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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到西方的禅文学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7-27)

华人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华文作家获此殊荣,尤其根据国内外媒体报导指出,…

    华人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华文作家获此殊荣,尤其根据国内外媒体报导指出,他的作品充满东方禅学气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禅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在西方人眼中,禅是什麽?为什麽他们会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禅味?禅宗语录影响文风其实禅宗和文学的关系深远,例如“作家”一词就是禅宗常用语,其原意虽指善作诗文的人,但因禅者也常以诗文举扬禅旨,所以为师的人如果能体得真实义,而能善巧度众也被称为作家。也许有人会认为,佛教所说的诸法实相是绝对的真理,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名相来表现,所谓“言语道断,心行灭处”,禅宗尤其主张把嘴巴挂在墙上。但既然否定了语言文字,那又为什麽创造三藏十二部经出来?佛、菩萨又为什麽那麽热心地说法传道?禅宗语录又何以是各宗派中数量最多的?

    《金刚经》说∶“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意思是说已形成言说的就不是般若,然而般若之名却只能用语言来确定。所以,它是不可言说又不得不说的。换言之,文字相是一种虚玄的假相,但这个假相却可利用以表示实相。语言虽然不能等同於实相,而只是表达手段而已,但作为表达手段是很重要的。由此可知,为什麽佛经语录占了那麽大的部头,因为禅宗主张“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但又承认需要假文言以明其旨。《宋高僧传》作者赞宁说过∶“不立文字者,经云∶”不著文字,不离文字“,非无文字。能如是修,不见修相也。”由佛典中佛陀的说法方式,和在固有语录体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唐宋禅僧语录,因内容或机智、含蓄、或嘻笑怒骂、奇突不凡,不仅影响到当时文人的文风,且影响其思想和生活方式。情景交融的文学意境

  而将禅带入文学,不但可以使文学富有禅趣,还可进入轻安娱悦、闲淡自然的意境中。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指出∶经中说,宇宙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等万事万物,都是这颗本性光明清净的如来藏心所幻生的。例如∶深受南禅影响唐代诗人王维的自然山水诗,就表现出解脱尘扰的怡悦安适心境,而且往往不用说理的语言,而是在生动的意境中自然地流露。他的〈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诗中透露出对现实人事不得志,所以向往超离世事的隐逸生活,但王维在结句中以舒卷自由的白云,来表现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徵(禅家有云水之语),也是禅心的流露。

    大陆学者孙昌武指出,禅宗的顿悟境界有几个特徵,既然一机一境都是法身的具体体现,认识它也就是认识法身整体,因此一切境界必然是完整浑成的;禅表现在生活之中,体现禅趣的境界是生机勃勃的,不是僵死枯寂的;外境本空,人们观照外境不能执著,必须除去一切尘劳妄念,达到自净自定。这些特徵表现在文学的境界上,往往是浑然一体、生动活泼、情景交融的,所以汉诗中常见略掉主词,也可视为忘我境界的表现。例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因为诗中句子没有主词,曾造成外国人学习的困扰,於是诗人余光中为外国人讲解时改成∶“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俳句表达直观的禅意

  南宗禅自诩“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心法,讲“单刀直入”地识心见性,主张顿悟可以成佛,表现在文学上就特别强调直觉、暗示、感应、联想在体悟中的作用。这种看法,传入东瀛後也给日本文学界很大的影响。铃木大拙在其名著《禅与日本文化》中指出,深受禅学影响的日本艺术家,都会尽量用最少的词句和笔触去表现自己的感情,因为如果把感情全部表现出来,那麽暗示的馀地就会化为乌有,而暗示力可以说是日本文学的奥秘。

  禅所重视的“悟”,被视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最高境界,其实这种看法在古代中国已有,例如《沧浪诗话》已指出“妙悟”、”悟第一义”为鉴赏标准。铃木大拙也认为,悟是直接洞察我们自身的存在,求助於直觉的理解方法,悟性原则就是到达事物的真理而不依靠概念,也就是应该用直觉而不是概念去把握生命及事物的终极真理。深受禅宗影响的日本俳句本身并不表达任何思想,它只用表现去反映直觉,而且这种表现,也不是诗人头脑中用修辞的手法构筑而成的,而是最初直观的直接反映、直观的本身。

  芭蕉是日本俳句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代表性俳句∶”古老一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由这首俳句可以知道芭蕉的世界是一个宁静的世界,他站在古老的池塘边,感觉他和古池融合为一体。俳句的意图,是在创造出最适当的表象去唤醒他人心中本来的直觉,而芭蕉的这篇俳句就是如此,不懂俳句的人,看到的只是古池、入水之蛙、水等人人皆知的事象排列,或者是几个感叹词和动词,却不能领略这俳句中,还表现出了极深的直觉真理。欧美披头禅的冲击

  一般说来,西方人的心理是秩序的、逻辑的,东方人的心理则是直觉的。直觉式的心理当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它在处理生活的根本大事诸如宗教、艺术、形而上学等相关事情的时候,就显示出其优越性,禅宗的这种思想传入欧美,给了欧美不小的冲击。

  由於铃木大拙的介绍,影响了50年代末期出现的披头族的许多作家、画家、音乐家,形成披头禅(Beat Zen)之狂潮。“披头”(Beat)这个字原先是克路亚格(Jack Kerouac)所取的名词,有“被打垮”的意思,指战後默默被祝福的男女青年,又穷又落魄又懒惰,到处游荡。克路亚格写的畅销书The DharmaBums(《达摩游荡者》),描写两位美国青年僧组出家团体Dharma Bums,游化四方,以唤醒美国的自由真精神,影响披头时期的男女青年、诗人。

  陈元音在《禅与美国文学》中指出,当时有一批年轻文人走上自由之路,前往加州北海岸广大山区,在无边的西部天空下享受以佛教为基础的美国品牌山中神秘主义。他们被来自东方的禅吸引住,因为禅主张接近自然、一切随缘,被认为是应时的苦口良药,可化解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感,并松懈二元对立的紧张、改变他们念头。

  尤其三祖僧璨的《信心铭》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是直接否定了善恶二元论的警语,特别引起披头族的认同,因为《信心铭》大受西方人士的欢迎,所以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也有Faith in Mind(《信心铭》讲录),以接引大众。

  尽管披头禅被人笑称是进口的二手货,不是正统禅,但由於披头禅者的热忱与疯狂,始有後来在美国各地禅中心如雨後春笋般的林立。1965年开始美国更有嬉皮禅(Hippis Zen),崇拜唐朝诗人寒山诗中的自然风光。和披头禅约莫同一时期,欧洲流行的是存在主义,铃木大拙曾在他的著作《禅与生活》中提到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与禅的关系,和当代的思潮相应和,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存在主义发生背景也和美国披头禅相似,所以梅拉(NormanMailer)称披头禅是“美国存在主义者”,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

  存在主义还影响了後来的荒谬剧,而荒谬剧的表现方式常被人认为很有禅意。佛化文学尚待耕耘了解了禅在西方的发展之後,就可以知道高行健的作品,为何会被西方认为很具有禅味,也可以是给我们检验《灵山》这部小说一个很好的线索。看到高行健的得奖,对於佛法昌盛的台湾,也许可以是个鼓励,因为我们应该有很好的环境可以写出佛教文学的作品,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丁敏就指出,我们虽然有很好的环境,但从事佛化文学的人还很少,是一个尚待耕耘的领域。提到最近的佛化文学作品,她特别推崇梁寒衣的《迦陵之音》中的〈杀死和尚〉;而最新的中篇小说《慧心莲》则是文坛老将陈若曦的佛化文学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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