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一个热点问题中的冷门问题，即有关佛门清规的问题。为什么说是热点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佛教界其实也是面临重大改革的一个历史时刻，而在佛教面临的各种改革中，最根本的还是制度改革，而其中佛教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更是首当其冲的。就我国佛教界目前实施的组织管理制度来看，基本上还是以中国佛教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清规戒律”制度为基础，然后增加了一些现代管理的手段。因此，中国佛教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如何对待“清规戒律”的问题。

戒律是佛教中从印度传来的规范僧众行为的制度，佛教认为，戒律是佛亲自制定的，因此只能遵守，不能更改，固有“以戒为师”的说法。清规严格的来说，是中国佛教创制的一套佛教寺院僧众管理制度。唐代末期，因当时佛教界因采用的从印度移植过来的寺院组织管理制度而积弊日盛，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江西百丈山的怀海禅师就创立了一套新的丛林寺院管理制度，叫清规。清规巧妙地将佛教精神与儒家礼仪文化融合为一套更加适应中国国情的寺院僧众管理制度。清规自从唐朝创立后，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佛教寺院依然采用这种古老的管理制度，现在寺院的中的很多职位称呼，如住持、维那、首座、知客等，都是沿用着清规中的名称。因此，我们中国佛教组织管理制度方面还是有非常优秀的历史传统，但同时，这些传统又有可能成为现在佛教发展的障碍而需要改革。对于其中哪些内容需要改革和如何改革，我们都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做的更好。

自从百丈怀海创立《禅门规式》后，很快在禅宗丛林中自发实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域变化，不同的清规不断产生，但后世为了表示对怀海的尊重和纪念，几乎所有的清规都号称来自“百丈清规”，因此“百丈清规”就成了中国佛门清规的代名词。清规经过历代发展，目前留下来较完整的约七八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宋代的《禅苑清规》和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两部。到宋代，禅宗在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清规也逐渐成为禅宗寺院管理的基本制度，当时最有名的清规就是宗赜汇编的《禅苑清规》。到了元代，皇帝下令百丈山住持德辉重新编撰了清规，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敕修百丈清规》。这部清规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而且皇帝专门下令其他所有清规作废，天下所有寺院按这个清规管理。从这个角度说此清规已经成了一部有关佛教组织管理的法律，因为它：一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二是中国佛教寺院唯一的管理制度。到明朝，国家对这部清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确认。

美国的徐德教授刚才在发言中认为中国禅宗在宋之后得到极大发展，主要归功于当时国家良好的宗教政策。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宋时禅宗能一家独大最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最主要的是中国禅宗自己主动地进行了制度改革，并由此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佛教组织管理制度——丛林清规。这种制度改革，使禅宗更加适应的中国社会，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禅宗通过不停地调整清规的内容来适应中国社会，不仅为自身的发展赢来了时间和机遇，同时也为国家宗教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持，因此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认可。

禅宗清规的产生其实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中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中国的本土文化是儒家文化，本土宗教是道家，这些都对当时佛教文化中的有些观念和内容造成很大的冲突和压力，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面临自身的中国化问题。百丈怀海可以说是禅宗僧人中的精英分子，他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禅学功夫都是当世禅僧中的佼佼者，而且他本身具有非常强的突破性和创造力，所以他才有勇气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改革。在当时，他的改革行为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和社会压力，但同时也得到了禅宗内部的大力支持。如当时律宗僧人批评他是犯戒僧，直到明清还有个别僧人说正是因为清规的产生导致佛教戒律没有很好的弘扬，最后导致佛教的堕落。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仔细去研究会发现清规和戒律之间不是种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而是一个解决了组织管理问题，一个解决了个体行为规范问题，这两者两者相辅相成，从不同层次角度对佛教组织进行设置调整。因此说，清规的创立是佛教界一次成功的制度改革。在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基本模式已发生变化的时候，佛教界也面临和当时相似的情况。在那时僧团内部能够产生那样一批人物，制定出一套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同样今天也需要僧界内部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认为，中国佛教的改革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或社会，首先需要佛教界内部要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研究，这就需要这方面要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出现，其中才有可能出现象怀海或太虚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如禅宗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发展，到了怀海刚好是禅宗发展达到了一次高峰，这时才会有怀海这样的特殊人才出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优秀的人才需要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多年了，改革开放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有三十多年，中国佛教的发展虽然还处于粗放式自发性的发展阶段，但社会似乎很需要能够引领佛教界进行重大改革的人才的出现。只有佛教界能够自行发展和改革，国家和社会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佛教界的发展和改革。这是我从历史角度对佛教界改革的一点浅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