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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佛教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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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佛教文化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1 12:5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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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六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后由崇佛者获得胜利，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五四六至六四五）、奈良时代（六四五至七八一）、平安时代（七八二至一一九二）、鎌仓时代（一一九二至一三三三）、室町时代（一三三三至一六○○）、江户时代（一六○○至一八六八）、明治维新之后（一八六八至？）等七个时期。
一、飞鸟时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着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六五三），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二、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佑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三、平安时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着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四、鎌仓时代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鎌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鎌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法然（源空）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荣西提倡兼融台、密、禅的临济宗；慈圆中兴天台宗、贞庆中兴法相宗。
第二期：明惠提倡华严宗的“信满成就”论；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日莲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鎌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五、室町时代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另外，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如农民及下阶层人，以争取有利形势，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
六、江户时代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七、明治维新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中以日莲系分化出来的最多，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发展极为迅速。
［注释］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受肯定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佛像、经论.日本各界面对佛教的传来，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认为佛是“他国神”，是“蕃神”，惟 恐引致国神之怒，而将佛视为灾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苏我氏，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而苏我氏崇佛与物部氏反佛的信仰之争，除引发佛究竟为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外，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立场。
日本佛教发展的分期不甚相同，今所列参照《佛教．教史．日本佛教简史》。
圣德太子（五七四至六二二），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为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隋朝时曾派遣留学生至我国。太子大力提倡佛教，重大功绩如下：开讲佛经并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礼遇高僧，拜惠慈法师为师；制定宪法笃敬三宝；设置僧官及颁布僧尼令；遣使入隋，求取经论；兴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广隆寺、法兴寺等，并铸造佛像；设立悲田院、敬田院，从事佛教救济事业。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圣德太子一生，对日本佛教传播及发展，居重要地位，不只奠定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及儒学成为日本思想文化重要的部分，史称“日本佛教之祖”，深受日人敬重。
鉴真大师（六八七至七六三），为唐代高僧。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叡、普照等来唐留学，请师东渡弘传律法。师虽五次东渡未果，其间颠沛长达十一年之久。后虽双目失明，仍不稍减其赴日之志。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七五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复请师东渡，是为第六次启航，抵日，受到日本朝野举国的崇敬，圣武天皇敕封为“传灯大师”，并请师在东大寺开戒坛，天皇亲自登坛受菩萨戒，并率皇后、太子等共五百多人受戒，是为日本佛教戒法的滥觞。师携往日本的大量佛教经像、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建筑皆有相当贡献。
圣武天皇（七二四至七四九）与皇后（光明皇后）皆虔信佛教。圣武天皇以华严思想实现政教合一的理想，明显表现在东大寺及国分寺的兴建上。圣武天皇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作为中心的附属，这些国分寺都有封户和土地，僧众须定期诵戒，及读诵《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护国经》等护国经典，藉僧尼的修持，达到护国的目的。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设有佛教组织体系。
奈良六宗又称南都六宗：
三论宗，系由高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西元六二五），由高丽僧慧灌（吉藏的弟子）传入，成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二祖智藏，三传道慈，并创法系为“大安寺流派”。智藏传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流派”。大致说来，奈良之前系以三论宗为佛学主流，而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期，三论宗渐趋式微。
法相宗，有四传：初传为道昭（曾师事玄奘），携回舍利及佛经，安置于法兴寺东 南建禅院。二传为智通、智达，亦曾入唐师事玄奘及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又称“飞鸟传”。三传是智风、智鸾、智雄。四传为玄昉，曾入唐从慧沼弟子智周学法相，后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御笠传”。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
律宗，有三传：初传为汉人司马达之女善信尼（曾驻锡于百济樱井寺），二传为唐僧道叡，三传为鉴真大师，然前二位皆未传戒法，直至鉴真大师才筑坛授戒，史称“日本律宗始祖”。后以唐招提寺为律宗本寺。其后此宗渐次式微，至实范、觉盛、叡尊等人相继而出，律宗才又复兴。
华严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传入华严章疏，后由高丽僧审祥法师开讲晋译《六十华严》。审祥曾入唐从法藏大师受学，后宣扬华严思想，日本即尊审祥为初祖，良辨（曾受学道璿）为二祖，良辨弟子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由于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因此当时的华严实有帝王宗教之势。
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中国或日本，仅为一学派，正确传入日本时代不可考，一般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道场。
成实宗，系依《成实论》得名，惟实际上并未成立宗派，仅附属于三论宗之下。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前期的圣德太子及此期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不少佛教诗歌。而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不断的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保存有当时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像、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可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和书道文化也很有贡献。
