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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莲法师爱国思想初探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1-05-22)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别号文殊戒子,晚年自号清时散人。清宣宗元年旧历3月13日(公历1…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别号文殊戒子,晚年自号清时散人。清宣宗元年旧历313日(公历19095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上土桥街桂华寺(后为乐山县女子中学)对面的游氏世宅。父亲游国辅,母亲易惠椿。法师三岁吟诗识字。1921年入乐山县立女子小学读书半年。1941年农历617日在成都爱道堂出家,同年腊月受具足戒。2006119日在成都爱道堂安祥示寂。享年98岁,僧腊66年,戒腊66夏。

法师一生译著颇丰。著述有《摄大乘论疏略述》、《唯识三十颂》讲记、《现观庄严论》讲记、《入中论》讲记、《修菩提心七义论》讲记、《三归依观初修略法》、《太平寺安居讲录》、《上师无上供养观行法》讲记、《值遇三界法王大宗喀巴愿文》讲记、《造像量度经汇释》、《无上大宝恩师赞颂祈求加持文》《能海法师宏法业绩述略》、《佛教的优良传统和发展》、《佛教道德观》、等;译著有《比丘尼二部僧戒羯磨》(汉译英)、《空行母仪轨》(藏译汉)、《入菩萨行论广释》(藏译汉)、《绿度母四曼荼仪轨》(藏译汉)、《毗卢仪轨手印》(藏译汉)。

诗书方面有《隆莲诗词选》、《翰墨佛心》行世。其诗词,“上规杜陵,诗律谨严,炉锤功深,不仅清词警句,层见叠出,而修持之严,爱国之殷,利生之忱,亦充溢楮墨间”。(赵朴初《隆莲诗词选序》)法师现存千余首古体诗中,有相当篇幅体现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爱教的深情厚谊。

“最难索解别人诗”(隆莲法师《积雨》,以下未注者均为隆莲法师作)。本文试图通过解读法师的诗文,对其出家之前的爱国思想作初步的探索,以启迪来者。

“少年好高论,颇有济世心……东亚有古国,神州将陆沉。何以拯拔之,火热而水深?”(《读孙子》)。这首诗是《隆莲诗词选》的首篇,全长68句,作于1926年萧瑟的深秋。时值国家四分五裂,乱象纷纷,迫使法师从“闻说孙子法,闭目不肯睹”(同上),到“晨兴展书卷,乃观孙子辞”(同上),欲从“讽诵传千古”(同上)的《孙子》中,寻找救国“法”宝,毕竟“空谈无俾实”(同上)。法师发现,《孙子》其实并不是专门教人打仗杀人,她为“世人用其法,几辈得其神”(同上)而感到郁闷。孙子“心”在“诱以霸王利,导之仁义行”(同上),“志”在以“斯道救斯民”(同上);孙子“术”可与孟子之仁相比,孙子“怀”可与墨子之诚相比。“慎战非攻意,反覆何殷勤”(同上),足以表明孙子的苦心。法师认为,为了适应“凶器未废”(同上)、“危机常存”(同上)年代的特殊需要,有必要准确运用孙子之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强兵意识。孙子本是齐国人,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甚至“用兵父母邦,志气不稍沮”(同上),孙子辅助吴国北伐齐国,已经达到“更无人我界,屑屑较疏亲”(同上)的境界。此“无人我”与佛教的无我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时法师17岁,虽茹素奉佛,未必知道佛陀为了祖国和人民免于灭亡,阻挡琉璃王征讨迦毗罗卫国的事迹。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反对穷兵黩武。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少年时代的法师兴趣广泛,意气风发,不但读出了《孙子》的基本思想,而且充满了忧国忧民意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

193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50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帝国乘人之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举行反日大游行。在成都女中教授数学的法师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当时法师已经参加了“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即高等文官考试。法师初露锋芒,一鸣惊人,不让须眉,名列第一,被人们传为奇女子。其父怕女儿卷入政治漩涡,命法师辞去教职,回到乐山。

