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变化往往极为敏感地反映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一般民众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反映了所参与者的共同追求和价值取向，并通过这种运动的展开，达成一定共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信仰系统，并以此为行为准则和共同目标，于内以教祖为核心凝聚共享信仰生活，于外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试图改变社会现状。

一般来说，新宗教的教说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宗教相比，有如下几个较明显的特征。即关注现实问题，追求现世利益，顺应时代潮流，教说的个性化、通俗化等。因此，教理内容简明易懂，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其教义内容多源自于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尚处于形成阶段，教义主张混杂、易变，理性层次不高，不乏为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提出的极端主张。积极参与这种运动者（教祖或信徒），多为难以接受变革中的社会新价值体系或苦于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者。为能够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确立自我，寻找出路，常常试图将社会现实矛盾投射到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来寻求答案。因此，新宗教比传统宗教更关注现实社会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并试图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回应这部分群体的社会生活需要和宗教诉求。新宗教的教说就是在这种动态的社会环境中，教祖及其追随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的。当然，因新宗教的每个教派、教团所处历史、社会环境之不同，再加上其规模、活动方式的不同，其教说极为个性化和多样性。因其过分关注现实，很难提升其理性层次，甚至不少新宗教教说长期处于形成或萌芽状态，显得不成体系，甚至显得极为幼稚。

韩国学界对新宗教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多处于个案研究阶段，尚未有人对此作过深入而系统地总体把握工作。但通过分析其教典、出版物、传教内容、活动方式，不难发现这些宗教教说的共同点或较一致的主张。本文就韩国新宗教诸教团的教理中，就其较代表性的主张加以概括并作系统介绍。

一、后天开辟思想

考察早期韩国新宗教的共同思想特点，最具特色的是“后天开辟思想”。所谓“后天”是相对于“先天”而言的，是早期新宗教创始者们的历史观中投射出来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以宗教创始人的历史观和宗教体验为基础，特定时期以前为先天，之后谓后天。具体来讲，李朝末期，儒教完全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维护两班阶级特权的思想工具。农工商和贱民阶层在两班特权阶级的压迫下，民不聊生。当时的佛教不仅受朝廷排斥，而且，除了极个别的修行者外大多堕落成性，早已远离了受苦受难的民众。刚刚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又被正统势力视为“异端邪说”、“卖国宗教”，不准下层民众接触。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中厌世情绪不断扩大，对特权阶级的反抗心里也达到了顶点，社会上各种谣言、谶说四起。正如《郑鉴录》中记载，到某一个时期，李氏朝鲜行将灭亡，郑氏将继承国统，在鸡龙山建都等等。下层民众以各白的方式渴望和期待理想社会的到来。为顺应这种民意，新宗教创始者们导入和阐发“后天开辟”思想来预示新时代的到来。“先天”、“后天”一词源于《周易》·乾卦，文言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先天”、“后天”是抽象化了的时间概念。“天”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超越人间，支配人间的绝对存在。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其形而上的意义得以进一步提升和绝对化。一般来说，在韩国新宗教里教祖开始宗教活动的时间为其“先天”与“后天”之分界，即开辟“后天”之始。广义上讲，“后天”指在教祖的宗教理念的倡导和影响下，受苦受难的民众得以解脱，迎来的理想世界。“开辟”二字将其实现过程进一步庄严、神圣化，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当然，其中蕴含着对浑沌、愚昧的“先天”的彻底否定和对理想“后天”的向往之蕴意。尽管每一个教团中具体所指不尽相同，但总的理论倾向是一致的。

崔济愚（1824--1864)的东学思想中认为，先天时代的宗教追随者们的信仰对象是位居天界的“上帝或天主”。后天时代的宗教则是在人界供奉上帝，旨在建设地上极乐世界。先天时代的伦理、道德是严格区别尊卑贵贱的阶级主义伦理，而后天时代的伦理则是肯定所有人类平等无差的绝对平等主义伦理，即事人如天。也就是说，东学与西学一样，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神。但这个上帝不是远离人类的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人类同处这个现实世界。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皆与“上帝”同存，因此，诚心诚意地供奉这个“上帝”，就有构筑地上天国的可能，人类在现世就与上帝共同生活在地上天国。供奉上帝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修心正气，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诚、敬、信。东学所说的

