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爱国华侨、著名企业家王崇仁先生重金请回流失海外的佛舍利五重宝塔后，高僧大德纷纷前往古城西安瞻礼朝拜，无不欢喜赞叹，与此同时，各路专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聚西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宝塔展开研究，很多媒体对此已经做过详细报道。4月28日在西安再次举行了“佛舍利五重宝塔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兰州的专家和西安本地的专家一起，对宝塔再次展开深入研究。关于宝塔的年代、性质、风格、造像等，大部分专家的意见同此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一致，部分专家则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值得引起关注。

    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敦煌学家杜斗城先生认为，五重宝塔中石塔上的造像不是供养人，也不是其他佛教造像，而是萨满的造像，表明了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原始宗教信仰的融合。他还认为，石塔上的八佛造像不是学术界公认的密教五方佛和三身佛的组合，而是过去七佛和未来将要成佛的弥勒菩萨，所以，该塔现在组装的八佛位置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弥勒菩萨的位置应该在释迦牟尼佛的旁边。他还认为，此塔很可能是某位皇后去世时建立的，也不能叫佛舍利塔，应该叫转轮王塔。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宗教文化专业博士生导师李利安教授认为，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组五重宝塔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残缺性，最明显的是缺少塔基，而塔基是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是塑造一个塔的形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许多重要历史背景信息和文化象征的体现之处，该塔的诸多迷惑很可能与塔基的缺无有直接关系。二是多源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佛舍利五重宝塔的组合，各个组成部分有不同的来源，这种多源性表现在：1、石质的单独站立的四大天王与宝塔不是同一来源，体现在四大天王的造像比石塔上的造像明显精细，四大天王的体积稍大，与石塔的体积大小不能呼应；2、铁塔上供奉的三尊青铜造像，无论是大小还是质地、造像风格，都明显与铁塔乃至其他各重宝塔不能吻合；3、即使是五重宝塔本身，很可能也不是同以来源。李教授认为，石塔可能是一个来源，另外四重塔即铁塔、铜塔、银塔、金塔可能是一个来源。因为石塔的形制（如轮廓和另外四塔不太吻合）、造像风格（明显比另外四塔粗燥，造像样式也明显有别，如石塔趺坐脚心向外，而四塔则完全正常）等均明显有别与四塔。三是多时性，即五重宝塔的各个组件应该是不同时代制作的，石塔可能比较晚，辽代的风格非常突出，而其他四重宝塔可能比较早。四是融合性，这不但体现在佛教内部的大小乘和显密教之间的圆融，也体现在佛教与原始宗教、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尤其是佛教与萨满教的杂糅，体现了佛教进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之后所发生的变异，这是对佛教供养神圣性和正统性的一种挑战。

    另外，李教授还对铁塔上的铭文“句宗受为守”提出自己的解读。学者们认为这五个字解释不通，很可能是什么咒语的汉字音译，吕建福教授则把“句”解释为地名，“宗受”解释为人名。李教授认为，这五字很费解，但也并非文意根本不通，他认为“句宗”可解释为佛经文句的宗义，即佛的教法，“受”就是受持，即接受并依之修行的意思，“守”即守护，指守护该宝塔中所供奉的佛舍利。本铭文出现在铁塔中，而铁塔的功能就是保护佛舍利的，所以解释为守护也与铁塔的功能完全吻合。五个字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受持佛法就是对佛舍利的守护”。

    李教授认为，自己不作佛教器物研究，也是第一次看到五重宝塔，所以他的看法也只是初步的印象。他认为，一方面，五重宝塔的确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宗教价值，值得引起国家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应该进一步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本塔地位与法门寺塔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这只是在佛舍利的宗教意义上才具有十分有限的对等性，而其他方面的地位与价值根本不能同法门寺佛舍利相比。所以，在宣传过程中，无论是学者还是媒体，都应该客观实在，尽量避免引起大众的迷惑与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