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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 继续推进佛教本土化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09)

充分发挥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主要观点:●佛教是有机体,是社会有机体的环节之一。有自我繁衍…

充分发挥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主要观点:

●佛教是有机体,是社会有机体的环节之一。有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功能。这种动态的生命的高级存在形式,注定了佛教有机体在内外因缘变异的逼迫下,必然会自我调节、适应社会。

●佛教有机体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或者说运动形式,就是佛教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中国化进程,现在并没有完成,也不会停止,将随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升级而升级,前行而前行。

●佛教有机体的健康延续,其基本条件是内部的基本和谐,以及与外部的基本和谐。一旦自我冲突或自他冲突的程度达到佛教有机体的承受极限,便会解体。

●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充分发挥佛教的正面社会功能。而这,需要完善佛教的有机体,使之时刻处于比较和谐旺盛的状态。其实践形式,就是要继续不断推进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需要本土化的主要方面:佛教观念、佛教行为、佛教经验、佛教体制。

    一、佛教的有机体

    社会是有机体。从社会学角度看,佛教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环节,这环节本身,就是有机体。

    佛教有机体,是动态的生命的高级存在形式。静止,是暂时的、相对的;运动,是永远的、绝对的。他的动态,是有序的,不是杂乱的,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意的;他是有机的,不是机械的;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是整体而统一的,不是个体而独立的。他有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功能。当他的某些环节处于僵化或存在问题时,就会条件反射地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促使自我修复、自我改造,理顺自身有机体,以适应外部环境。

    佛教的这种有机性,或者说自觉性,促使佛教整个有机体长久地、时刻地不断优化自己、完善自己、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社会也罢,佛教也罢,其主体是人,是人类。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当成佛。人类有向上提升的依据和动力。人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佛教有机体的核心载体。

    佛教是有机体,这是佛教有机体自觉完善而且能够自觉完善的基础。

    当然,要强调的是,一旦佛教有机体内部出现的问题或冲突和矛盾,激烈程度达到其可承受的极限时,便会解体。

    二、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属于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佛教有机体的自身特征,注定了佛教随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佛教的核心教义——因缘论,指明了事物的联系性和变动性。佛教还说,不变随缘,随机逗教。这为佛教本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佛教入华,与中华传统产生了摩擦。这缘于各自观念有异、行为有异、经验有异、体制有异。

    佛教走进来,迫切希望站住脚,继续走下去。中国社会惊异于已经到来的不同的传统,也期待他有助益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这背景下,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是必然的,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印度佛教入华后的本土化,不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事实。历朝历代的佛教面目各不相同,这体现了这一点。2000年来,总体上,佛教与当时中国的传统能够相适应,也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扬己之长,弃己之短;取别人之长,去别人之短;改造自己也改造别人;融入别人也被别人融入;骨质不变而肉质因应需要而肥瘦,即坚守核心精神,在用上因应社会需要。明显的成果如:禅、净土、华严等八宗的形成。

    佛教本土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也有其他宗教,曾经传入中国,但后来都不见了声音和踪影。虽有自身有机体缺陷太多的原因,但不能及时本土化也是那些宗教不存而亡的关键。

    佛教的本土化,不应该是阶段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时刻性的、随缘性的,不因为已经本土化2000年就不再继续本土化。其进程,只要佛教存在,就不会停止,也不可能就此打住。他将随中国社会的前行而前行,随中华传统的升级而升级。

    三、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

    佛教有机体是有缺陷的,不是圆满的。因此,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缺失的、有限的。作为宗教,总是追求尽善尽美。尽管理想主义者未必就能轻易实现理想,但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总是值得努力的,是可期待的。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佛教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就必须最融洽地本土化。要最成功地本土化,就必须最大可能地完善有机体。

    自觉完善佛教有机体,就当代中国佛教而言,实际上,就是自觉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提高佛教的自身素质、激扬佛教的自身活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但不是没有途径。