“人乃天”或者“侍天主”中就包含着这些思想。东学思想到了天道教阶段进一步阐发为精神开辟、民族开辟、社会开辟的“三大开辟”，并具体运用到宗教实践中。

一夫金恒（1826--1898）在其《正易》中认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谓后天开辟。他对《伏羲卦图》、《文王卦图》、《河图》、《洛书》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人类的新纪元即将到来。其后天开辟思想主要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其一为日月开辟，认为宇宙运行的秩序将发生变化。他认为日月代表天地自然，而现行的日历应由“闰历”改为“正历”。因在先天的根本历数375度，出现了15度的亏空，这样一年将变成360天，这样的后天世界才是宇宙最终完成的世界。其二为神明开辟，认为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将发生变化。他认为其《正易》己经揭示了根本上改造人类的途径和方法。即宇宙的日月开辟只有通过人类的主体的精神革命才能得以实现。在他看来，易数原理和精神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真正实现后天的神明开辟的社会，需要人类的不懈努力。

少太山朴重彬（1891-1943)在其开教动机中指出“物质既己开辟，精神更须开辟”。具体地说，“目前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使得使用物质的人们之精神日渐衰弱，而供人们所使用的物质之势力却日益增强。这种势力逐渐征服了人类的精神，使之受物质支配。其结果是人类沦为物质的奴隶，生活在无边苦海中。因此，人类通过宗教的信仰禾！基于现实的道德训练，增强精神力量以征服物质势力，引导生活在无边苦海中的一切生灵进入广大无量的乐园，是为开教动机。”由此可知，圆佛教所指的“先天”是物质支配的世界，而“后天”则是通过道德修养，加强精神力量，于个人实现灵肉双全，于社会建设文明的道德世界，即“广大无量的乐园世界”。为此强调对法身佛一圆相的信仰，要求信徒注重道德修养，以身作则来实践利他主义，通过开辟健康精神，治愈病入膏育的社会，建设后天的乐园世界。

此外韩国新宗教中还有，罗哲（(1863-1916)大倧教的开天观；姜一淳(1871-1909)的甑山教的后天开辟思想（即精神开辟、人间改造、世界开辟）等。另外，韩国解放后形成的众多新宗教教团的教理中也有不少是沿袭这一思想倾向的。韩国新宗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后天开辟思想在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主张后天开辟思想的教团朝健康的方向引导教团，则对教团自身的发展，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相反如果教团采取封闭的经营方式，极端强调教祖“开辟”后天的能力，或强调离开了社会现实的“后天开辟”，则容易与社会形成紧张关系，或走向反面。

二、人尊思想

韩国的新宗教中，从东方传统宗教中派生的教团皆具有人本主义特征。这种特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试图将民间信仰加以系统化的所谓民族宗教。这种倾向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有较大的不同。西方宗教尽管注重人的作用，但根本前提是人类为神的创造物，因此，人的自由和尊严皆由神来赋予，即在神本主义为前提的人的自由和尊严。韩国的新宗教则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他们否认人类是按神的意志创造的存在，否认人类隶属于神。他们把人和神看作同等的存在，有时甚至更加重视人的存在。也就是说，韩国的新宗教比西方宗教更强调人本主义。

东学强调供养人，对待人如同供奉上帝一般，这就是所谓的“事天如人”。东学把人放在了宇宙中最核心的地位。东学创立初期的事天如人的思想进入到20世纪，演变成了“人乃天”的思想。把人类和神看作同一层次的存在。这种思想强调，只有把人类和上帝当成同等存在，才能解放人类，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东学里提出的“侍天主”、“为天主”思想，并不是为强调供奉其他的神。他们认为人类的上帝存在于人心，所以人类和上帝等同，这里强调的就是“神人合一”、“神人同格”在韩国新兴宗教中，人尊思想倾向最为强烈的是甑山教。甑山教反对人从属于神或人神同格，反而更强调人的存在的重要性，把人类当成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神从属于人。这些甑山教的理论表现在创始人姜一淳的教说之中。例如，认为“只注重天，不强调地，乃不知地德”，“神报抵不过人报”，“人尊要大于天尊、地尊，人尊时代即将来临”，“神将歆享事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句话，现在要改成谋事在天、成事在人。”这些思想都强调人比神更尊贵，是比神更为重要的存在。这些思想尽管源于儒家的“天地人”思想，而今却变为“人地天”神人同格的思想，并不仅仅出现于东学、甑山教的教理上，这些理论是韩国新宗教的较一致的主张。例如，“对待一切事物，都要像供奉佛祖一样，须怀敬畏之心。”“佛祖就像你身边的所有一切，处处佛像，事事佛供”等圆佛教的法身佛一圆相信仰；强调三真归一、弘益人间思想的大倧教教理；主张人类是上帝的分灵的灵主教灵命思想等都是将人和神放在了同一层面上的新宗教教团。

