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是当代中国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大家！本文提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认为它包含了走“人间佛教”的道路、实践“爱国爱教”的原则和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或“相适应”三部分内容。并且对此三部分内容分别做了阐述。本文认为，此三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缺一，由此支撑了当代中国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此外，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既有继承关系，也有与之不同的地方。他们的人间佛教思想都具当代性，关注现实，提高佛教徒素质，关心佛教文化的发展。但是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现实环境下提出的，与太虚和印顺所在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所以赵朴初超越了太虚和印顺“人间佛教”思想，并使“人间佛教”思想更具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赵朴初居士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一直在中国佛教界内任职，曾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中国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等。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本文讨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不对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走“人间佛教”的道路

        人间佛教思想自古就是佛教的历史资源。历代佛教徒在“佛人在间”的思想指导下，参与社会，与时俱进，做出了成绩。20世纪初太虚大师提出走“人生佛教”的道路，之后印顺法师继承乃师的遗志，努力发掘人间佛教的内涵，将人间佛教的思想进一步光大。赵朴初则是当代中国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大家！

        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当时工作任务的中心，佛教在转型期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怎样光大佛教的事业，续佛慧命，是赵朴初一直考虑的重大问题。由于中国佛教一直以远离世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其间又经过几十年的磨难，人们对佛教已经非常隔漠，未来的中国佛教如何走下去，成为当代中国佛教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国佛教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赵朴初看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集中体现了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集中体现了我们佛教徒的根本利益。”所以“今天我国各民族的佛教徒，应当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应当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高我们为四化建设事业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这个思路下，他把中国佛教的未来命运与社会主义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确宣称：“为社会服务，是我们佛教徒的天职。我们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们提倡‘人间佛教’”。他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年时，郑重提出：“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

       赵朴初提出的“提倡一种思想”，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佛教是在中国土地上孕育成长的，它将满怀信心迈向未来，迈向人间佛教的理想境界，一个全人类和平幸福、共同繁荣、昌盛的华藏庄严世界。”又从佛教徒的信仰修行来讲，“盖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为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他不仅有经典的根据，还有榜样的力量，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赵朴初说：“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又说：“《华严经》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陀立教，以慈济群生为本愿。释迦尝教弟子云：‘种植园果故，林树萌清凉；桥船以济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给行旅。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长’（《杂阿含经》卷三六）。又云‘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妙法莲华经》卷六）。是知佛徒实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以嘉惠群生为职志。”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佛教的人间使命，他将太虚和印顺等人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将佛教的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圆融，认为“佛教‘人间挣土’的思想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佛教徒对社会主义事业应当具有极大的信心和责任感。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佛教徒要‘报国土恩；报众生恩’，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佛经上说：‘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历史上，我国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保护历史文物等方面，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进一步从佛教的经典和历史上找出根据，证明人间佛教的思想并非今天才有，而是过去早已有之，今天我们只是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且进一步予以光大。他说：“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释，‘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中观宗之祖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着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王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传译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尤以禅宗为最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中国佛教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

        这个思想运动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它在佛灭后的第三个五百年中（隋唐时期）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各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结出令人称羡的丰盛果实。所以，“我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己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化为具体地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己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中国佛教禅宗六祖在《坛经》中提出来的。六祖是中国佛教南宗禅的实际创立者，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现在流传下来的佛教主要就是六祖的南宗禅。赵朴初认为：“我国唐代慧能禅师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一宏旨，是历代佛徒福利人间之胜行净业。”今天提人间佛教是为了更好地鼓励佛教徒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人请他解释一下他提出“人间佛教”的内在含义，他回答：“禅宗的六祖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佛经说不要舍弃众生。对众生的供养与对佛的供养应当是一样的平等的。对众生应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供养，不舍弃众生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代众生受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教提倡这个。我提“人间佛教”实际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

       赵朴初提到的应当“发扬三个传统”，就是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二千年来的从事佛教事业的活动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而创造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们根据“净佛世界，成就众生”的思想，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实行农禅并重的丛林风规。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装点了我国锦绣河山。中国的高僧大德译经着述，创宗立派，传经授业，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许多高僧大德为了交流和弘传佛法，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交流中外文化，传播友谊的种子。赵朴初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赵朴初一直重视佛教文化对人间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他说：“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对我国学术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他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以博大的胸怀，指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人间佛教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说：“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消除不利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