    1、完善佛教有机体的紧迫性

    佛教入华2000年,以其时间之久,不免产生惰性。2000年的传承中,包括译经、注释、讲解、革新,不免有失佛教真义之处。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之西到东,之南到北,时空各异,人缘地缘不同了,法缘也就不同。2000年前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也不尽相同。因此,今天的人需要的佛法表达方式,未必同于2000年前的。可见,今天的佛教,从他的对社会的契机与适用来说,已是亚健康的佛教,已是亚真理的佛教。他的机体,也不是那么完美,当然也谈不上健全。他的非积极性一面,越来越突出。这不是佛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佛法进行表达者的问题。他们不能忠实地、契机地、与时俱进地宣扬佛法的精髓,使许多似是而非的假佛法大行于世,致使真佛法蒙受不白之冤。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佛教有末法时代说,虽然末法尚未来临,但末法时代来临的危机感不能没有。中国佛协主要领导从曾经的赵朴初大德到当前的一诚和尚,都对此表示了担忧。这事关佛教延续的健康与否,事关佛教的社会观感,事关佛教济世功能的发挥,事关佛教与现代社会能否很好地相适应。当然,也事关佛教徒对终极目标的是否最终实现。今天,谈强化佛教有机体的活力,已不是为了提醒或打预防针的问题,而是必须直面相对的尖锐的事实问题。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有此认识,才有紧迫感,才知道完善佛教有机体的重要性,才明白这其实是历史的责任,确实事关全体佛教徒的荣辱,将影响到佛教的未来。

    2、完善佛教有机体的基本原则

    ①、不违佛教核心精神

    树有干,民族有脊梁。宗教有核心精神,他是立教之本。丢失了核心精神,宗教就失去了他的特质,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存在的价值便缺失。佛教的核心精神,在慈悲、在智慧、在去执、在无我、在宽容、在忍让、在济世、在度生、在持戒、在禅定。

    ②、不违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优秀精神

    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繁衍不息,自有其优良的民族传统、优秀的民族精神。如:忠孝、自强不息、诚信、勤劳、礼仪、公正、义利、尊老爱幼、和为贵、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等。他们与佛教核心精神相辅相成。

    ③、不违爱国守法的精神

    守法是守戒的底线,爱国是爱教的底线。晋代道安禅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近代弘一法师说:“念佛必须救国。”圆瑛大师时常提醒信徒,要爱国要守法,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因此,对宗教的热爱、戒规的坚守应该与对国家的热爱、国法的坚守结合起来,保证宗教在行进中不脱轨,避免宗教与现代政治走向对立。

    ④、不违世界普世的先进的时代精神

    佛教是国际性的宗教,其能国际化,自有其普世性原理。每个民族皆有优秀的文明,世界有世界的先进文明。他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世界所接受。这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虽然,各国间对其的理解尚不统一,但其核心内涵,世界各国已有共识。

    ⑤、不违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精神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佛教对自身的要求,也是被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毕竟,佛教需要生存延续,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并非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提出这种相适应的议题或要求,其实历朝历代皆如此。就是佛教创立之时,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佛虽然提出创新的思想,但一直尊重国王,维护政治体制,避免僧团触犯法律。也因此,未曾受到任何一个王朝的打击或压制。思之,意味深长。

    3、完善佛教有机体的途径

    ①、挖掘和弘扬教义中的积极因素

    宗教的社会功能有二重性,即积极性的一面与消极性的一面。“有因巧用、善用、活用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也有被利用、误用、错用而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一直以为,人有佛性可成佛,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或佛性如明镜,但这镜子,因为后天的原因,被贪嗔痴的灰尘蒙蔽了。既有灰尘既被蒙蔽,那么,就有其消极的因素存在,一旦假以相应的因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的结果。教义是否消极,看结果是否消极。只要能诱发贪欲、嗔恨、愚痴、不和谐,便非积极的。弘扬积极因素,便意味着要抑制消极因素。要把消极因素的负作用最小化。佛教教义中有许多积极性因素,如五戒、十善、六度、四摄、八正道、六和等,应把积极因素的社会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②、拓宽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方法

    佛陀生于人间,成佛于人间,服务于人间,涅槃于人间。佛教本身就是人间的佛教。佛教的果——终极目标,虽是出世的,但他的因却建立在人世上,是人世作为水到渠成的结果。佛教如要在人间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就必须拓宽其服务社会的途径,应多方面全方位地服务好人群。不同的时代,人群有不同的特征和需要。在今天,全球化浪潮袭卷,中国社会转型,人群精神压力大,心情浮燥,社会各阶层利益需求复杂。佛教对此当有所作为。当起到调节心理、稳定情绪、引导人群正确认识与看待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调整、帮助社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要发扬佛教热心慈善、慈悲济世的好传统,多为社会低层民众、多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民众,在扶贫、助残、助学、济困、赈灾、义诊施药、修桥铺路等上做些功德。