韩国的新宗教强调的人尊思想，也包括对自由和平等的强烈的渴望。他们强调自由和平等是最宝贵的价值，只有人类社会实现了白由、平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潜能。因此，到了李朝末期，他们要求取消贫富、贵贱、嫡庶、男女等差别。因为社会的等级制度会严重抑制人类自由和能力的发挥，造就不公平的社会。他们尤其关注受到社会排斥和压迫的农民、劳动者、都市贫民、女性，要求营造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反对一切有损于人类尊严的社会制度。由上可知，韩国的人本主义的产生与其社会历史分不开。历史上韩国社会长期由传统的儒教伦理支配民众精神生活。但是，由崔济愚倡导东学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新宗教大量涌现，否定旧有的阶级差别，倡导人本主义。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客观上讲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三、选民思想

一般来讲，新兴宗教的信徒们不会信仰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和佛祖。他们所信仰的是一个能够看得清、摸得着的宗教领袖。对新宗教教祖和创始人的信仰，往往还伴随着选民思想。根据韩国新宗教的一般性教理，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将会清除一切旧有的存在，并展现新的真理，救助人类。他会把全人类集合成一个大家族，营造地上天国。这些救世主，通常是新宗教的创始人或教祖本人。并认为这些救世主多出身于韩民族，使用韩语。因此，他们的降临地极有可能是韩国，这意味着救世主来到白己的身边。这说明韩民族是迎接救世主的民族，即为救世主所选定的民族。这些主张强调救人类要从韩民族开始，全世界要以韩国为中心形成一个大家族。

这些主张，在韩国传统宗教中亦不乏其例。而新宗教的创始者们则利用信徒们渴望得到尊严、人权和幸福的心理，把传统宗教的选民思想加以夸大，作为扩大教势和组织教团的手段加以利用。

韩国的不少新宗教教团都宣布，韩民族为后开天辟时代的主角，朝鲜半岛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例如甑山教强调“我国是世界的上等国，真理将出自这里，我们民族即将得天下”。更定儒道于1954年宣布统治全世界的大政府将在韩国形成，并把这个信息以书面形式传递到了联合国。灵主教也强调韩国将会成为世界的宗主国，韩民族将会成为  “主国民族”。天地大安教也强调，“韩国是五行地，是世界的中心”。传道馆、永生教、韩国基督教伊甸园圣会等基督教系的一些新宗教团体，则根据《圣经》创世纪篇第30章6节的内容认为韩半岛是檀君建立的国家，而檀君就是亚伯拉罕的嫡子。

新兴宗教创始人和教祖人都有特别的称号，而各教团对韩国和韩民族也有不少特别的称号。例如，檀君教所说的“原主人”，三光修道院所说的“先知者和司祭长的主体国”，日月山基督院的“末世审判的避难处”、“新世界的领地”，正道教的“天下万国的救世主”，世界一和平国的“新选民”，新日修道院的“世界统一的新王国”，东方都里的“东方选民”等等，都极力强调韩民族是“被选择的民族”，韩国是世界“宗主国”。

基督教在韩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韩国文化融合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力宣扬韩民族为选民的思想。特别是基督系新宗教将韩民族是选民的思想说明得更为具体。他们认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为选民，而他们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被剥夺了选民的资格。因此，新时代的选民非韩民族莫属等等。

