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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研究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15)

佛教扎根于中国社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佛教研究始终为人们所重视。但科学…

    佛教扎根于中国社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佛教研究始终为人们所重视。但科学意义上的佛教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展开。以汤用彤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奠定了中国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的学术基地不断产生,新的研究者不断成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到90年代初期,我国每年发表的佛教研究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总和。我国目前的佛教研究人员由科研机构与高校、政府有关部门、佛教界三部分人员组成。其中科研部门与高校的研究人员至今仍为主力军,佛教界的研究队伍则正在成长。虽有研究兴趣、方向、方法乃至师承学风的差异,但我国佛教研究界目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宗教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的方法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以教论教”的方法论也开始出现,这种方法论不仅反映在”在教言教”的佛教界研究人员中,也反映在部分其他研究人员中。

   综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佛教研究的状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史研究进展重大

   佛教史研究始终是佛教研究中的重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全8卷,已出版3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唐以前中国佛教史作了全面清理与详尽研究,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呂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与郭朋的有关佛教史著作。这些著作尽管立场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但同样对普及佛教知识及佛教研究方法论、深化佛教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史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现象。这就是,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主要局限在中国佛教领域中,而在中国佛教史研究又以唐以前为主,在唐以前佛教史中又以显教为主。此外,把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较多,注目区域性佛教的较少。近些年来,这一格局开始被打破。

   1.出现了一批研究印度佛教、日本佛教、朝鲜佛教的著作。如呂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杨曾文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两千年》等。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而日本、朝鲜等国的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上述溯源抚流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佛教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由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则是我国第一部对全世界佛教的发展作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参考书。

   2.唐以后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以及候冲对云南阿咤力教的研究。而对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绩。其中,台湾学者对台湾佛教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我国佛教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当代佛教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王雷泉的一系列论文较为引人注目。他在列举学术界和宗教界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诸种理论模型后,主张世俗社会与宗教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相互不可取代,各自有待完善。在肯定宗教与人类长期共存的前提下,主张宗教与世俗社会应该是一种相互制约、监控、促进的良性制衡关系。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佛教的世俗化不仅造成自身腐败,而且在宗教生态上导致会道门和秘密宗教泛滥,从而破坏社会稳定并祸及自身。他提出,比较理想的制衡关系将在政治、宗教与学术等三极格局的互动中产生。

   3.藏传佛教与密教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出现大批论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著中,属于所谓传授修持法的较多,其质量也高下不一,其中夹杂不少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乃至猎奇的成分,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著作比较少。在研究著作中,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

   4.地方性佛教的研究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召开过若干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批著作,如《上海宗教史》、《杭州佛教史》、《近代杭州佛教史》、《近代江苏宗教》、《福建佛教史》、《江西佛教史》、《新疆宗教》、《清初岭南佛门事略》、《长安佛教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宗教史》等。这些研究促使中国佛教的研究更加细密化,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大多是”中国佛教史”的小型化,还没有能够真正讲清当地佛教的特点。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地方性佛教的研究将仍然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5.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僧人生活等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对中国僧官制度的产生与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以佛寺为切入点,研究了以寺庙为载体的佛教文化怎样逐步中国化与怎样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其文化功能。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则以敦煌僧团为标本,详细解剖了佛教僧团的行为规范,对于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佛教僧团的活动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佛教哲学研究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

   从20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就开始把佛教哲学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但佛教思想极为庞杂。在印度,它分为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不同发展时期,除了初期佛教外,每个时期的佛教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各有各的理论倾向,各有各的学说范畴。这些思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的可以共容,有的相互矛盾。佛教传到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态更加复杂。它既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体系,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南北朝佛教学派与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现,使得佛教的思想理论显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面对这样一个对象,以往中国学者研究佛教,基本上采取一个一个人物,一本一本典籍,一个一个宗派(学派)进行研究,逐步攻城夺地打攻坚战的方式。或者历史地观察,进行纵向的梳理。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没有这样一种渐进的、分析的研究阶段,不可能出现综合的、全面的体系的建立。但把握全局,从来是研究一个对象的基础。不能正确地把握全局,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每一个局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在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中,带有全局性的意义。

   但体系的建立,毕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必须总体把握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特征,还必须仔细分析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思想元素、结构层次、思想核心、相互联系、功能作用。这些问题不解决,建构体系无从谈起。前些年,已经有学者,比如姚卫群就相当注意逐一梳理中国佛教、印度佛教乃至印度哲学的一个一个的问题点,试图寻找其中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努力已经超越了前此所谓的渐进的、分析的阶段,进入初步的综合的阶段。虽然姚卫群的工作离佛教哲学体系的创立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一方向值得赞许与肯定。这也说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已经内蕴一种力求突破的动力,已经在向研究者提出克服单纯的分析及简单的综合,建立体系的逻辑要求。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呼应这一时代的要求而于最近面世。该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说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特点。该书主张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可以分解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探讨了组成这三大部分的不同思想元素,分析了这些元素在佛教哲学体系内部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方式,以及与外部的儒道等传统思想的相互联系及作用的方式。研究了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在整个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乃至在整个中国哲学及思想文化体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首次从总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佛教宗派研究成绩显著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南欧(欧阳竟无)北韩(韩清静)”的倡导,对唯识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对近代佛教的振兴起到积极的作用。中经几十年的沉寂,近年以来,唯识研究重新获得新的发展势头。华严宗、三论宗、律宗、天台宗方面均有新的研究专著问世,并出现一批有分量的论文。

    比较而言,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最为人们关注,成果最为丰厚的还是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因此,禅宗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超出对其他佛教派别的研究。在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诸种敦煌本《坛经》录校本问世。周绍良先生主张敦煌本《坛经》就是慧能的原本,引起广泛的注意,但目前赞成者不多。在禅宗史方面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则有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除了上述对禅宗通史的研究外,诸如《印度禅》、《如来禅》、《祖师禅》、《日本禅》、《六祖慧能思想研究》、《东山法门与禅宗》、《石头希迁与曹洞宗》等论著,或追根溯源,或分兵把口,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此外《禅学与玄学》、《禅学与老庄》、《禅宗与中国文学》、《佛道诗禅》、《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禅与中国园林》、《禅与东方文化》、《禅思与诗情》等一批论著,则从不同视点探讨了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将禅宗研究引向深入。

   四、佛教文献学引起重视

   佛教文献学包括佛教文献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经录、藏经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经的编纂及其电子化。目前,我国佛教文献学的工作主要还是后二者。

    就经录与藏经的研究而言,由于敦煌遗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大大开拓了传统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方广锠的《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与《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同时,由于新的藏经不断被发现,研究也不断深入,人们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但总体来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佛教典籍的整理而言,经过13年的努力,《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106册已经于1997年全部出版齐。这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藏经版本。同时,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有一定的进展;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并汇集为《藏外佛教文献》逐步出版。整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凸显,整理工作也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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