         二、实践“爱国爱教”的原则

        赵朴初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中国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佛教被当作封建迷信来看待，僧人被迫离开寺庙，佛学研究也基本停滞。“文革”的浩劫，使佛教遭受到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寺庙被毁，佛像被砸，僧人还俗，佛界教停止一切活动。1980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拨乱反正，重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在中国大地恢复活动。赵朴初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落实党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不顾年高体弱，南上北下，考察调研，当代佛教在中国大地重新复兴，他功不可没！

         赵朴初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经过漫长的求索，他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最能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意志和利益，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繁荣富强的新社会。他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美好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没有党的领导，我国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已经确立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我们佛教徒看来，消除剥削压迫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趋向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将来的高级阶段，乃是我们向往的‘人间净土’。因此，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

        经过寒冬考验的中国佛教，虽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但是“左”的思想仍然还有影响，佛教界内部许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行动。为了统一佛教界的思想，让佛教在中国大地再次复兴，他结合当时的情况，针对性地提出爱国爱教的思想。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南京栖霞寺举行僧伽培训班，赵朴初在培训班开学致词：“对佛教徒来说，爱国和爱教是完全统一的。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先必须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首先要明确认识这一殊胜因缘，发大愿心，努力学习佛教知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僧材，将来在佛教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僧人一直是爱国爱教的。他们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繁荣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不辞艰辛到西天印度取经学习，学成之后主动回国，将学到的知识用于中国佛教的建设之中。赵朴初进一步从佛教的义理上深入地阐明了爱国爱教这个问题。他说：“就佛法来说，这是世法与出世法圆融的问题。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不爱国爱教，玄奘就可长住印度，享受供养，不回长安；不爱国爱教，鉴真也可安养中国，不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五次东渡日本。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有当机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国才有家一样。佛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爱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总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弘传和发展，所以佛教常说要报“四恩”，其中就有“国家恩”和“三宝恩”，报国恩就是爱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的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扩国，拿现在来说，也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这里双方关系是辩证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国家是第一位的。真正爱国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又说：“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误会佛教是消极避世的，甚至有人给佛教扣一个‘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创造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总之，佛教从来就是主张爱国的。宋代大慧宗杲禅师是一位着名的爱国僧人，他说‘三世诸佛都是血性男子做的’”。爱国爱教是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对每个佛教徒来说，祖国是自己出生的热土，是母亲的乳汁将自己培养成人。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家的人，就像一片飘浮的水萍，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把一直祖国比喻为母亲。叶落归根，家乡的黄土割不断游子的思念，出门再远也要回家，飘流海外，最终也要回到生于斯、养于斯祖国。强大的祖国是我们背后的支撑，过去因为祖国不够强大，让我们饱尝了羞辱，现在强大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世界离不开中国，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中国佛教第一人玄奘法师，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17年，获得了很高的殊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玄奘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传播到世界各地。佛教是一种信仰和一种文化，佛教徒只是选择了这一信仰，接受了这种文化，没有办法选择出生的国家。国家是有界限的，属于自己的国家只有一个，仅有宗教信仰没有国家，仍然是一叶浮萍，没有根基。所以每个宗教徒首先是要有自己的国家，然后才是信仰自己的宗教；首先是爱国，然后才能是爱教，不爱自己祖国的人，谈不上热爱自己的宗教。赵朴初说：“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我们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就没有我们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把爱教与爱国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赵朴初特别注意从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阐述爱国爱教的关系，指出宗教界一直是爱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宗教界的光荣传统。他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中华民族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我要反指出的是，我国宗教界也历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的五大宗教在其产生或者传入、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宗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着。在此，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精华是构成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宗教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渠道。宗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启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宗教文化当然有宗教的内涵，但也有爱国主义内涵。近代一些着名的仁人志士，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经从宗教思想文化精华中吸取过营养。宗教文化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这个阶段爱国主义的主题。这个时期，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各项爱国民主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涌现了一批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整个宗教界虽然经历了多次‘左’的冲击和‘文革’的迫害，但从来没有动摇过爱国的信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界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开展国际友好往来，保卫世界和平，所有这些，充分实践和体现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总的说来，从古到今，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宗教界的主旋律，在开展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包括宗教界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将更加激励广大宗教徒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并且能够把爱国爱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办好我国的宗教事业。”