韩国的新宗教的理论家们认为，韩国举办奥运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等一些事实都证明了上述的说法。这表明韩国成为世界的宗主国，世界各民族中的主导民族是早已预定的结果。与此同时，韩国也是东西冷战的焦点，南北问题的交叉点，也是韩国能成为世界中心的一个旁证。

由上可知，选民意识是韩国新宗教教说的代表性主张之一。韩国新宗教的选民意识是，以外来势力的侵略和压迫下形成的韩民族的被害意识为基础，结合宗教意识形成的一种极为复杂的虚幻意识。因此，他们把苦难的民族受难过程当成了被上帝选择的条件和过程。他们通过这些思想，对过去不自由的自我加以否定，并试图找回真正的自我。

韩国新宗教的救世主信仰和选民意识，是受到压迫和剥削的韩国民众的解冤过程的曲折的表现。是深暗韩国历史进程，特别是韩民族心理的新宗教创始人们的“巧妙的利用”。当然，信徒们很容易被其说教所迷惑，试图通过这种信仰从痛苦中得到解救，憧憬白己和民族的美好未来。然而，这些虚幻的教说，容易使信徒们耽于自我陶醉、排他、偏激、狂妄，走向国粹主义。更为严重的是，当追随者们发现这些说教得不到兑现时，又将陷入无尽的失望，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四、解冤相生思想

在韩国新宗教的理论家们看来，“先天”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以致人们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冤和恨。也就是说，这种相克理念成为了先天时代的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也是现时代所有矛盾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若要解开历史和现实中被统治阶级压迫的下层民众的“冤恨”的情结，首先必须“解冤”。韩国新宗教的很多思想，深究其根源皆与这种解冤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某种意义上说，韩国新宗教的救世主思想、选民思想、地上天国思想、末世思想等都是为排解“冤恨”的情结而产生的教说。

韩国新宗教中甑山教的教理就是以解冤相生思想为核心构筑的。甑山认为“先天有相克之理支配人间，因此，所有的人和事皆违于道意，所积怨恨溢于三界，世间杀气横行，怨恨载道。因此，必须更定天地度数，确立神道，解万古之恨，以相生之道开人间仙境，立造化政府教化百姓，共享天德地德，建设地上乐园。”具体来说，解冤是指解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结下的冤，最终人与神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冤也要化解。据说，韩国的解冤思想源于韩国的传统信仰，即韩国的民间巫俗为其原型。

而传入韩国的基督教系新宗教也大力阐发《圣经》中有关解冤的思想要素宣扬解冤相生。基督教系新宗教一般认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导致与上帝结下了冤恨。因此恶缘人类只能生活在充满冤和恨的世界上。人类自身因罪恶未能进入理想世界，因此心里自然也充满了冤和恨。上帝为了解除这种冤恨情结，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百般寻求救助人类之道，但最终人类自身未能尽到义务，因此，这种冤恨变得越来越深重。基督教系新宗教们还认为，耶稣是以“成熟的亚当”来到了世界，但他没来得及救度人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因此，耶稣心里也埋有很深的冤恨。人类最终的使命就是要解除与上帝、耶稣和所有圣贤之间的冤恨。如，统一教于1975年5月1日举行了解除冤恨的“总解冤仪式”，并把每年阳历5月1日定为“胜恨日”。

韩国新宗教的主张中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解冤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即相生思想。相生是以解冤思想为基础，相生内容包括在尊重生命的大前提下，互敬互让，和平共处，相互提携，最终共同生活在教祖们所描绘的理想的乐园。理论上讲，实现相生的前提应该很多，但韩国新宗教的相生思想是以解冤为其前提的。解了冤才能相生，要相生必须解冤，才能由相克走向相生。相生思想的这种逻辑结构，应该说是由韩民族的独特的社会历史所决定的。首先，众所周知，李朝末期以来的韩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其次，历史上，韩国民间信仰中解冤相生思想根深蒂固，再次，新宗教产生的历史时期正是韩民族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身心伤痕累累，走投无路的时期。因此，一般民众强烈期盼相生的理想社会的到来，但其前提首先是解开根植于民族心灵深处的症结—冤和恨。韩国新宗教的创始者们准确地把握了民众的这一精神状况，回应了这一心理诉求。后来的新宗教教团中沿袭这一理论者不乏其人，他们从相生理论出发，结合现实状况，将相生理论扩展到南北民族统一，乃至世界和平等广泛的社会领域。

