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关于经济、社会及文化因素与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生及发展的讨论中，文化因素，包括其中的宗教因素，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议题。例如图敏（Tumin），分析了宗教对民主政治产生的作用。他认为最早的民主现象出现在荷兰，其原因是当时的宗教宽容及宗教自由结束了对异议分子的残酷迫害，对推动民主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图敏认为，讨论文化因素，并不是同时否定社会和经济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

被称为“社会经济决定论”奠基人的李普赛特（Lipset）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990年，他撰文分析了基督教的个体主义观念在民主政治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确认，这种价值观对民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亨廷顿曾持“综合因素论”， 到1989年，他也开始强调主观文化因素。他指出，决定民主政治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文化因素，即态度，信仰，价值观念等。关于这个话题的论争还可能继续，但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即，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民主的产生与文化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民主的产生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必密切的联系，但是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在其中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泰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威权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状况来看，与上述关于文化因素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相比较，由于威权政治与历史上的专制制度有承传关系，因此文化因素与威权政治的关系应当是更加密切，是更为明显的决定性因素，而绵延数百年，在泰国人心目中有着深厚、神圣地位的佛教思想，是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最主要的来源。

佛教从传入素可泰王朝算起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一直是泰国历代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对1932年以来泰国威权政治的产生及其合法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学者一般认为，佛教是在素可泰王朝前期由印度传入的。约在佛历1800年（公历1357年），由锡兰传入了小乘教派，并在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教派。

兰甘亨大帝时期，佛教已经成为素可泰的国教。其后泰国数次改朝换代，历经阿育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直至现在的曼谷王朝，其地位从未改变。1932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以后，从首部宪法起，虽然一直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和宗教中的某一教派的自由，但佛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的地位从未动摇。今天，无论是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曼谷，还是在远离世尘的边远农村，随处可见金光闪闪的的佛寺，沿街化缘的僧人。

据统计，60年代末时，全国约有95% 以上的人口信仰佛教，共有佛寺25116座，僧侣184，873位，出家的和尚108，503人。90年代至今，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95% 以上。

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无一不与佛教有关，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从古代的素可泰王朝至今，“在泰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佛教始终起着支配作用。佛教对泰国人的信仰，有关尊严和忠孝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各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有极大的影响” 。

佛教思想对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波罗密（paramita）的思想

波罗密（paramita）是泰国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思想，是泰国政治文化中认同权威的源头，威权政治也由此获得了合法性。而波罗密的源头正是在佛经之中。

泰国诗琳通公主在她的学位论文《小乘佛教中的十波罗密》详细论述了波罗密在不同时期的佛经中的源流及其沿革。文章指出，在早期的佛经中，波罗密所表述的意义为“非凡的”，“优异的”，“出众的”以及“终极的”等，当时波罗密这个思想大部分出现在佛教的戒律范围内，有时也出现在世俗文化之中。在其后的佛经中，如在khamphee ubathan phutawong jareeyabeedog中，波罗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主要指佛教信众应遵循修炼的十条戒律，信众只有照此修炼，方可成正果。这十条戒律是:than （施） sin （戒） negkhamma（出离） banya （慧） viriya（精进） khanti（忍） saja（真谛） athisathan（祈祷） metta（慈） 及 ubegsa（中性）。

可以看出，早期佛经中的波罗密关注的是信众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称“终极目标”，而后期的这十条戒律，则强调为达到终极目标所应遵循的“道德标准”或“行为方式”。

波罗密在世俗文化中并未特别区分“终极目标”或是“行为方式”，而是将其合二为一，经过新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人们应遵循的伦理和追求的目标。普密蓬· 阿杜德国王在1980年表彰资深优秀教师的仪式上，阐释了波罗密的意义，可以视为泰国当代对波罗密的最权威解释。国王指出，教师们所获得的崇高荣誉，是他们长期的辛勤工作所换取的，这个荣誉对教师来说是一种美德。一个真正的教师是只做好事和善事。好事和善事是指:勤奋努力、慈爱奉献、坚韧忍耐、克己守德、甘于淡泊、坚毅刚强、忠厚诚挚、仁和友善、公平正值、聪慧睿智。国王总结道:“当一个真正的优秀教师做到了这些，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了波罗密。这个波罗密的建立和善行的增加，一定会滋润其心灵，使之纯洁而高尚。”

在泰国的政治文化中，波罗密毫无疑问是通向权力和财富的最根本的依据之一（与之相匹配的，是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积德行善（punya,或paramita）是通向成功的根本原由）。泰国人认为升迁、获得权力和财富全然是波罗密使然，因此，波罗密应当是对于一切向往权力和财富、向往非凡以及出众的人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

立琦教授将“有波罗密”的威权政治领袖人物的特征归纳如下:

1，有声望，有知名度。指在某一职业圈或全社会有很高的知名度，即英语中所谓的“visibility”。一提起某人，人们或曾闻其声，或曾见其影，对其业绩有一定的了解。

2，表现出能胜任现职务的能力，特别是具备支配其下属的能力。（与第一条相关）

3，具有领袖人物的特质，处事果断，能服众。

4，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为人公道，人们认为其是“好人”。

5，在其从事的职业中积累了相当的资历和经验。

6，形象好，举止得体。说话声音有吸引力（威严或悦耳）。身材高大伟岸，使人能感到其威严。

7，有社会地位。本人出身名门望族或妻子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

8，有经济实力。

9，如果是军人，其职位应有实权，人们会对其产生畏惧感。

10，有个人魅力，民众对其有好感。

立琦教授指出，如果同时具备了以上这10条，当然最好，但通常很难有这样的“完人”。只能说，具备以上这些条件越多“波罗密”就越高，因此，波罗密换句话说就是可接受的程度（ acceptability）