        爱国爱教不仅是私人的事情，也是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赵朴初说：“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且保障宗教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权利。维护、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以，爱国必须守法，守法是爱国的起码要求和实际表现。对我们佛教徒来说，违犯宪法和法律，既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佛陀的教导，损害佛教的利益，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也要为佛教界所唾弃。佛教是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它代表的是一部分信教群众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要能够充分保证每个公民和每个团体的利益，只能在统一的法律之下，才能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因此，爱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保护与实现。佛教徒是公民的一员，首先要做到的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所以，赵朴初强调：“我是新中国佛教徒，首先是新中国公民。从我们信奉的佛教教义讲，尤其是从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天职讲，佛教徒应该而且必须热爱、维护世世代代哺育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可爱的祖国。爱国，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宗教界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新中国的诞生，使得我国各民族广大的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界人士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真正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结束了信教群众受压迫剥削、歧视侮辱，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受打击迫害，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利用、控制、玷污宗教的黑暗年代。在新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保护，宗教徒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员，就国家大事参政议政。各宗教、各教派和各民族的宗教徒之间建立了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新型关系，真正实现了各宗教、各教派、各地区、各民族宗教徒的大团结。在新中国，宗教真正成了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和影响、恢复了自身纯洁性、由中国宗教界自办的宗教事业。在建立全国和地方宗教团体、整修寺观教堂、保护宗教文物、发展宗教文化教育事业、解决宗教自养、开展国际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各个宗教都得到了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国各宗教的事业呈现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赵朴初指出了新中国宗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体现在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宗教在中国得到了保护，宗教界人士的地位提高了，各宗教间的关系密切与团结了，未来的宗教有了美好的前景。这些都是依靠党的领导所取得。“实践证明：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我国宗教与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我们要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爱国爱教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使全体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宗教界人士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力量，赵朴初指出：“宗教徒能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容易理解的。建国以来宗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总之，无论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讲，还是从佛教的教义和佛教的优良传统讲，佛教徒都应当把积极参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作为实践‘爱国爱教’原则的实际行动。”几十年来，佛教徒一直与政府互动，积极参加党和政府领导的各项活动，致力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努力推进人心向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贡献自己的一份热和光，做到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三、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或“相适应”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有信仰佛教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主题之一。

         “相协调”也称“相适应”，是包括宗教在内的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必然规律。任何宗教都要与当时的社会相协调，不能与社会相协调的宗教，是没有出路的，最终也会被社会淘汰的。赵朴初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出，“马克思说过，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这是马克思在欧洲说的。其它宗教也是适应的宗教，不然怎么能够一两千年传承下来。”就社会主义社会来讲，“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当代中国社会首先是社会形态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宗教也随之起到相应的变化，因此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已经成为应有之题。赵朴初说：“在我国现今的条件下，在我国宗教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宗教不再是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宗教是实体，宗教文化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赵朴初敏锐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佛教徒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佛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才有最好的出路。他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利益所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基本经验。一年来全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政治上进一步安定团结，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取得了显着成绩。我们佛教徒要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祖国的光辉前程满怀信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我们佛教徒看来这是千载、万载难逢的殊胜因缘，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殊胜事业。我们佛教徒要继承和发扬法显、玄奘、鉴真被鲁迅赞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献身精神，在这一殊胜因缘和殊胜事业中尽心竭力，多做功德。”在中国佛教协会进入四十不惑之年的时候，赵朴初对中国佛教的四十年道路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是：“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佛教与政权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佛教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我们还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照观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到世界文明中放射光彩。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识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上实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的基本前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是与社会相协调是中国宗教里的一个典型范例，最成功的杰作。印度佛教在中国大地之所以能够扎根、发展，就是因为它一直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相协调，一直适应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一直在走中国化的道路，乃至最后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相协调”也是佛教所说的契理契机，以佛教的“理”契社会主义社会的“机”，中国佛教就是在这一契理契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不断创新，奋发前进，与时俱进地走进当代社会的洪流。

