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浪潮影响下飞速发展的时代，东南亚国家也都面临着社会的转型。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的发达、信息交流的频繁，宗教在东南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来说，也非常重要。美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全球发展战略，高调重返亚太，其他国家也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显示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从全球化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国版图的边疆（如云南、广西等地）不再只是边疆，而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国际大通道。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国际发展战略的世界格局角度来看待东南亚社会的发展。

    有专家早已指出，中国在加大对东盟国家贸易投资的过程中，将不得不面临当地历史上以技术资金合作形成的利益联合体、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不太平的政法体制，以及在新技术领域更多的狙击。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运用巧实力以展现自己的大国形象，展示自己在东南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可以成为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内在联系的天然优势。就东南亚宗教对我国的影响而言，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把宗教力作为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发挥它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

    转变观念，从全球发展战略的高视野，前瞻性地审视南传佛教的宗教力区位优势

    南传佛教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处于区位劣势，但从全球宗教信仰版块来看，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却能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区位优势。

    中国佛教主要由梵语系的汉传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组成。在中国佛教分布格局中，南传佛教始终处于区位劣势。首先，就其分布区域而言，汉传佛教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大汉族居住区，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藏族聚居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主要集中在云南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就地域空间的分布而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区域较小。其次，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文化发达水平来看，南传佛教分布的滇西、滇西南地区显然低于汉传佛教分布区域。此外，从信众的人数来看，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南传佛教信徒的人数也是最少的，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的力量分布中是最弱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仅仅分布于我国云南地区，且力量较弱而置之不理或者忽略南传佛教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从全局的战略发展眼光来审视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问题。

    如果我们站在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分布的边缘地带，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处。但正是这一交汇特点，使中国南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宗教力区位优势。首先，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与东南亚有天然的地缘联系或者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缘联系，这让南传佛教具有了国际性特征。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有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有约1亿多人信仰南传佛教。从横向的国际联系来看，如果能够以内在的地缘、亲缘和族缘，乃至“教缘”关系来加强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将会大大提高我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国际形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南传佛教发展迅猛，在中国，其传播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而是开始在大陆的内地以及台湾、香港等地有了较强劲的传播。其分布版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化，这意味着南传佛教的宗教力版图在逐渐扩展。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转换为我国全局性发展战略的区位优势，从而将南传佛教的宗教影响力纳入到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全局考虑之中。

    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

    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近10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和“黄金四角经济合作”三种大合作机制，却缺乏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项目。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南传佛教在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与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全面推动我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就中国南传佛教分布的云南省而言，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天然的地缘、族缘、文化、经济联系，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云南又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扮演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并在经济区位优势的商贸往来中，已经形成了经济区位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这一经济区位优势可以与中国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相互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

    不过，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预测到，影响边境一体化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区位优势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来保持。经济区位的绝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天然的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文化区位优势却是固定不变的。在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文化为平台，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要未雨绸缪，以宗教文化软实力来考虑和推动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

    以地缘主体为基础，积极建设交流平台，根据宗教力的多样性，开拓多渠道的分层外交

    从外交层面的多样化来看，宗教与外交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维的。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各种不同的宗教同时出现于一个外交场域之内，并在不同的层面发生作用，所有的宗教力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支撑起宗教与外交的立体关系平台；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公共外交平台日益成为传统外交的补充手段。

    有国外学者以2006年至2008年采集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在泰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6个东南亚国家的形象问题。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陆地国家（如越南和泰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比海洋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民众更正面。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总体而言，好于美国在东南亚的形象，但不及日本。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看法比其他族群更正面。而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平时也使用英文的人群，对中国的印象相对较差。东南亚的穆斯林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也相对较差。中国需要针对这些人群提高传递自己形象的能力。这项调研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深思。

    就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亲缘关系而言，我国应该是东南亚地区最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我们的国际形象未能达到预期。对此，在反省之余，我们应该以我国丰富的资源为基础，搭建各种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宗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台之一。宗教具有庞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曾经说，“宗教目前基本上是中国外交中的‘负资产’，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是我国实行‘全面走出去’战略、开展全方位外交进程中的短板”，那么如何克服这一文化短板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的“短板”在哪里？如何补救？笔者认为，应打造宗教力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因信仰而出现的行为与社会活动，同时它又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或一个文明的价值、道德和生活理念。因而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意识到宗教是能够打动大多数民众心灵的一种力，广大的宗教信徒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在接受中国叙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中国故事、创造着中国故事。

    一方面，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而言，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的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另一方面，外籍人士也可以成为我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对象和叙述中国故事的主体。2011年进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外籍人口总量在全国位居第6位，登记外籍人口4.74万人，这表明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从事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展示了云南开放水平较高，对外开放成绩显著。数据显示，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临沧等大中城市及边境地区一带，这些地区属于南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的分布地带。事实上，这些外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外交家，是扎根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外交家”，他们在我国生活居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层面上内在的联系纽带，正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跨境民族内在的原生性宗教。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不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落实到信徒，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在区位优势层面发挥极大的作用，从不同途径推动我国外交的开展，并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全局的建设过程中，凸显其高度的整合社会资源的独特能力，贡献资源丰富的外交社会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始终是动态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动的。传统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和新兴宗教不断涌现，使得宗教体系自身也处于不断“聚合”和“裂变”的过程之中，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宗教力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因此，在运用宗教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宗教的复杂性、多元性、阶段性、区域性特征，理性地及时、主动把握宗教力指数，在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战略格局中，积极运用宗教力来推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