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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禅宗与中国文化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7-03)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有两个高潮时期。第一个高潮在春秋战国时期,持续时间约三百年,第二个高潮在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有两个高潮时期。第一个高潮在春秋战国时期,持续时间约三百年,第二个高潮在隋唐时期,持续时间约二百年。

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出现文化高潮,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奴隶制解体,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即当时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这些交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通过战争)。频繁的交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古代交通闭塞,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较大。当时文化形成四个大的文化区域: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邹鲁文化保持着周公以来的文化传统,维护宗法制度,严格等级秩序,尊重传统贵族的特权,以孔、孟儒家为代表。燕齐文化以山东半岛及渤海沿岸为基地,流行神仙方士、阴阳五行学说,以管仲学派、稷下学派为代表,后来发展为阴阳家。三晋处四战之地,社会环境迫使其注重耕战,提倡法治,打击旧贵族的特权,尚军功,重爵禄。多年的民族战争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攻伐,锻炼出一批人才,如商鞅、申不害、吴起、韩非等法家是三晋文化思想的代表。荆楚文化在江淮一带有深远的传统,歌颂自然而轻视世俗政治与法制,老庄、屈原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代表。秦汉统一全国,四个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发生了更多的交流,产生了汉代文化。

第二个文化高潮出现在隋唐时期(公元7—8世纪)。隋唐政权结束了近四百年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对内执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对外开放,保持陆地及海上的国际通道的畅通,从而给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吸收改造了外来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中国文化精华部分(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哲学作为文化的精华部分,禅宗哲学对后来的理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也改变着它的说教形式和学说内容,以求适应中国的环境。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政治上的适应和理论上的适应。

第一,政治上,佛教主动协助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巩固纲常名教体系。如沙门礼敬王者,沙门拜父母,僧人遵守世俗法律的管制等等。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佛教已不同于印度佛教。(唐朝义净在印度留学二十多年,深感中国佛教改变了印度佛教,对此很不满意,表示遗憾和惋惜。)中国历代反对佛教的人士指摘佛教违背了忠孝原则。佛教徒为自己辩护,一再申明,佛教的主张不但没有背离“三纲”的原则,相反,出家修道,倒是大忠大孝,可补世俗教化所不及。

第二,在思想理论上,佛教哲学理论力图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潮相适应,按照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前进。佛教义学(宗教理论)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中国哲学的许多显著的历史特征,在佛教理论中也有所反映。

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之际,但取得较大发展则是在三国魏晋时期。魏晋时期中国哲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本末、有无等思辨性很强的玄学。这一时期佛教理论界所讨论的是般若空的概念,出现了“六家七宗”。“六家七宗”是用佛教术语来阐发玄学关心的本末、有无问题。六家七宗的思想体系是玄学化了的佛教哲学。当时哲学理论界与佛教理论界所讨论的,都属于哲学本体论范围。

哲学思辨不断发展,中国哲学界逐步由本体论进人心性论。佛教理论的重心已由般若学的本体论转入涅般木学的心性论,开展佛性问题的探讨。佛性论的实质即心性论,佛性问题即心性问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理论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佛性论。

南北朝到隋唐,继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又上了一个台阶,由本体论进人心性论,佛性论由中国哲学史中一个支流上升为主流,在隋唐时期它已发展为完整的心性论,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它又是一个消费单位。这种自然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产品只是为了自足,而不是为了交换。与此相适应,自然产生家长制统治。禅宗在唐中期以后,把世俗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搬到佛教内部,除了不娶妻生子以外,几乎完全过着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活,寺主是家长,僧众是“子弟”,僧众之间也维持着封建宗法制的叔伯、祖孙的社会关系。因为禅宗的世俗化,比其他宗派更彻底,同时又维持着自食其力的规则,所以可以不受经济来源断绝的威胁,一代一代传下去。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它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中国化。它与在寺院中运用小农经济是相适应的。禅宗在经济体制上与中国封建社会融洽一致,不劳而食的习惯有所改变,减少了被攻击的口实。其他宗派的寺院经济来源是靠别人的劳动,与世俗地主和政府有利益矛盾,其发展和生存受到较多的限制,在生存竞争中,显然禅宗占优势。

思想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这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则。