    佛教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训戒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千百年来,已溶入社会注入人心,对人和社会起着一定的正面教化作用。如何使之旧瓶新用,为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服务,值得研究。法门无量,对机就好。社会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服务方式,佛教就要对此进行探索。服务方法多一种,度生的船就多了一艘,被救的人就多了一群,社会就多了一份安宁与平和。

    ③、大力加强信仰、道风、组织、制度、人才、理论建设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这是佛教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社会的期待。信仰是宗教的灵魂,而道风则是这灵魂能够显灵的支撑。佛教说,以戒为师,这戒即道风。戒为无上功德母。党有党章,宗教岂能无戒,或教徒岂可不持戒。佛教中有佛、法、僧、信徒、寺院、社团,是个大家庭、大集团。非单一组织,也非个人,是个综合大组织。无论单一组织或综合大组织,他是带领教团进退的核心。他的组织情况如何,事关整个教团的沉浮。好的组织,需要用制度来保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组织就有活力,就充满了先进性。讲一千条一万条,归根结底,需要人才。非道弘人,乃人弘道。人才是各项事业的首要因素和必要基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佛教兴盛时,并非一定僧多或信众多,乃人才多僧才多。所有的实践,都必须有理论为先导、为依据。理论的建设,近年被忽视。信仰建设上,当前,首先要做好导向,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要推崇信仰纯正的,要保持佛教的神圣性。对佛教进行庸俗化的行为,要给予抵制。要强化道风,继承重道风的优良传统,要以道风树寺院之形象。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就因为有道风,不同于世俗,这是佛教的特征之一,要把之强化出来,凸显出来。有了道风,僧格才能得到树立,才能被信仰和受尊重。关于组织和制度,要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精神,并结合佛教传统,重建自己。应当吸收现代社会组织和制度的科学性、严谨性、先进性的成分,健全制度,完善组织,强化监督机制。要善于总结经验,把好的经验和措施,不断上升为规章和制度。人才建设方面,除了办好现有的佛学院,应增办短期的培训班,支持创办各级研究所。既要有通才,又要有专才。培养人才,要严格培养标准,讲求质量,着重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宗教素质、法律素质、品德素质等方面有所提高。培养人是一回事,能用人又是另一回事。培养的人才,要给予用上,发挥其作用。理论建设上,要进一步研究: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如何进一步中国化?如何建立人间佛教的体系?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是些什么?消极因素是些什么?戒律如何适应现代?佛教道德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等议题。这些议题很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答案的好坏,事关佛教的健康延续和发展。

    ④、加强佛教的对内团结与对外联络工作

    爱国爱教,团结进步。佛教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的不团结,就意味着内部的冲突。冲突就意味着不和谐。不和谐如何稳定。不稳定如何健康延续和正常发展。佛教讲六和: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精神是僧团健康与否的标准,也是凝聚僧团的妙方。为了佛教的全局、僧团的团结,我们应打破山头主义,树立协作、互信、互学、互补的精神。同为佛子,本为一家,要有同舟共济的思想,要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要在竞争中一起进步。协会负责人、寺院负责人要起到表率的作用。佛教的对外联络,有其悠久的、良好的传统。佛陀涅槃后,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派人到印度之外的各国,馈送佛陀舍利,宣传佛法。佛教入华后,多少中华优秀僧才,如鉴真,七次东渡。如玄奘,西行求法,被号称大乘天于印度。如法显,南下求法于斯里兰卡,著《佛国记》,为中斯交往,功勋卓著。他们是中华民族脊梁,更是佛教的柱子。在国内,僧人就有云游的传统,勤走于江湖,省际间的交流,频繁不断。现在,世界成了地球村,佛教的对内对外交往,更应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有了交往,就有了理解,就有了友谊,就有了互动,就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抑己之短,共同提高,也因此促进了社会其他各项事业的进展。这种内外交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可以是教内之间,可以是佛教与社会之间,可以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可以是佛教与政治、文化、艺术等等界别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永远是必要的,也将因此使自己更宽厚、更睿智、更强大,更具未来眼光。今天,我们在不忘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抵御渗透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加强同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周边佛教兴旺国家的交往,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创造和谐的周边国际环境服务。