五、统合思想

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不同思想文化融合或和谐共处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韩国文化亦不例外。韩国人的意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中这种特点也较明显。韩国的新宗教是以这种韩国人的意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基础，构筑其教理体系的。

考察韩国新宗教的教说，可以发现其中有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巫俗等因素混在一起。他们的神观里带有儒教的伦理，佛教的各种宗教理念以及基督的创世主概念和人格神内容等等。在修行方法上，也相互取长补短，有诵咒文、断食、禁食等道教性质修行方法，也有消灾祈福的巫俗性质的仪式等。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把这些内容混溶在一起，而是试图汇集其不同要素来补充或构筑新的具有创意的教理和修行方法。因为对于新宗教教团来说，教说主张和修行方法的创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新宗教的创始人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吸收、统合各种思想要素的必要性。创东学的崔济愚强调东学为“吾道非儒、非佛、也非仙，吾道是儒佛仙的合一”；姜一淳更坦率地说“昔日因局面小，事情少，因此一个宗教也能拯救国家的混乱局面。而如今局面大，事情又复杂，因此不把所有宗教和文化的精髓都加以融会，就很难把握和治理眼前的乱世。”

另外，韩国新宗教的统合思想进一步体现在要求宗教统一的主张方面。有不少教团的教说中强调只有所有宗教得以统一，才能建设理想世界。从一些宗教教团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宗教统合的思想倾向。如“世界一家公会”，“世界宗教联合法皇厅”，“韩国大道法皇厅地上天国建设本部”，“世界一主和平国”，“太极统一救国道场”等，这些教团都强调统合世界上存在的所有宗教。当然，这种统一是以我（教团）为中心的统合或统一。即使是一些规模小、不甚活跃的新宗教教团，也强调以本宗教为中心统一其他宗教。宇宙天主教甚至提出统合其它宗教的具体顺序，主张以天主教、基督教、其他宗教、无信仰者的顺序，进行宗教统一。韩国新宗教敢于提出以本教团为中心统一所有宗教的原因在于，认为既成宗教和其他宗教已极度腐败和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而新生的宗教不仅有新的教理主张，而且，有新的方法医治社会的病症。可以说，这一方面反映了韩国宗教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出新宗教的相互排斥和虚张声势。

那么，一个弱小的新宗教教团如何完成宗教统一的使命呢？这些新宗教一般认为宗教统一并非难事，只要救世主降临所有统一都将顺利得以实现。例如甑山教认为“基督教徒们等待的是耶稣的降临，佛教信徒们等待的是弥勒现身，东学教徒们等待的是崔济愚的更生，但只要其中一个人降临此世，皆应视其为己师，随其教诲。”当然，他们不忘强调自己的创始人或教祖将首先降临人间。

韩国新宗教的统合思想，也表现于圣与俗、物质与精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上。他们普遍反对以区别的的眼光看待精神界和物质界，宗教与科学等。主张把圣的世界和俗的世界统一起来，或强调自由出入圣俗或强调超越圣俗。例如新日修道院认为“合理地利用万物，会得到永远的王权”；圆佛教主张“开辟物质，开辟精神”等。

另外，韩国新宗教的统合思想，也体现在政治和宗教的统合上。韩国新宗教教团大多不赞成政教分离，向往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他们认为救世主并非单纯的宗教意义上的救世主，它是无所不能的，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作为新宗教的救世主的创始人或教祖需要现实的政治权力。这是新宗教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1894年以东学为口号发生的东学革命；甑山教创始人姜一淳为掌握政治权力而发动的宗教运动；1921年普天教教主宣布国号，自称东方联盟的盟主，登上皇位的事件；1954年更定儒道向联合国发送的有关建立新的韩国政府的文件都证明了新宗教对政治报有浓厚的兴趣和野心。