有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地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才会产生自给自足的哲学思想体系。禅宗的流派很多,照唐人的记述有大小十几家,细分起来应当不止这么多(主要参见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及南北宗的禅宗记载)。不论他们的教义有多少分歧(有的主张无念,有的任自然,有的主自悟,有的主顿悟,有的主渐悟,等等),但禅宗的共同的信念是“自我解脱”。这种自我解脱,虽有时借外缘的启发,所谓禅机、机锋,但关键的一步全靠自修自悟。自修自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听别人说千万遍不如自己亲身感受的亲切、深刻。这种亲切、深刻的感受成为禅宗追求的精神境界。我国禅宗所宣传的自觉、自足、自悟的精神境界完全是他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日常生活不靠外力,靠自己,求得精神解脱,摆脱精神枷锁。所谓治病、解缚,要靠自己。禅宗认为经典上的话可供参考,但不能依赖。   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表现在中国佛教思想中的不止禅宗一家。如净土宗也反映了小农经济下的佛教思想,它反映的是小农经济脆弱,要仰仗皇帝的恩赐,借上边的“阳光雨露”的荫庇。因此,他们更多地强调对佛祖信仰的虔诚,不甚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己的解脱。

禅宗的思想体系与净土宗这两大系统,几乎统治了中国佛教界,特别是唐宋以后,这两者又有合流的趋势。但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来看,禅宗影响在思想方面为多,而净土宗影响,则在信仰方面为多。从民族文化的特点来看,禅宗更能体现中国佛教的独特面貌和精神,它把哲学发展史上的心性论更向前推进一步。

中国哲学的发展,继本体论之后,推进到心性论,开创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阶段。心性论的提出,是从南北朝开始的。南北朝中后期,心性论酝酿趋于成熟,南北双方对佛性问题都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一研究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它讲的是成佛问题,但问题实质是,生活中人们如何避苦求乐的实际问题。南方摄论学派,北方的地论学派都对大乘有宗的“阿赖耶识”的性质做了深入的研究。“阿赖耶识”是染是净,是染中有净还是净中有染,当时有不同的理解。佛性是否人人皆有,人性是善是恶?如果是善,恶从何来?如果是恶,善何由起?人性善恶问题虽然先秦时已经提出过,但没有深入到心理活动、社会环境的影响(“熏习”)诸领域给以彻底讨论。

由此派生的人性、人心的受容能力和反映能力有无限度,人的认识有无局限性,有局限性又如何打破(或超脱);人心与人性有什么关系,人心与客观真理有什么关系;人的感情、意志,对人的认识活动有什么关系;如果它们能影响对真理的认识,又如何消除它。

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说法,未必为人普遍接受,但认识论历来是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则为多数哲学家所接受)。所谓世界,既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主观世界;包括山河大地,也包括人类自身。古代哲学家一开始就注意观察客观世界的构成,推测构成世界的材料成分。中外哲学家都是从关心天地万物构成开始其哲学探索的。这是宇宙论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不满足探求世界的构成,还要进一步探求其所以构成的理论根据,即玄学家所说的“所以迹”。这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本体论阶段。

人类认识不断深入,转而观察、研究人类自身、主观世界,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就由本体论进入人性论的阶段。对于人性论的研究,佛教有它独到的地方。印度佛教有很多关于心理活动、心理摹述的记载,但论证的是如何纯洁心灵,杜绝杂念,完全是为宗教修养的目的。这一套学说传到了中国。中国哲学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利用佛教的思想资料完成了自己的进程,从而从本体论进人心性论。这是佛教传播者们所未料到的结果。

南北朝时期佛教心性论还带有外来文化的某些生硬痕迹,如“阿赖耶识”即属于引进的概念,与中国哲学传统观念不甚衔接,虽然在理论发展的道路上是衔接的。禅宗在这一条道路上使它中国化,明确提出“明心见性”的新范畴,正式建立了心性之学,已经发表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以及《南宗定是非论》、《坛语》等禅宗文献以及其他已有的大量禅宗资料,有不少关于“心性”、“本心”、“识心见性”以及“顿悟”和自修自悟的生动论述。心性论的建立,是隋唐佛教在理论上的贡献,而贡献最大的应推禅宗。

心性之学建立之后,得到中国哲学界的普遍认可,禅宗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宋明理学可以说是接着禅宗的心性之学继续开拓的新领域,形成儒教。儒教还吸收道教和佛教其他宗派的佛教思想,但主要脉络来自禅宗。

   禅宗,不是外来的宗教。禅宗的出现不是从中国思想的主流之外横插进来的一股思潮。它是中唐以后,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它提出的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环节,是嫡系正宗而不是旁支别派。禅宗对佛教其他宗派自称“教外别传”,它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比它在正统佛教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对其他文化领域产生过广泛影响,非本文范围,姑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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