    ⑤、探索确立融洽的政教关系

    融洽的政教关系,是佛教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我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这并不意味着政教的互不相关,或互相对抗。要理解我国的政教关系,首先要了解国家对宗教的政策。《宪法》第三十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岐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看这段话,我们体会到,国家保护宗教,宗教有义务维护国家的尊严,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基本方针政策,尊重国家选择的国家体制和指导思想以及基本制度。这就是,在信仰上要互相尊重,在政治上要团结合作。国家与宗教,有其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社会的繁荣。国家打击防范邪教以及其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各式破坏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合法宗教,打击非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一些民族还全民信教,宗教与民族问题纠合在了一起,国家必须在保护好宗教的同时,处理好民族关系。因此,宗教要为民族团结与进步服务,帮助国家处理好民族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的巩固。政教关系中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宗教界与党委和政府的关系,依据政教分离原则,国家不干涉宗教纯教务,宗教不干预国家事务即宗教不干预党政的决定和权限。但这不是绝对的,当教务工作涉及公共事务时,国家就应使用公共权力给予管理。因此,对政教分离原则,不应进行片面的理解,否则,这将使政教关系背离相互尊重、互相协作的原则,从而非正常地走向误解,走向对抗。

    今天,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肯定宗教的积极作用,重视宗教界人士积极性的发挥,这为融洽的政教关系的确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佛教应继承优良传统,发扬老一辈佛教界人士与党和政府胆肝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处理好新时期的政教关系。

    四、继续推进佛教本土化

    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是过了头,而是尚且不足。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佛教本有的社会适应性,以及历史的经验,凡是激烈剧变的时代,佛教都会因之做出大幅的自我调适。也就是说,佛教的本土化是贴近时代的,随时代的脉搏起伏而起伏。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相应地,也呼唤更具活力更契合时代精神的新形象佛教产生。新形象佛教不能凭空产生,而应在现佛教的基础上给予改造、更新,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继续其中国化进程。对中国来说,中国政经的转型,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场特殊的革命。对佛教来说,推进佛教的继续深入中国化,也是一场特殊的变革,他将成为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佛教的中国化,有其具体的内容。佛教的继续中国化,应在这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佛教观念、佛教行为、佛教经验、佛教体制。如上四大元素是佛教体系的重要基本元素。

    1、更新佛教观念

    观念决定行为、经验、体制。宗教是精神世界的果实。佛教观念决定了佛教的本质和形式。探索佛教的观念,无论原始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对理解佛教的核心精神都是有助益的。佛教观念源自教主,也源自社会和生活。他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在变的。虽然,核心精神不变。他象一杯水,本质不变,但是装在什么容器便是什么样子,很灵活很自在很柔软很生机。

    佛教创立于2500年前,那时的印度有那时印度的特征,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当时,他要解决的是当时人的困惑,当时社会的困惑。当时人与社会的困惑与今天人和社会的并无不同,但体现的形式已不同了。因此,当时的佛教有当时佛教的主要观念。虽然,这观念也是今天佛教的主要观念。相信,未来也是。但今天的人,对他的理解,一定是与2500年前的不一样。这些观念主要指:佛观、佛性观、因果观、轮回观、因缘观、业观、四谛观等等。佛教看佛,并没有把之看作主宰自然和社会的救世主。而是认为,佛陀认识了规律把握了规律,因此可以顺着规律,但他不能超越规律。人要学佛,首先要顺着规律,这就需要人们有一定的理性。这也就是佛教中说的,信佛要智信、要理信,而非迷信和盲信。对佛的理解,有宗教意义上的佛,他超越自然,超越世俗,超越生死,超越善恶,完全觉悟,觉行圆满,慈悲与智慧无限。也有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佛的,以人格圆满为佛。太虚大师说,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不管哪种理解法,都满足了不同层次信徒的要求。在佛性观上,佛陀觉悟时,第一时间就认证了人类以及所有众生皆有佛性,哪怕一阐提,皆当成佛。佛陀认为,佛性平等,因此众生平等,因此印度早期的种姓制度或者说阶级剥削制度是不合理的。因果轮回观,让我们取得了社会、人、现象种种差异的解释钥匙,也让道德有了支撑点,也让人类生存和作为的价值得以被肯定,也让善恶的轮子有旋转的方向。无论佛教的这些观念合理性如何,但都已对社会包括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人的许多思维方法、风俗习惯、生活形式,以及文学艺术等文明。佛教还造就了许多圣迹、圣物、圣地、圣僧、圣行,成为宗教徒的明灯,也成为了社会大众的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佛教的深入中国化首先应当是佛教观念的深入中国化、本土化。今天,我们应对原来的佛教观念重新做个审视,疏理一下当时产生的背景,利弊功过,以及在今天被强调时的利弊。对利者,弘扬之;对弊者,抑制之。着眼长远,趋利避害。我们要结合时代的特点,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新的内涵,给予新的阐释。在观念上,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2、优化佛教行为

