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曹溪，既不在国都，又不在大州都会，但唐宋以来一直远近闻名，四方前来参拜者络绎不绝。原因何在？只缘这里是中国禅宗的祖庭南华禅寺所在地。提到曹溪，人们立即就会联想到禅宗六祖惠能禅师，联想到记载他的生平及语录的《六祖坛经》。这是中国人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
    惠能（638-713），俗姓卢，原籍范阳（治今河北 县），因父遭贬官，徒居今之广东新兴，自幼丧父，以打柴维持生活，某日为顾客送柴到客店，听有人读《金刚般若经》，从中得到启悟，知五祖弘忍禅师在黄梅东山传法，于是决定北上求法。他取道韶州，经曹溪时曾作短期停留，与他在当地结拜的兄弟刘至略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听其姑无尽藏比丘尼读《大涅槃经》，由是而对众生皆有佛性的道理深有契悟。他到黄梅参谒五祖时,以”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的敏捷答语受到赏识,后以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的偈颂得到五祖的印可,受法南归.他在广州法性寺(曾称制旨寺,宋代改称光孝寺)听众僧议论风动、幡动时，以其“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奇妙见解，得到印宗的称赞，为他举行剃度和受戒仪式。此后，惠能便到韶州曹溪宝林寺传法，经40年，培养出众多弟子，使曹溪顿教禅法流传天下。唐中宗神龙三年（707）诏将惠能在新兴的旧居改建为国恩寺。先天元年（712）惠能回国恩寺造塔，翌年在此去世，真身被迎回曹溪建塔供奉，宪宗时赐谥“大鉴”之号。
    惠能创立的南宗经过唐末五代的传播，迅速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从中国衍出禅门五宗。进入宋代及其以后，禅宗日趋兴盛，在具有融合型特色的中国汉语系佛教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曹溪宝林寺始建于梁，隋末一度遭兵火被毁，惠能来此后重行恢复并扩建。在唐中宗时曾一度改名中兴寺，后又敕重修，先后赐额为法泉寺、广果寺、建兴寺、国宁寺，宣宗时改称南华寺。宋初平定南汉时，南汉残兵将寺塔焚毁，宋太祖敕命重修，并赐南华禅寺之名，沿袭至今。随着禅宗的兴盛，漕溪宝林成为“岭南禅林之冠”，遥与嵩山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在南北的两大祖庭，其地位彼此不可取代。宝林寺背靠宝林山，南向面对流水淙淙的曹溪河，远眺薄雾笼罩的罗汉峰，轮奂庄严，景色秀丽。
    宋代儒者士大夫出入禅林，结交禅僧，参禅访道者很多，其中与曹溪有密切关系者可举行余靖、苏轼二人。
    余靖（1000-1064），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仁宗时任右正言，赞助庆历新政，后任知制诰、史馆修撰等，官至以尚书左丞知广州，以工部尚书致仕，去世后谥“襄公”，著有《武溪集》。（欧阳修《余襄公神道碑铭》、《宋史》卷三百二十<余靖传>）
    余靖撰写的《韶州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重修法堂记》和《韶州南华禅寺慈济大师寿塔铭》（分别载《武溪集》卷八、卷九）为我们了解宋代南华禅寺的情况提供重要的信息。据此并参考禅宗史书，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韶州转运使陈绛上奏，建议从全国名山选任名师入住南华禅寺，使其“举扬宗旨，招来学徒”。得到批准。仁宗即位不久，南阳赐紫僧普遂应选，受诏入京，赐号智度，并赐以藏经、供器、金帛等物，回寺后建衣楼、藏殿收藏，以示荣光。普遂是云门下三世，上承洞山守初—广济同禅师德法系。继普遂之后，经湖南按察使得推存，敕任先后住持唐兴、南台、云盖三寺的云门宗僧宝缘禅师道曹溪担任住持，并得赐袈裟、慈济师号。宝缘也是云门下山世，上承香林澄远—智门光   的法系。他住持南华禅寺达十二年之久，扩建寺院，重建法堂，并且整顿寺规，上堂开示，“一音演说，四方流布，众中得法而去者多为人师。其机缘语句，门人各著序录……教门崇建，规制鼎新，可谓祖堂中兴矣。”北宋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五记载他有弟子十四人，其中有传录者十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县（今属四川）人。仁宗嘉  二年（1057）进士，复举制科，神宗时历任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因上书陈述王安石变法之弊，被出为杭州通判，徒知密、徐、湖三洲。又因有人告他作诗讽刺新政，贬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哲宗即位，历知登州，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六年召为   林学士承旨，复遭人馋毁，出知颖州、扬州，召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出知定州。绍圣初（1094）御史劾他掌内外制时所作词命“讥斥先朝”，以本官知英州，未至，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在今广州）安置，三年后又贬至琼州别驾，居昌化（今海南昌江县）。元符三年（1160）徽宗即位，将苏轼赦还，然而翌年于常州去世。（《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苏轼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东坡七集》等传世。
