满族人的主要信仰，不仅在蒙藏地区，也在五台山、承德、北京等地建立喇嘛庙。

 

    早在先秦时期，“夷夏论”就被看得很重，华夏族居于天地之中，夷、戎、蛮、狄，分别居住在四方。这种“四裔五方”的意识，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只能“用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但是佛教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源于夷夏关系的特定秩序。当时的僧人，经常是以印度为世界的中心。在异族执政时期，夷夏论的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反倒是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容易弥合汉人内心的失落感，有助于民族矛盾的化解。在平等的现实交往中，外来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步汉化，当年进入中原的很多民族，如鲜卑、女真等，甚至于完全外来的波斯人、犹太人、粟特人等，他们的后裔大多融入了“汉族”。汉族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大熔炉，代表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符号，而不是单纯的种族概念或血缘关系。

 

    佛教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民族融合功能，归根结底，这个宗教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其作用主要是劝善，有助于社会教化。当年唐高祖李渊在动员三教讲论的诏令里明确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个思想，构成了中国人对宗教的最基本看法，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后来，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具有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佛教因此就有凝聚人心的社会整合功能，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学诚法师：综观中国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会发现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中国佛教发展始终会尊重客观缘起，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根据时空因缘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传承创新；二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始终与国运民生、文化兴替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同时又各具独立性。这种特征使佛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中往往成为先进性和创造性的代表，也由此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在时代洪流中，中国佛教秉持“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精神，变的是理论阐释、修行、弘法的方式和手段，不变的则是业果、四谛、缘起性空、菩提心和菩萨行等大乘佛法的精神内涵。

 

    中国佛教何以在历史演进中常变常新呢？其根本动力乃在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曰法，二曰人。这里的“法”主要指汉传佛教的大乘精神及修学体系，而“人”便是实践佛法、传持佛法、弘扬佛法的修行人。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因此其趋向性是救世的，而非离世的，即其出世，亦是为了更好的入世、济世。只有“法”，没有“人”，三藏十二部经律论也等同字纸。只有在实践中获得验证的佛法才是真的佛法，只有展现在人生命中的佛法才是活的佛法。

 

    郑筱筠：就中国佛教而言，佛教与道教、儒教一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对中国文化体系的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释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打下了坚固的传统文化基础。佛教强调的是一种大智慧。它是“宗教”，但它又不是“宗教”。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纠缠于“宗教”这一概念是源自于西方学术背景的,而是因为佛教在产生之初是作为一种“沙门思潮”，同时它又是可以实践的。它强调的是寻找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帮助众生脱离苦海，进入涅槃寂静的境界。

 

    学诚法师：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的发展之路在爱国爱教的传统与时代的变革中曲折前进。中国社会在经历了30年的政治建设与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迎来了以文化发展为主轴的历史新契机。中国佛教在完成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历史使命之后，又面临着全球化的新课题。此时，佛教如何应对历史的机遇和挑战，让走过两千多年的足迹迈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时代和社会提供新的动力源泉？这不仅是佛教界自身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于世界的大事因缘。

 

    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人类既会迎来各种经济文化成果交流共享的时机，同时也会陷入各种文明弊病、时代问题互相波及、日益泛滥的困境。其中最突出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必然产生的因不同文明差异而导致的碰撞和冲突，另一个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至上、科技至上主义及个人中心主义对社会秩序与人类精神产生的误导和伤害。而佛教在这两方面恰恰能够起到化解冲突、融合差异、安顿身心、和谐自他的作用，不啻为根治现代文明痼疾的一副良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人们都要面临和处理三个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就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国的大乘佛法以其特有的不二法门来解读这些关系：以“身心不二”来解读人与自己的关系；以“自他不二”来解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依正不二”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二”意味着和谐与统一，而不是矛盾与对立。和谐与统一带来的是稳定与发展，矛盾与对立带来的则是争端与祸乱，这也是佛教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乘佛法的缘起性空、自利利他等观念，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对待、相互依存、圆融平等、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以及互利兼济、自他等视的价值观，这种从缘起的角度、从人类和世界整体性角度看问题的观念，能帮助现代人类跳出狭隘的个人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等误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至于物欲至上、科技迷信等现代文明偏向所带来的精神空虚、身心失衡、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弊病，更需要佛教的“心”文化来对治。佛教有丰富深刻的心灵文化，无论是对内心活动过程及规律的分析，还是对人生痛苦根源的揭示，都能帮助现代人正确认识自我、看待世界。

 