    宗教观念的外在化,表现为身体动作和语言形式,这就是宗教行为。佛教的行为,是多样的,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形式。但总体上,总是有迹可寻。该行为,从个体到集体,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到规范,有一定的共同性和普通性。

    佛教入华2000年来,佛教行为从印度式到中国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式佛教行为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为民间和士大夫阶层所接受。

    总结中国佛教行为,主要如:中国式的礼拜、祈祷、忏悔,中国式佛教禁忌,各种仪式等。

    宗教行为,虽是表象,但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宗教的本质。

    就以宗教禁忌为例:如佛、菩萨等神圣物的禁忌;对经典的禁忌;对僧人——教职人员的禁忌;对佛教场所——寺院、佛教圣地——如四大名山等的禁忌;对特定宗教时间,如佛诞、初一、十五的禁忌。又如:在语言上、行为上、饮食上、以及性上,都有许多禁忌。这些禁忌,要求信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塑就了信徒的行为规范,他的社会意义明显。

    今天,人们的佛教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行为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在古代,佛像贴在墙上或塑在佛堂,但今天,佛像被塑贴进了因特网,上了屏幕。曾经,祈祷、忏悔,得踱进寺院,站在雕像前。但今天不一样了,有人在因特网上祈祷与忏悔。打开佛教网站,网上烧香、网上许愿、网上祭祖、网上拜佛等,皆出来了,佛教行为越来越多样。在此情况下,为了佛教的健康,我们应当优化佛教行为,剔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行为。对新生事物、新生行为,健康的给予鼓励,不宜的要及时给予抑止,消灭于萌芽状态,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3、丰富佛教经验的新感受

    观念化为行为,行为得出经验。佛教观念的更新,佛教行为的优化,必然丰富佛教经验,使体验者得到前所未有的新感受。

    分析佛教经验,多种多样,因人而异。比如,在信仰对象面前,信仰者往往会有敬畏感、依赖感、神奇和惊异感、罪恶感、安宁感和获救感、神秘感等等宗教感受。佛教经验,使信仰更感性更深化。

    宗教经验不是凭空而生,如前所言,他是宗教观念和行为的结果。理论和教义的引导,持戒及道德的净化,宗教修习方式的应用与实践,乃至宗教氛围的制造,无不使宗教经验得以产生。

    宗教经验的感受,有高品味的,或者说是积极向上的,但也有可能是低级趣味的,或者说是消极的。同样,学习佛教,有人从消极走向了积极的人生观,也有人从积极走向了消极的人生观。当年,就有人因为了知佛教苦空的道理后,而自杀不活了,这就极端了,也误解了佛法讲苦空的用意。

    我们今天谈佛教经验,目的是为了信者在体会经验时能采取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对教团或佛教而言,也应向社会和人类提供积极向上的宗教经验,丰富佛教经验的新感受,避免低俗的宗教经验产生。除了对宗教体验的理解要进行很好的引导外,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宗教行为的品质,进化宗教观念的内容。

    行文至此,当我们谈及宗教观念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宗教行为概念,当我们谈及宗教行为时,我们不应忘记宗教经验概念。在佛教中,其观念、行为、经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要提升其一,便要提升其二。我们不可将他们独立分割开来看待。

    4、打造佛教体制的新系统

    宗教体制是宗教架构的横梁柱子,是宗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宗教观念、行为、经验诸元素的内容规范化和制度化起来。个人的信仰在这里被组织化为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宗教,个人内在的宗教观念被上升到信众共同信奉的教义,个人内在的宗教经验被推崇到大家共同追求的宗教修持目标,个人的宗教行为变为了相对固定的宗教礼仪,这些都使个人的各种信仰元素固定化,成为宗教体制。