六、末世思想

一般来说，新宗教的产生与社会变革过程中种种不合理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宗教不仅抨击社会的时弊，而且，还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不论什么类型的新宗教，他们都有强烈追求现世的利益的倾向。因此，新宗教中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来世的教团也并不少见。他们都极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在现世解决所有的问题。新宗教的这种急躁心理主要表现于末世论。

首先，韩国新宗教的理论家们，把至今为止的时代称作先天时代，把即将到来的时代称作后天时代。他们把从先天时代转入后天时代的过渡期，叫作先后天交易期，即末世。他们认为先天时代经历了5万年，因此，必将会出现一个长达5万年的后大时代。这种历史观的来源较复杂，有的学者认为来源于《周易》，对此在前已作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而这种末世思想与传统佛教的末法思想应不无关系。按照佛教的说法，佛教在世间流传历经三个时期。即“正法”鼎盛时期、“像法”（延续）时期和“末法”时期。佛教认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佛教中的“末法”指远离佛教久远，佛法逐渐衰微，诸恶开始显现。

现代韩国新宗教的一些教理中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不合理现象是先大时代的特征。先天时代必然会出现穷人与富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因此必然会出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些对立、矛盾和斗争会使个人、阶级、民族、国家之间产生“恨”的情结，而恨的情结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当先天时代终结、末世来临时，先天时代的一切矛盾和不合理现象犹如洪水般袭来，将产生人与人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累积多年的怨恨，将一起迸发出来。在末世因为这些怨恨迸发，频繁地发生洪水、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甚至引发许多无法医治的怪病。这一切的发生是后天到来的预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最后经历“大审判”才能迎来理想的后天世界。经“大审判”结束末世，开启后天，所有怨恨将会烟消云散。在后天时代，受到压迫的人将会受到尊重，人类的白由和社会的和平将根本上得到保障，物质生活也极为丰富，世界上会出现一个自由、平等、正义、福祉的地上天国。人类将会在地上天国里永生，再也不会承受末世之灾和“大审判”。进入地上天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信奉他们的教说。大部分新宗教教团都会提出一些免受末世之灾和审判的密法和咒文。

这种末世思想在基督系韩国新宗教里也同样盛行。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直到现在，因由撒旦统治，所以世间充满罪恶。到一定时期会出现一个救世主颠覆这个社会，终结撒Q统治这个社会的历史，并对现有的制度和权威进行审判，消除一切恶的根源。救世主会在这个世界上建设一个充满上帝的爱、正义、和平的“上帝之国”。避免末世之灾进入上帝之国的唯一途径，与其他新宗教的主张一样，就是加入他们的教团。

新宗教的各教团都从各自的视角描述他们所指向的后天的“地上天国”。如东学、天国福音传道会、东邦教等将其称之为“地上天国”；甑山教称之为“后天仙境”；佛教系新宗教弥勒佛教称之为“后天极乐世界”；儒教系新宗教更定儒道称之为“春日园仙境”等等。

新宗教所提出的末世的具体时间也不尽相同。有的教团认为世界现在正接受审判；有的教团则认为现在就是末世；还有一些教团认为末世即将来临。新宗教中不是所有的教团皆提出末世论主张，但提出末世论主张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新宗教世界里，末世论的说法很多，但一般来讲，分为一般末世论和时限末世论。通常提出时限末世论的新宗教教团，因其否定现实的极端倾向，对社会构成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说，时限末世论的提出表明该教团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己表面化，不可调和。时限末世论往往成为加害于社会的邪教团体的I论依据。所提出的时限离现实越近，其社会危害越直接、越大。

七、结语

以上对韩国新宗教的代表性教理主张及总的思想倾向作了概括和介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韩国新宗教教理主张与传统宗教、民间信仰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能看出为因应变化了的社会的民众的宗教诉求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和思想倾向。但由于各种新宗教大多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民众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善于吸收现代文明和高科技的一些成果，再加上其活动样式灵活多变，更有不少教团尚未成熟或不稳定，对他们的教理主张作更加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可能一时还很难与危害社会和民众的邪教区别开来，有的将来也有可能演变成邪教。因此，对新宗教的教理主张及其相关问题必须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才有可能掌握新情况和新趋势，不断深化对各种新宗教的认识，进而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各种新宗教的未来走向，为社会的健康向前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