    在苏轼被贬到惠州的时候，曾顺便参访南华禅寺，与当时的住持重辩禅师结下深厚友谊，此后重辩知苏轼精于书法，特地请他写下唐代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大鉴禅师碑》、然而苏轼认为王维、刘禹锡二人的碑“格力浅陋”，非柳宗元之碑可比，未予书写，只将柳宗元的碑写出，并写《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说：“长老重辩师，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不可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故具石请予书其文。”可见二人交往感情之深，重辩请苏轼书写柳宗元碑石为了在南华禅寺刻石立碑。然而在元符三年十二月（已进入公元1100年）苏轼被赦还北经曹溪时，重辩已去世二年多，接待他的是明禅师。据《重修曹溪通志》卷二，重辩和明禅师皆是临济宗禅僧。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苏轼应南华明禅师之请，在寺院墙壁上撰写论“儒释不谋而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等无有二”意旨的题记。然而就在此年七月，他北上到常州，翌年于常州因病去世，谥号曰“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此后，南华禅寺在元、明、清也曾几度兴衰，多次修葺。为修复寺院，再兴祖庭作出贡献的禅师、护法居士代有其人，其中功绩最卓著的高僧有明末的憨山德清（1546-1626）、20世纪30年代的虚云和尚（1840-1959）。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对南华禅寺曾多次拨款维修，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寺院幸好保存完整。1982年恢复丛林方丈制度，惟因法师受请出任南华禅寺方丈，其弟子传正法师倾心襄助，致力寺院的修复，扩建；严正清规，加强寺院管理；又建立佛学培训班，培育僧伽人才。1990年，惟因法师去世，传正法师代理方丈，主持寺务并继续修缮寺院，后因积劳成疾，不得已辞去寺务回汕头疗养。1999年，传正法师应两序大众邀请，复返南华禅寺接任住持。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传正打和尚团结常住僧众，重新制定规划，修复和扩建寺院建筑，绿化和美化环境，兴办佛学院，发展僧伽教育，又从事社会慈济活动，开展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为复兴岭南第一禅宗祖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8年笔者在出席于广州光孝寺举行的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学术研讨会之后，曾来南华禅寺参观，看到宏伟庄严的寺院建筑和造像，并且第一次瞻仰礼拜六祖慧能的真身坐像。对于常年从事中国禅宗研究的我来说，心中的感动是难以言表的。今年9月到乳源县云门寺出席纪念该寺佛学院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应传正法师的邀请再次到南华禅寺参访。2002年恰是南华禅寺建寺1500周年，传正法师与全寺大众正在举办纪念法会和学术研讨会而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来到南华禅寺门前，我就感到寺院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很大，与几年前很不一样了。门前已无小贩拥挤叫卖的杂乱喧嚣，广场变得开阔而洁净；一进山门，便能感到处处修茸一新。特别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庭院内绿树环抱成荫，绚丽多彩的各种花草散发着芳香，院落长廊打扫得十分清洁。传正法师又带领我们一行参观了即将完工的佛学院教学楼，说是在11月觉行纪念建寺1500周年活动时，就要举行开光典礼。这一切都令笔者兴奋不已。
    六祖慧能大师于唐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圆寂，到明年正好是圆寂1290周年。南华禅寺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隆重纪念建寺1500周年的活动，也可以兼作纪念惠能大师圆寂1290周年的活动。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普通的佛教研究者，笔者衷心地祝愿南华禅寺在新世纪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弘法利生、庄严国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做出新的成绩。
    宋立道、黄夏年、华方田三位同志新撰《南华寺史略--千年古刹南华寺》，是为纪念南华禅寺建寺1500周年活动的献礼。传正法师希望黄心川先生和笔者为此书写序。准备了几天，迟迟下不了笔。最后，结合自己的禅宗研究，拟成以上这些话，是为书序。

2002年9月15日凌晨2时
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