    世界各大宗教,都有庞大的严谨的宗教体制系统,佛教也不例外。

    就宗教角度而言,佛教体制主要包括僧团组织、教阶制度、教义系统、修行体制,以及佛教礼仪制度。佛教三宝佛法僧,其中核心是僧。僧团是佛教组织的灵魂。现代社会,僧团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古代,只有寺院,而今天,有了各级佛教协会、各级佛学院。寺院的管理,从古到今,起重要作用的,都是丛林清规、丛林制度。但佛协、院校便无现成的管理体制可寻了。有人以丛林的管理方式套之身上,有人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套之身上,但都未见良好效果。为此,其管理方式,或者说组织体制,如何才能更合理,有待研究,值得探讨。

    佛教中的教阶制度,体现在丛林的两序——东序西序大众的职位安排上,一方面是实职,比如:方丈、监院、知客等从事实务的;另一方面,是虚职,如首座、都监、堂主等,行使监督权、被咨询权,起道德和持戒等表率作用。由于现今寺院的人事制度受到佛协的影响,因此,原有的体制是否可以得心应手的被继续应用,值得商榷。何况事实上,多少丛林多少小寺院,已没有按照丛林制度进行人事的选拔安排。在这情况下,寺院人事产生的新制度的出台,已有必要。

    在教义系统上,注入新思路,挥发新活力。这方面,党和政府有所期待。“对宗教教义进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发挥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僧团对此也自有要求,这也是广大信众要求的反映。民国期间,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理念。改革开放后,赵朴初大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为此,佛教教义系统,发生了一点变化,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今天的中国时,他的各方面变化,二十年胜于之前二百年,这就需要我们对教义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更新,以适应时代之机,顺应时代之缘。

    在目前,世界上有两种思路回应教义系统必须更新的事实。一种是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宗教中原有的信条已包含了全部的真理,宗教在历史过程中的一切发展,都已包含了原有的基本信念,教义解释只不过是对之进行逻辑展示,以求对固有信条的充分理解”。另一种则认为,对教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有机的发展进程,“强调教义的解释,不只是对原本启示的含义作解释性的说明,还应注意到当时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宗教思想产生的影响”。佛教是以因缘法则为理论基石的宗教,因缘意味着运动,因此我认为,佛教认同第二种思路。

    在修行体制上,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方式。佛教强调法门无量,但异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人类最终的解脱,现世的幸福。在这无量法门中,有一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坐禅、念佛、止观、禁欲。以自己解脱为目标,这是以出世为宗旨的修持。还有以入世为宗旨的修持,如慈济度生等。出世的修持获得功德,入世的修持获得福报。功德多作用于来生,福报多作用于现世。提倡人间佛教,某种意义上说,应侧重于度生,以度别人来救自己,非独以度自己来救自己。什么才算修行,以宗教之外的方式为善助人算不算修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体现了对教义系统的不同看法,意味着对人间佛教理念的认同与否。从人间佛教角度,应将为善之举列入修行的范畴,无论其为善的动机是否出自宗教,是否为教徒所为。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应将修行的内涵广义化,扩大其范畴,不应狭义地将之禁固局限在佛教特定的念佛坐禅等修行方式上。

    在佛教礼仪上,2000年来,完完全全中国化了,几乎没了印度的影子,除了合掌等一些。我们念的是中国字,唱的是中国腔,着的是中国衣,吃的是中国的素食,住的是中国宫殿般的寺院。我们不再念梵文或巴利文,不再偏袒右肩,不再托钵。不过,毕竟我们今天的礼仪,多是盛唐时或此前留下来的,或此后影响来的。还有我们遵从的律制和清规,有上千年甚至是2500年的历史了。他们对我们今天的僧团或信徒来说,是否那么被愉心悦目?其功能是否得到真正的发挥?这值得怀疑。因此,在不违根本精神和佛教设立礼仪的初衷情况下,对这些礼仪进行新的诠释,赋于新含义新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造,是必须的。如此,古老的礼仪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新的生机。

    佛教体制,是佛教有机体核心的环节。他是动态的、变化的。每朝历代,他都自发和自觉地更新自己。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佛教的自我特色。今天是个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佛教体制的不断量变已是必然,而且必须,甚至可能产生质的变革。我们无意成为质的变革的推手,但对其量变过程,我们应予关注,给予正确的引导,乐观其成,并助之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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