这次“高考”共18门课,其中国文是《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说》。这是选自《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真正优秀的人才想的是振兴国家,而中等人才却只想当官掌权。法师凭借充实的史学功底,结合社会现实,从有志兴朝的人必须出于公心这一论点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人民处水深火热之中,有志君子将出而存危理乱,其术安在?曰:在公,唯公生明,唯明生治……”(《隆莲法师传》P86)。明确指出,如果为官而只为一已谋取私利,那么终将“众叛亲离、亡国丧身而不悟,如秦之二世、法之路易十六,何莫非一私字而蔽之。为政者于此可以鉴矣”。(同上)“指日宪政告成,宪法公布,秉至公之心循法治之义以为政,是又不仅沾沾于若何而招,若何而中而已”(同上),文章末了,提出了国家应当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的犀利远见。在此之前,法师还有一篇《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论》的文章,与本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见解,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不可不谓才华横溢,反映了法师对如何改变国家面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不算过时。

1932年,其父到古蔺县当县长,法师作为“秘书”随行。“夜雨过荒园,零露沾衰草。披草何人摘野蔬,颇怪容枯槁。为我说凶年,语殊多不晓。回望城头咫尺山,依旧云遮了”(《蔺署后园》)。这首诗用平淡的语言描写了古蔺县府周围荒凉贫瘠的灰色景象,隐隐诉说着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流露出县长千金对贫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内心无限的迷蒙与惆怅。半年后,由于军伐混战,他们被迫离开古蔺回乐山。途中惨遭乱兵洗劫一空,连法师到哪都不离身的一担子宝贝书籍也未能幸免。

“问二十三年,几王几帝”(《沁园春  野望》)?1912年清帝退位,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汪精卫又纷纷粉墨登场。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军阀混战不休,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法师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喜爱读书却没有固定安静的环境,“学业候蛩吟断续,心情枯蠹室虚悬”(《秋心》),她憎恨厌恶战争。1932年,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一·二八事变”,日军袭击驻沪中国军队。法师函授学习英文的商务印书馆被炸,几十万册孤本善本毁于一旦。“天胡此醉?人间何世?予欲无言。彼黍离离,吾其左衽”。(《沁园春  野望》)国将不国,人民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法师悲愤地仰天长问:苍天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

1936年春,法师再次到成都,在女师任训育兼授数学和语文。年底,遵从父命辞职参加四川省政府县政人员训练班第三届入学考试,再列榜首,名声大振,时人赞为名符其实的“西蜀才女”。1937年,成为四川省政府第一位女文官。法师在清闲优游的工作之余,开始拜师学医,也为将来脱离腐败的官场作准备。

“正喜捷音收上海,忽惊战略退长江”(《杂感四首》)。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写于193711月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全国数地军队开赴上海,增援淞沪战场,终以失陷告终。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政府退到武汉。诗歌反映了法师对时事的熟知程度,及对时局发展态势的焦灼心情。那时,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军参战,法师则“身欲奋飞人卧病,请缨徒自羡终童”(同上),形象地表达了她请缨出征,杀敌报国的愿望。“三代大同安有国,伤心今日说图存” (同上),“天爱中华存古国,人思东海挽狂澜”(同上)。坦陈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祈祷上苍垂爱,来拯救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充分体现出法师对祖国的热爱,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历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法师渴望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这年,法师归依佛教,潜心佛学。

《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法师借古讽今,对国难当前,官场腐败的现象公开表示了不满,以及自己报国无门,愤愤不平的激昂情绪。第十首最后二句是:“许身稷契成何用?茅屋秋风冷布衾。”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稷与契是尧舜时分管农业和教育的大臣,杜甫说自己打算成为稷、契那样的理想政治家而奋斗是多么的愚昧。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布衾多年冷似铁”句,诗中表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强烈愿望,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宁愿自己冻死以换取天下寒士的温暖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这二首诗是杜甫的代表作。法师以此自况自己也有广阔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可眼下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生活拮据,非但不可能实现理想,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身为省政府文官,却要靠兼职挂牌行医糊口。其“成何用”,比杜甫“一何愚”,更直白激烈,真是“芙蓉本性拒严霜”(《四十周年国寿口占七绝四首》)。难怪这组诗在当时《国民公报》上发表后,颇为当局所不容。