    中国佛教要想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大格局里日新月异，并助推传统文化的复兴，正要发扬顺应时代、自我更新的优良传统，而佛教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正蕴含于“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辩证发展之中。在佛教自身建设方面，道风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核心和关键。纯正的道风、清净的戒律、浓厚的学修氛围是佛教人才成长的良好基础，而清净和合的正法僧团则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建设依律摄僧、以僧导俗、僧俗配合的组织体系，也是维护僧团学修、开展弘法利生事业的制度保障。在经典的现代诠释、修行方法和弘法方式的时代性方面，当代佛教更需要不断探索尝试，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郑筱筠：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认识维度。就国内外学术研究而言，当代佛教研究的工作成果早已是硕果累累，其中梵汉佛经对勘工作是属于佛经思想史、佛经翻译史、佛经汉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佛教通史的写作和研究也正是人们试图去“还原”佛教、解读佛教、理解佛教的种种尝试。此外，对于佛教派别、教理、佛教组织、戒律、管理模式、寺院经济等角度的研究都反映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而佛教界的大师们都有自己的理论建设和深刻的理解。唐朝时期禅宗、天台宗、唯识法相宗、净土宗、律宗等八大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成熟程度。近现代以来太虚、虚云、印光等大师对近代佛教影响甚深，他们提出的佛教主张都进一步推动着中国佛教的发展。而当代中国佛教界的各位高僧大德都在引导着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佛教。

 

    李四龙：近些年，我对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做了一些观察与思考，发现那里的佛教团体普遍重视佛学教育，不仅兴办佛教大学，有的还办服务信众的小学、中学，法师们的学历普遍较高，名牌学府的博士并不罕见。在与佛教徒的交流中不难发现，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很想了解佛教的思想及其在生活中的运用，但到了寺庙以后很少有机会听到法师有这方面的讲解，偶尔遇到也常常是照本宣科，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等信仰层面的内容，很少回应生活中的现实关怀。我去过几次美国的教堂，牧师很擅长引用《圣经》讲述现实的困惑与苦难。牧师的这种能力怎么获得的？就是在神学院培养的。佛教在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首先是要让法师们能讲经，而且是能面对信众有针对性的讲解，真正起到“人天师”的作用。“人天师”并不是端着僧人的架子，而是能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化解信众心里的苦恼，或者及时纠正他们的邪念。禅宗老讲“安心法门”，这是其在中国千年不败的奥秘所在。当代佛教想要有所发展，首先是从这方面下手，发挥其在“治心”上的长处。这就需要法师们熟悉经典，把握个中三昧，以“恒顺众生”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信众，帮他们解决心头之苦。这样的能力，一方面需要老法师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也要在佛学院有意识地开设一些弘法性质的课程，提升他们讲经及答疑、辩论的能力。

 

    发扬佛教“治心”的功能，这是回归佛教的本位。此外，当代佛教还要继续高扬“人间佛教”的旗帜，以社会力量的形式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里发挥积极的补充作用，尤其是在慈善、医疗两个领域。我去过一些女众道场，那里的比丘尼好多最初是当地的弃婴。她们的生存处境并不很好，但毕竟有了一个安全而健康的容身之所，有的还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弃婴和孤儿，在中国社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成效显著，但还有很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应当鼓励地方上的寺庙联合起来，承建一些福利院。同样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养老将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应当允许宗教界尽快介入，特别是佛教界在这方面有先天的优势，佛教徒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关爱。

 

    郑筱筠：长期以来，以慈善公益行为来帮助他人，传递大爱，这是宗教界的“凡尘使命”。各个宗教界慈善组织机构纷纷结合自己的宗教理念、核心价值和教理教义，努力打造在文化层面和心灵层面的慈善。除了开办慈善超市外，当代佛教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成熟的项目，例如建立养老院、临终关怀活动、扶贫助孤、捐资助学、关注医疗领域中边缘化人群（如麻风病人、艾滋病人等）等。此外，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无论何种形式的灾难，都可以从宗教本身的意义系统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同时宗教在灾难现场的慈善实践活动和种种公益行为，让人们开始关注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作为。尤其是2008年宗教界在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慈善活动让宗教慈善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12年、2013年以及今年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极大地鼓励着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而佛教界也努力探索形成自己独特的绩效机制的“玻璃口袋”效应，继续深入探索发展宗教界独具特色的文化慈善和心灵慈善效应。北京仁爱基金会、河北佛教慈善基金会、南普陀慈善功德会、台州佛教功德会、天津佛教慈善功德会、华岩文教基金会等主张要先做一个慈善的人，再做慈善的事，认为慈善本身就是一个修身的过程，是一种锻造个人胸怀的过程，做慈善就不应该让慈善活动成为负担、烦恼，这一主张化解了慈善主体和慈善受助者的心理位势，让慈善成为一个真正的心理沟通平台，强调将佛教慈善价值观内在化，并通过个体慈善活动的社会化而表现出来，进而形成社会共同的慈善动力。

 

    宗教是一种活态文化系统，在其发展历程中，其系统空间是一个不断“扩容”的过程，不断地适应着社会发展的变化，积极从教理、教义理论层面、组织管理制度层面、文化艺术层面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到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中，从而得到更好地发展。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正的佛教大智慧，而每个人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局限的。如何认识和理解佛教，确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常怀宽容之心，又要不断探索，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佛教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