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包装”申遗：宋代古寺“穿越”到唐代

记者 陈昌奇　杨一苗

建于宋代的古塔，却在申遗材料上“早产”于唐代；佛教信徒众多的寺院，却成为景教遗存；寺院中陈列的文物，并非出土于当地，而是从农民家中搜罗而来……陕西省周至县大秦寺作为丝绸之路的遗产点之一，参与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但其中存在的多种造假行为，引起了当地群众、文物专家及学者的质疑。

大秦寺位于陕西省周至县秦岭山脉脚下，这座寺院由一座古塔和一栋新近建成的三层建筑寺院组成。从建筑形式上看，这是一座佛教寺院，不仅有佛教僧人长期居住在寺院中，每日还有不少信徒来这里诵经拜佛。

大秦寺住持释圆光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已在这里任住持多年，并在众多信徒的支持下建起了念佛堂。然而让释圆光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自己和许多信徒寄托信仰的地方，在当地政府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材料中，竟成为另一教别——景教留下的历史遗存。

半月谈记者从周至县政府相关文件及文物部门提供的陕西12处20个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材料中看到，大秦寺建于唐代，是作为景教的历史文化遗存，被列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行申报的。

据大秦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会雄介绍，景教是唐代时期基督教的一个流派——聂斯托利派在中国传教时的一个派别，公元635年传教士阿罗本在西安传教时建立了很多景教寺院，周至县的大秦寺就是其中一所。

大秦寺作为丝绸之路遗产点之一参与了申请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东起古都长安，西经南亚、中亚直达欧洲、北非，穿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7000多公里，其中中国境内近4000公里，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因此，丝绸之路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申遗项目。

李会雄告诉记者，大秦寺之所以作为景教寺院进行申报，是为了印证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宗教的融合与交流。而将大秦寺确定为景教寺院的重要证据，则源于一块名为《景教碑》的出土。这块石碑在地下埋藏了近800年后于明代出土，上面详细记载了景教于盛唐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虽然大秦寺作为丝绸之路遗产点之一已经正式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但一些史学专家却认为，在这座古寺的教别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急于将其“隆重推出”过于草率。

西北大学教授李健超长年从事唐代长安宗教研究，他认为，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景教碑》应该出土于现在西安市土门村的东南方向，而历史上的大秦寺则位于西安市义宁坊，因而将周至县大秦寺确定为景教寺院缺少史料证据。释圆光还告诉记者，近年来大秦寺出土了多座佛像、佛头，在寺内的古塔中也存有大量菩萨泥胎，这些文物都难以佐证这里曾为景教圣地。

当地老百姓对大秦寺为景教寺院的说法也不认同。今年60多岁的周永乾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大秦寺脚下的塔峪村，他告诉记者，在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大秦寺的传说，这些传说都和佛教密不可分，从来没有听说过大秦寺是景教的说法。

除了宗教派别上存在争议，一些当地群众还向记者反映，为申报世界遗产，大秦寺文管所还专门移植进了拴马桩等一批“文物”。当地居民王宏林说，寺院里现在存放的拴马桩是从翠峰乡南留村一个村民家征集来的，这些“文物”现在也被宣称为大秦寺出土。

此外，在陕西省档案部门提供的档案卷中记者看到，陕西省早在1992年发布的35号文件上，就明确表明大秦寺的建成年代为“宋”。但在周至县文体局上报申遗的文件材料中可以看到，“宋”字依稀有被修改过的痕迹，“宋”被修改为“唐”。李会雄也承认在申报中对文物的年代进行了修改。

由于世界遗产能给地方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近年来我国各地申遗热日渐升温。许多地方政府都把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重申遗轻保护、重门票价格轻游客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地方不惜花费数以亿计的经费持续多年申遗，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负债申遗，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显然，这种盲目申遗热已经偏离了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目的，反映了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观。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说，保护文物最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保护历史的真实性。真文物在“包装”之后反而被篡改，人们将被动接受一个虚假的历史，这就严重偏离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本质，必须尽快纠正其错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