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佛教面临的热点问题很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多。我把它概括起来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就是佛教面临自身如何健康发展、如何与时俱进。通俗的讲就是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我很认同樊所长所谈的佛教在新时期服务功能的缺失。这也给佛教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佛教发展的理论创新和佛教形式的创新。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方便法门，都是为了接引众生离苦得乐，众生有多少病，佛法就有多少对治的药，八万四千法门乃是无量的方便。因此现代社会环境变了，众生的病也变了。药方子和药也要创新，说是创新，不离自性，不离般若，虽非佛曾言，但是佛祖意。我认为这就是符合时代的新的佛教理论，新的发展思路。对佛教而言现在是积重难返，同时也是百废待兴，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是需要亟待改进的：一、丛林制度。从唐以来，百丈怀海所创立的清规一直沿用到现在，是否能支撑现在的寺庙发展，对于已经发生变化了的条件，是否还能发挥清规中一些制度的优越性。还有一些过去未遇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比如巨额的寺庙旅游收入，巨额寺庙财产如何合理利用分配、富庙的富和尚如何修行等等；二，僧才培养。这一条太重要了，这一条现在也做的太不好了，这既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制度和方法上的不合理。现在虽然也有了佛学院，我认为这个局限性还是非常的大。因为不论是对一位僧人来讲，还是一名普通人来讲，要成就自己，不外乎两点：第一就是读万卷书；第二就是行万里路。对僧人来讲，同样阅藏很重要，遍访名师就是行万里路的一个过程，现在僧人的这样的机会也在越来越少或者是不方便这样去做了。行脚、遍访名师，坐禅对于成就一名僧人是非常重要的，佛学院能办到这些吗？第三就是不择地弘法。我认为，弘法应该打破寺庙的围墙，僧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机说法。虚老讲过，心里清静，十字街头、婊子房里都是办道场所。刚才荆老师也讲了佛教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关系。我个人认为神圣性要与世俗性结合起来，但是大家往往会将世俗性与庸俗性混同。我反对的是庸俗性，赞同世俗性，因为佛法从来不离世间法。佛陀从来都是在人间，没有离开人世间。佛陀在世时，就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的进行弘法。他从来不以为自己就是佛陀而高高在上。哪里有烦恼，哪里就有佛法；哪里有红尘，哪里就应该有和尚。因为佛法就是为众生而讲。所以要打破一切认为的外在形式，还佛陀的本意，还佛教的精神。还有看待僧人行商、或是做什么，要看他的动机是为了度化众生而行的方便法门，还是为了发财，对此不要看行为，要看根本。刚才李利安老师也提到了很多佛教热点问题，如人间佛教、人本佛教、文化佛教。今年年初陕西师范大学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成立了现代佛教研究所，我本人获邀担任这个现代佛教研究所的所长。后来随着对佛教的深入，尤其是对经藏的深入，我本人对人间佛教、人本佛教，现代佛教这些概念都有了看法。因为这个，我也暂停了现代研究所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佛教化了的世俗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未必人人成佛都要加入佛教。与其人间佛教、不如说人人学佛。我认为：教在僧侣，法在众生。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这一个组织，就是创办了一个永远的学校，佛法就是教材，僧人就是老师。佛法僧三宝是佛教的根本。僧人永远都是少数，虽然广大的居士不能成为佛教的主体，但不影响居士们的弘法，更不影响善男子善女人学佛。

第二个根本问题就是面对国内民众大量的信仰空白，面对基督教的高歌猛进，面对着社会人心道德世风日下，佛教可谓是内忧外患，佛教振兴必须突破两个障碍。第一，自明清以来，理学当统，国家的正统教育缺失了哲学，人们普遍缺乏哲学思维，民族精神日益走向萎缩，我们的本质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国家，也就不难理解，现在国内知识分子普遍不能领悟传统哲学的智慧，表现为满肚子的知识都可以当一个图书馆却没有自由灵动的思想，没有超速脱凡的智慧，所以就更有了各种障碍，当今知识分子最大的障碍就是佛障，也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世智辩聪。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佛教基本不了解，听到一个佛字，就先入为主的认为是迷信，自作聪明的妄下结论，为一个佛字所障，从而不能深入的了解一门学问，而这门学问，恰恰就是最具哲学价值也是他们学海生涯中最欠缺的一课；第二点就是我们国家的自明清以后奉行的都是实用主义，没有宗教信仰的基础，大多数的民众的内心无所敬畏，无法无天，东亚病夫病在人心，与其说列强打开了国门，不如说腐朽的思想终于让王朝寿终正寝。形容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大家爱用这样一个词：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然而这有多少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面对大多数这样实用主义的群众基础，面对没有哲学头脑的所谓的精英，如何接引他们脱离苦海，可真是要琢磨琢磨了。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要在佛祖无边慈悲的感召下，克服了世智辩聪、无法无天两大障碍，迎来佛教文化振兴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