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这些时髦话语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正如哲学上哈贝马斯式的“交互主体性”只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其实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在今天所谓“国际化”无非就是西方化，所谓“与国际接轨”无非就是与欧美接轨。

在学术领域，需要追问的是，我们需要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国际化”？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情况。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如IT领域，我有一位朋友是国内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告诉我，国内的某些院士，其水准还不如国外的讲师，那么，向国外学习，“全盘西化”，对IT领域显然是必须的，因为无论国内国外，操持的是同一种“语言”。

至于人文学科领域，实际上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就佛学研究而言，首先，我们要向欧美学什么？哪些是欧美的优势，而哪些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全盘西化”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欧美的优势有二，一是语言，二是史学。由于印欧语系的共通性，欧美学者在梵巴文献的解读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和丰厚的学术积累。对于佛学研究者而言，学一些语言是必须的，但一个中国学者要成为梵巴语的专家，往往积一辈子的学力也未必能有欧美学者的成就。我遇到过一个印度的巴利佛教学者，能用巴利语写作，开会能用巴利语发言，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学者有这个能力？以己之短以搏彼之长，虽愚者亦不为。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史学著述传统，但对史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却远不如西方。时至今日，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与后殖民理论为标志的西方史学研究席卷全球，基本上三个关键词：建构、想象、权力，两个人物：福柯、萨义德。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似乎没有这三个关键词，不提这两个人物就out了。其操作策略其实也很简单。比如研究鸠摩罗什，假如历史上先后有A、B、C三则史料，传统的研究是整合A、B、C，由此考究出有关历史上鸠摩罗什X的史实。后现代式的研究则是关注有关鸠摩罗什的叙事是如何由A而发展为B，又如何由B而发展为C，从而建构了鸠摩罗什的形象。至于历史上的鸠摩罗什X，那是不可知的，甚至是否存在过都可置疑。由此鸠摩罗什的研究成了鸠摩罗什书写学的研究，其实质无非就是权力话语的建构。这一套路固然有其新颖之处，对年轻学子颇具吸引力，但过犹不及，我不知道这种极具颠覆性的史学研究能走多远？

对于数量极为庞大的汉语文献，欧美学者一般是不重视的。其原因，据称是汉语文献改变乃至歪曲了印度佛教的原意。从还原主义的立场来说，改变佛教原意的恐怕不止汉语文献，还有更为晚出的藏语文献，所以其实还有一个他们不愿道及的原因，欧美人学汉语，特别是古典佛教汉语的困难不亚于我们学梵巴语的困难。有些所谓国际一流大学的名教授，偶尔用到一些汉语文献，特别在涉及义理的部分也是问题多多。而在这方面，我们恰恰具有先天的优势。如果在汉语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方面我们也要“国际化”，向欧美学习，那只能成为学术史上的笑话。即便研究印度佛教，比如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这在汉语文献中保存得最为完备，离开了汉语文献，几乎无从研究，更无论天台、华严诸宗。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欧美学者，开始注重研究汉语文献，我遇到过一个英国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有部阿毗达磨的理解也非常深入，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北朝禅籍的，在美国得了奖。另外有一位美国学者，准备以僧叡作为博士论文。虽然和他们的交谈非常愉悦，但让我隐隐不安的是，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优势，汉语文献的话语权也终将失去，到那时，佛学研究真的要“全盘西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