泰国的威权政治领袖中，披汶·颂勘元帅，沙立·他那叻元帅以及炳上将等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具有“波罗密”人物之代表:

披汶·颂勘元帅:军人出身，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如:陆军司令、三军总司令、特别海军司令、特别空军司令、政府总理、内政部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此人君子风度，谈吐悦耳，举止得体。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个人魅力。

披汶·颂勘元帅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耳轮低于眼眶，泰国人笃信面相，披汶由此得名布拉戈“blaek”，义为:特异、奇人。

沙立·他那叻元帅:军人出身，担任陆军司令、三军总司令，政府总理，警察总监等要职。此人说话声如宏钟，给人以威严之感。处事决断，言而有信，军中部属及百姓都对其惧怕三分。

他有自己的实业，直接或间接参与多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经营活动，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人们相信这些巨额财富都是与他的权力有关。仅去世后被查封、没收的财产就以数亿计）。

沙立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手中握有仅寥寥数语，但赋予总理绝对权力的“临时宪法第17条”。

炳·廷素拉暖上将:军人出身，担任陆军司令，内政部长、总理等。此人一生未婚，以正直、清廉著称。谈吐稳健，君子风度，在军队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新闻媒体和泰国人称其为“炳爸”。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波罗密与权威的实质性关系有2条:

1，波罗密是前世所为，是一种造化，不是凡人所能祈望的，因此，对有波罗密之人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只有认同。

2，对于绝大多数憧憬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波罗密。

这就为权力找到了一条有绝对性特征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是只有认同别人的波罗密，二是自认须继续去修炼，以求获得更多的波罗密，以求来世的造化。这种思想和“积德行善－作孽”“现世－来世”等佛教思想相结合，为威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更加圆满的道德伦理依据。

二，关于“积德－作孽” 及“前世－现世－来世”

在泰语中，积德行善（punya）常与波罗密一起连用，即:punparamita 。与波罗密比较，积德行善更多指因积善行而成的功德、造化，在很多地方中文也表述为“福”或“福气”等。“作孽”（bap）与之相对应，是指一切恶行。这一对概念是解释获得权力及财富或者遭受挫折、惩罚的原由:认为人们现在所处的地位都是因“善恶业”所生之果，因此，更多属于“前世”的范畴。对于前世的积德行善也好，造孽作恶也罢，现世人统统无能为力，对自己而言，只有认命，对别人而言，则只能是认同，即《瑜伽师地论》中所谓 “已作不失，未作不得”。

对前世的认同，并不等于在现世全然无所作为。在现世，佛教教育人们要去积德，而不要行恶。在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pun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佛事活动中诸如:为和尚化缘、去寺庙上香都称为thampun,即“积德行善”。而世俗活动中的一切施舍、一切为他人、为社会做的好事、善事，都是thampun，即积德行善。反之，一切贪婪、损人、自私、杀生等行为，都是恶行（pap）。

佛教的基本关怀是来世。现世对于前世来说是来世。现世的成功或失败可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此，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都具有极大的昭示作用。来世是希望和憧憬的所在，而来世的希望在现世。这样，人们就生活在了这样一个信仰的思想链之中:前世――认同，现世――修行，来世――希望。对于威权政治而言，这就获得了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和深厚历史渊源的认同来源。

如上所述，积德行善（thampun）是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的先天因素。这一条在泰国信众中根深蒂固，事实上，现在已经很难将世俗文化与宗教信仰区分开来，积德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世俗文化之中，成为人们判断、认同权威的一个基本的依据。

“积德”与“转世”常常是互为因果的一对概念。成书于素可泰时期的《三界经》（draiphumphraruang）和《三界经论》（draipkumvinichaikhatha）中已经阐释了转世的思想。数百年来，凡是关系到权力的获得或承传的事件，其合法性的来源都与都是前世积德，或英雄转世有关。甚至民间的聚众起事都从这里寻求合法性。“积德（bun）是前世行善的结果，行善积德的多寡，决定了今世的地位。有福之人是因为前世积德深厚，以至成为帝王，并以他的福气泽被众生” 。 如近代300年以来，泰国东北部的农民曾多次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起事的农民首领都以有波罗密之人、积善之人或有福之人自称（phumibun），以至在泰国的历史记载中将这类事件统称为“福将起义”事件。这些农民领袖往往称自己为某某前世英雄转世，祖上积德，绵延数代，今日托生，始成领袖。而这些故事并不是信口编造而成，其根据均来自前述的《三界经》（draiphumphraruang）及《三界经论》（draipkumvinichaikhatha），他们知道，这些故事在农民中广泛流传，有着极深厚的认同基础。“权势人物以‘积德’为借口，说，现世的穷人和没有权力之人，就是因为前世未积德，而富人和有权之人，则正是因为积德所至。因此，现在的穷富、有权和无权，是命中注定，你只有认命”。

宗教是一种信仰，它为人们提供了伦理道德的戒律，同时建立了一种决定论和一元论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人们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这种价值体系体现在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就是“认同”，即对命运与现状的的认同。这个认同包含三个方面:1，对极少数拥有权威与财富的人的认同，2，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现状的认可，3，对所向往的权力与财富的追求。

宗教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的超自然、超人间、并且能够主宰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因此，这个“认同”的威力非同小可，它使得威权政治也具备了相当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1932年以来泰国政坛的历届威权政治领袖，无一例外地罩在这个神秘力量的光环之下:从家世、学历、经历、资产、个人的禀赋直到面相，都能为获取了权力的政治强人或聚敛了财富的富翁找到合理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威权政治的产生及其合法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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