又称“传教大师”（七六七至八二二）。延历二十三年（八○四），与空海同行入唐，从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天台教义，从天台山翛然受牛头禅，并从道邃受大乘菩萨戒，后又从顺晓受密法。翌年返日，于比叡山建立道场，盛弘天台义理，兼传密宗和大乘戒法，创日本天台宗。最澄所创的日本天台宗，将天台、密、禅、律四宗融和为一，倡“圆密一致”、“四宗合一”，称为“台密”。
又称“弘法大师”（七七四至八三五）、“高野大师”。延历二十三年入唐，从青龙寺惠果阿闍梨受传法灌顶，密号遍照金刚，成为最早受习真言教学的日本僧人。日本大同元年（八○六）返日，后建高野山金刚峰寺及平安东寺为永久道场，创日本真言宗。天长五年（八二八），创建综艺种智院，教授道俗弟子诸学，确立密宗教学，该院亦为日本最早私立学校，后人称空海所传密宗为“东密”。
即最澄、空海、宗叡、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与天台及真言两宗合称“二宗八家”。
由于政治的纷乱，寺院生活趋于世俗化，僧兵亦有暴乱的现象，因此出现末法思想。
念佛往生派，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在鎌仓时期发展隆盛，念佛宗的创始人是天台宗系的良忍。此“念佛思想”在奈良时代即有弘扬，但成为民间大众化信仰，则是空也上人的大力提倡。良忍的弟子源信撰有《往生要集》，将有关净土教义的一百六十多部经典编列在一起，有系统的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鎌仓净土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另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平安时代也有净土思想的盛行，但仍附属于他宗的地位，直到法然上人（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时，净土宗方告独立，是为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上人因读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及源信的《往生要集》而归命念佛，他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称名念佛。由于简单易行，便迅速扩展开来，但为当时保守教徒所非议。法然着有《选择本愿念佛集》，门下弟子很多，并各自成派立宗，其中亲鸾开出净土真宗 ，一遍开出时宗，迄今仍为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可见法然对日本佛教影响之大。
荣西禅师于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学习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归国，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后世尊其为日本禅宗开山祖师。他主张天台、真言皆是禅者应学之教，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特色的临济宗。又因师精通饮茶养生法，撰有《吃茶养生记》，为日本茶道的肇始。
鎌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批评最强烈。另法相宗的贞庆，对法然的专修念佛亦采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后不能认同，因此严加批驳。代表其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
亲鸾所创净土真宗，以弘扬弥陀真实教义而立名，以一心一向归命阿弥陀佛为宗旨，故称一向宗。其以净土三经及《十住毗婆沙论》、《净土论》为根本经典，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一书，而立“教信行证”四法的教义。法然主张以念佛为主，亲鸾则强调以信心为本的他力往生说，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即可仗佛力往生。又已得信心者，必住于正定聚，而与如来相等不二。亲鸾认为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至亲鸾的曾孙觉如，正式以本愿寺为真宗大本山，第八世莲如，教势蓬勃发展，惟彼时德川家康忌惮本愿寺势力过盛，故于庆长七年（一六○二）将本愿寺分为东西两寺，即今之两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称本愿寺派，东本愿寺称大谷派）。此外，亲鸾门叶繁荣，流派渐次分立，总称真宗十派。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二十三岁入宋求法，遍参禅宗诸师，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之风），并得印可。归返日本后，创建永平寺，大扬曹洞禅，永平寺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道元所传的禅风主张“修证一如”，亦即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故提倡“只管打坐”的实践法门。
奉《法华经》为唯一佛教经典。认为《法华经》是一切经的耳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藉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即可感得常寂光净土，此即为该宗唱题成佛的特色。日莲另着有《立正安国论》，表其确立正法（《法华经》），以消除天灾人祸，进而安定国家。因此，日莲宗的教义不仅限于个人救济，更重于救济社会及国家。然有强烈的排他性，也因而引起其他宗派的不满。
一遍所创时宗，取名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其传教方式为“踊跃念佛”。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须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主张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如能一心不乱念佛，死后即可往生。
禅宗初传入日本时，与当时的武士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培养的方法，所以禅门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也增长禅宗的盛行。
“五山文学”，时当宋僧一山一宁赴日的鎌仓末期开始，至室町时代，活跃于日本文坛而以五山为中心的文学。在鎌仓时代，中国高僧赴日以及日本学问僧的入宋不绝于途，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其中以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一山一宁赴日后，掀起风潮，其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代，开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临济宗僧。为宇多天皇后裔。九岁即通学内外典籍。后悟佛法本非义学，乃参禅于一山一宁、高峰显日诸师。正中二年（一三二五），应后醍醐天皇的召请，住于京都南禅寺、鎌仓圆觉寺，大扬禅风。其法系并非单纯的禅风，尚带有密教色彩，形成梦窗派（一称嵯峨门派），嗣法弟子五十余人。
即宗峰妙超（一二八二至一三三七），临济宗僧。十一岁出家，嘉元三年（一三○五）后，参学于南浦绍明，后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园天皇及后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号兴禅大灯国师、高照正灯国师。建武中兴时，受封为无双禅苑宸翰，推为五山第一。
是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净财的募化、新寺的建设等对寺院制约所设立的法令规章。德川氏先后颁布比叡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将佛教纳入他的封建政权体系中。
是将全国每个国民都归属在寺院中，每人选择一宗的一寺，并自为檀那，负有维持寺院的费用开支及寺院住众生活的责任。反之，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权，凡檀那家遇结婚、生产、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属寺院开立证明。其实建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为肃清耶稣教的势力。
为防制外来文化思想，具体表现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神道应时复兴，尤在江户末期，神道教于政治上的需要较宗教上的需要更为殷切，而成为当时政教混合的主流。
因受日本“本地垂迹说”，揭示神只为佛陀所化现，因此各种神只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视为佛菩萨的变化身，故而推论神只即佛陀，神佛一体。因此，佛教已经成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体系之内，方有尔后“神佛分离令”的实施。明治元年，朝廷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恢复任命神只官，全国神社与佛教分家，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像及禁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中着僧服的神职人员恢复神职服饰，神社自行独立，脱离佛教系统。
详见第二十课新兴教团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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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李伟 责任编辑：李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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