        赵朴初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关系到宗教工作的全局，关系到各民族宗教徒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是全面的，包含了思想、政策乃至宗教实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例如，从世界观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执政党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与有神论的宗教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因此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首先要解决的是在理论上的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关系。赵朴初说：“从世界观来说，宗教与科学社会主义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这两种思想体系并存于整个社会主义乃至更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处理好‘协调’的问题。社会主义不仅是思想体系，而且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实体，是爱国统一战线中的组织实体，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包含文化乃至经济因素的实体，就这方面来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更是完全必要的。”赵朴初指出宗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思想体系必须长期在一起相处，这是由社会现实和历史原因是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两者既然处在一个社会形态下，其思想渊源和理论也不一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能够和平相处的，并不是斗争或转化的关系。赵朴初强调：“实际上，宗教的思想同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多是共同的。我年轻时便信佛，还不懂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那时我曾同一个美国佛教朋友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回答说：‘凡是有良心的人，都赞成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因此，信教的人和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谓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对立，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前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失误。他们企图利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并波及到东欧各国。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当这些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各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他们经济出了问题和宗教政策失误的结果。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宗教领域，这一论断同和平演变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一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证明：在我国，只要我们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发生大的政策失误，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是我国宗教的主流。”基于宗教信仰是人们的思想认识的特点，并不能全靠行政手段就能解决的实质，赵朴初对有人提出宗教工作的任务是把宗教从信教转化为不信教作为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说法，明确表示反对，指出“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信仰是人们心理行为，“不是用行政命令禁止人们信教和干涉教徒的正当的宗教活动，而是通过贯彻落实政策和积极进行工作，把教徒团结到四化建设中来，这才是治本的正确方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基础或链接点，是社会基础，具体地说，就是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目标，只有搞好社会主义经济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宗教是一种信仰，但是它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团体，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属于社会中的一员，它离不开经济基础，如佛教就强调“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等等。宗教文化是建设先进文化的资源之一，能够对先进文化的发展作有益的补充与借鉴，能在发展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像佛教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的民族全民信教，佛教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社会主义社会和宗教都需要经济与文化的活动，共同的利益决定了双方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能够共同合作，共同发展，互相补充，相互协调。而且从几十年来中国宗教界的“事实证明，宗教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从整体上看，从主要方面来说，已经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赵朴初又指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是上述客观事实的理论概括。当然，还存在某些不适应的方面和因素，有一个进一步相适应的问题，应该这样来理解‘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某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相适应的地方是，首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相互协调，有一个主次的问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政治基础，就是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明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信徒所提出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就是说，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和政府，因为党和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起领导作用，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国家规定“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加强对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支持他们开展有益的工作，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抵制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为维护稳定，增进团结，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宗教界就是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与领导下，围绕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次，“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基本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团结广大宗教徒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而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另一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宗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赵朴初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双适应的问题，党和政府在相适应中起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宗教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宗教界更要积极主动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社会特别是转型时期，宗教界应该主动抓住机遇，在现实社会中努力去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赵朴初说：“宗教徒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政治条件。继承发扬宗教的优良传统，整理和发扬宗教文化的精华，改革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宗教规章制度，宣扬宗教教义、教规、宗教道德以激励信仰宗教的人们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止恶行善，为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作无私奉献，只有这样，宗教就可以运用自身的能动机制，经常不断地保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初还对一些人曲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了批评。他认为：“‘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教条’这个提法，对改革的标准不明确，哪些宗教制度和教条不适应社会主义，界限不好掌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容易重犯宗教制度改革扩大化的偏差。‘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提法也不确切。如果要求宗教信徒这样做，宗教信徒不会接受，因为他们对本宗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只能信奉遵守，而不能利用，也不会赞同其中只有‘某些积极因素’……并会招致不良影响。”宗教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宗教只有适应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才能不断地生存下来。

       纵观中外古今任何宗教，没有哪个宗教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几个大宗教，都是处在不断进取，不断向外开拓，不断向内自我调整，不断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由是它们才沿续了几千年，才不断地在社会上广有影响。所以宗教改革不是不能谈的。但是改革并不是向壁虚造，一件事物要进行改革，是这件事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于是才谈的上去改革，否则就无从谈起。赵朴初之所以批评一些人提出要进行宗教改革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些人对宗教改革的目的不明确，有将宗教改革扩大化的倾向，其结果反而会将宗教搞得更加混乱，不利于宗教的发展。

       宗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行为，在信徒眼里被看作是神圣的事情。提出“利用宗教”的说法，将宗教变得庸俗化，实际上是亵渎了宗教，伤害了宗教徒的宗教感情，所以赵朴初特意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将会“招致不良的影响”。总之，作为宗教界来讲，“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要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培养合格的宗教人才，提高整个宗教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素质，努力办好教务，积极参加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多做贡献。”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多年来，我国宗教界自发地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慈悲救济，赈灾扶贫，实现为人类做出自己贡献力量的理想。例如“在张北地震和特大洪灾发生后，全国宗教界向灾区捐款近4000万元。体现了宗教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