法师“独立无攀附”(《咏晚香玉》)的鲜明个性,终于使她没有在仕途上继续走下去。1941711日,法师在办公室留下一张“请病假三天”的条子,毅然出家。不久,陪都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这样一个女人》的文章,说的正是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供职的唯一女官员、风华正茂的游永康——隆莲法师,突然弃绝功名利禄,在成都爱道堂剃度出家修行。其实法师在春天已经入住爱道堂。年底,法师在成都文殊院圆具,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上将亲临受戒仪式。1942年春天,隆莲法师在四川莲宗女众院任教务长兼教师,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法师出生在一个“经史之家”,祖父、伯祖、叔祖均系光绪年间秀才。法师的外祖父易曙辉,乃光绪年间副贡,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当过乐山县佛教会会长。外祖母吴顺媛,母亲易惠椿,均系佛教徒。法师出生后仅数月,即随母生活在外祖父家,朝夕陪伴外祖母念诵《高王观音经》,人皆谓之有夙慧。由于外外祖父倾向民主革命,被推选为乐山县保路同志会会长,遭到清廷的通缉。易曙辉不得不挈母将雏,阖家避难于乡下。法师说“我1岁就开始逃难,是个逃难专家”(《隆莲法师传》P22)。

法师的父亲游辅国,为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高材生,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厅督学及古蔺、名山、靖化(今大金县)等县县长。其老师熊沅生深通佛学,游辅国也成了一名佛教徒。熊先生后来乐山,住乌尤寺,卒葬于乌尤寺后山。法师常随父谒见这位前清举人,心仪不己。法师的学业主要靠父亲教授点拨和自学。他为法师设计了一条文职生涯之路,让女儿前后三次执鞭任教,二次参加“高考”。

1921年外祖父去世,法师整理其遗籍,见到张师诚(1762-1830)所编《径中径又径》四卷,遂茹素奉佛。大勇法师(1893-1929)去西藏求法,途经乐山,法师遥望于后,十分羡慕其黄色袈裟,自誓也要著此服。

法师较早体验了世间炎凉,对于富贵荣华并不热衷,“琼楼玉宇怯高寒,容膝人间天地宽”(《小楼》)。居无定所,延误学业,身体羸弱,使她感到万分疲厌,“倦鹤懒飞鹪鹩细,一枝随处得粗安”(同上),法师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有个固定的容身之所、只要有个饭碗就知足了。在参加“高考”后,法师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此身不是金闺彦,只合三山学钓鳌”(《偶题试稿》),她向往与世无争的生活。受佛教理念浸润,法师未满三十岁就有“椒房金屋总成灰,转眼荣枯已可哀”(《夜谈天宝之乱,漫成十绝》)之慨。

法师自小生长在一个世代书香、家世信佛、开放自由的民主环境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较早较多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眼界自然比较开阔。随着年龄增长,学问进步,通文懂史,知书达理,遂有了自己的意愿和志向。佛家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感,敏于时事的活跃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便构成法师忧国忧民的思想。既向往佛学,又关心国事;既身处现实,又追求超脱。当矛盾冲击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她更倾向于学佛。

1931年到1941年间,法师只要在成都,就会去少城公园内的佛学社听能海法师(1886-1967)、王恩洋居士(1897-1964)、刘洙源居士(1872-1950,白云禅师)、法尊法师(1902-1980)等人讲经,跟随悦西、东本格西和法尊法师学习藏文,从未间断。人们习惯称法师为游小姐。那时听讲内容主要是佛法大乘中观、唯识系统的论典,要求学者发“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的菩提心,重视慈悲心的培养和六度四摄的实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佛并没有扼杀隆莲法师的忧患意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这种意识,如果说出家之前是一种天性、良知、责任的话,那么出家之后经过再磨砺、再提炼而逐渐趋于成熟,到晚年则进一步得到了净化升华,成为自然自觉、融合浑厚的爱国爱教思想。

谈起年轻时的抱负,隆莲法师说:“见解归见解,那都是纸上谈兵。真要去实践去做,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年轻时只是个书生”(《隆莲法师传》P293)。

六十六年的风烟云雨消逝了,隆莲法师这位当年的新闻人物,以其博学多才,显密圆融,解行相应,培育僧材等卓越成就著称于世,被誉为“当代第一比丘尼”(赵朴初《隆莲法师传序》),“中华第一比丘尼”(惟贤法师《悼念隆莲法师》),“神州第一尼”(净慧法师《挽隆莲上人》),“学贯东西第一尼”(同上)。

她也是一位传奇而没有神话色彩、毋须仰视却值得记忆怀念的佛门爱国文化老人。“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让我们记住这位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在隆莲法师圆寂三周年之际,谨以拙文,聊表寸心。

 

 

00九年九月九日于阿心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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