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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解释,少一些神秘—听钱文忠《玄奘西游记》有感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9-04-21)

介绍唐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真实和他的一生业绩并非易事。钱文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宣讲《玄奘西游…

    介绍唐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真实和他的一生业绩并非易事。钱文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宣讲《玄奘西游记》,同时成书出版,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教授有关古代佛教和历史的广博知识。作为一名听众对他的期望自然是极高的。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听众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钱教授却不愿回答,予以回避。如关于玄奘所追求的《瑜伽师地论》到底讲的是什么,他表示,此著作有“百卷之多,极为高深,毕生也难以弄懂”。讲得真是有些“玄”了,给人一种神秘感。既然得不到解答,笔者不得不查看书籍。胡乱翻阅几本现代材料,模模糊糊得到几点感受和印象,不知正确与否,冒昧提出,望钱教授给予指点和匡正。

  真经问题   唐玄奘热衷于获取的“真经”不过是当时佛教学者的一部论述,并非佛陀真言

  笔者曾听我国不少学者说,佛陀传教使用当地的一种俗语,反对用梵文雅语。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初期的佛典用的巴利语就是从这种俗语发展出来的。佛的谈话和其他记载以及议论是在他死后很久方用巴利语记录下来的,这些文件就成为锡兰(斯里兰卡)、缅甸、暹罗(泰国)的佛教基础;在这几个国家里盛行的是小乘佛教。佛灭后几百年梵文在印度曾经有过一度复兴;佛教的学者们也用梵文写着他们的哲学和其他文章。……原为佛教作宣传用的,都是用梵文写成。这些印度佛教学者的梵文著作传到了中国、日本和中亚细亚,在这些地方通行的是大乘佛教。”

  尼赫鲁是现代世俗印度国家的缔造者,本人是高种姓潘迪特大婆罗门,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印度历史宗教的观点自然应予重视,至少给我们提供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唐玄奘热衷于获取的“真经”不过是当时佛教学者的一部论述,并非佛陀真言。学术界对该书作者怀疑是与弥勒菩萨同名的另一人所作,并非菩萨真言,新编《佛教史》也持这种见解。这些印度佛教学者没有使用佛陀使用的俗语,而使用了佛陀反对使用的梵文雅语。只有梵文写的才是真经的这种观点,与佛陀的主张并不符合;对于虔诚的大乘信徒,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梵文与巴利文佛经何为正统,大乘和上座部(因“小乘”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有贬义而用此称呼)两派一直存有争议。

  所谓梵语是印度中古时代的一种雅语,为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后期的主要经典和两大史诗所使用,自然“神圣”。梵文是印度的“古文”,当今印度各地方语言词汇的主要来源。印度人通者不多,懂者也不少。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印度广播电台每天还播几分钟的梵语新闻。我国研究印度文化的一些学者曾去印度学习过梵文,北大也曾办过几期梵文班,当然精通者屈指可数。梵文的书写文字随着时代变化可谓不小。阿育王时代是婆罗密文、玄奘取经时通行西昙体,因而中国曾有西昙学。12世纪佛教在印度消逝后,古文字佛经大部流失到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世纪发展出天成体,是今天印度国语印地语的书写文字。印度教梵文经典,都译成今日流行的天成体或其它地方文字。佛经见诸天成体书写体的不多。中世纪以后的佛经,多以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信仰密宗的尼瓦尔族的尼瓦尔文字传抄和保存的。中国藏区和汉地宝塔庙宇各处大字书写或铭刻圣洁经咒文字主要是这种文字写成的。钱教授也懂尼瓦尔文,何不在论古时,介绍一下流行于我国各地的这种文字之密呢?

  原始佛教  早期佛教就具有理性精神 

  钱教授在宣讲中,用了“儒教”一词,似不妥。尽管人们建了孔子的“庙”,他仍是“大成至圣先师”。古代中国没有建立纪念雕像的习惯,都要建“庙”,以示怀念,不见得进庙的都是神。佛陀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尼赫鲁将佛陀称为“社会革命者”。他写道(引自上述同书,再后引文均同),“佛降生时,正是印度有着一个惊人精神激动和哲学探索的时代。不仅在印度有这种情况形,因为那也是老子、孔子、亚里斯多德、毕达哥拉斯的时代。……佛曾经屡次警告人们不要在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上做学究式的争论。据说他曾经讲过‘人在说不出所以然的事情上应该不开口’。……初期的佛教反映了一些佛的这种哲学和理性的精神……”佛陀的这种见解和孔子的思想何其相似!但是,他接着说,“初期佛教衰退的时候,佛教的大乘形式发展起来了。……大乘佛教把佛当做神看待,而且开始把他当做一个具有人性化的神来敬奉。”这一转变过程可以从公元前2世纪至8世纪卡尔拉和阿旃陀石窟的佛的形象得到反映:最早纪念佛陀只用佛塔,后来塔上出现佛身,最后则塑造出人形的偶像。

  大乘佛教  玄奘取经和译经无疑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尼赫鲁还说,“大概是由于后来婆罗门(婆罗门教的祭司兼知识分子——笔者)的参加佛教,佛教才比较地更沿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路线上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发展,可能主要也是由于佛教徒中的婆罗门的关系……理性的哲学精神逐渐衰退,代之而兴的是繁琐哲学和好辩论的争执。……用严酷的逻辑一直追踪辩论,甚至连他自己所信仰的都加以否定。……‘只因为有了舜若多(空性)一切才成为可能;缺了它,世界上一切就没有可能性了。’凡此一切都表现出形而上学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由此可见佛的警戒人们不要这样地想入非非是何等的聪明啊!然而人们的理智不肯把自己束缚住,明知那种知识的果实抓不到手,还是不断地伸出手去。形而上学在佛教哲学中发展了,不过所用的方法是以心理学上的理解为基础的。……现代心理学里下意识的“我”是被明显地重视而且加以讨论过。”

  《瑜伽师地论》就是讲述“识”的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一部形而上学的著作。当时唐朝只有几个不完全的译本,玄奘本着中国人的认真钻研的精神,决定西行求此“真经”。正如季羡林教授在《佛教十五题》一书《倒流》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妨粗略地将佛教分为两个层次:高和低。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它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教义,就像是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玄奘既是一个烧香拜佛的僧人,又是一个执着的佛教哲学探求者。印度的哲学是和宗教神学紧密地混合在一起的。印度的宗教哲学自古就着眼于形而上学,围绕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无穷尽的探讨和争辩。为了击败对手,佛教内的婆罗门推出的“空”论,一种似乎比印度教的“梵”——世界实体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宇宙精神——更高一筹,更为神秘和玄妙。《瑜伽师地论》只是它的更多涉及“识”的一个理论方面。当然,作为一个专门学者可以研究一生;对普通人来说,只求知道它的要点也就够了,这恰恰需要钱教授这样的专家讲解传授,不应回避的问题。现代化社会信息量何其多,时光有限,大多数人花不起一生去探讨它,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要怕高深,要相信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论认知水平和分辨能力。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唐朝初期大乘佛教在传播,更需要外来的僧人来念经。看来外来的和尚似乎不够;唐朝开放,人们深知与时俱进的必要,只有走出去了,因而玄奘和众多求法高僧纷纷西行。老实说,那时中国佛教还处于“拿来主义”的阶段,印度大乘佛教快速发展,不得不直接引入,首要的是翻译学习“真经”。经过吸收消化,自己写出经来,后来禅宗的成熟才算完成了“中国化”,才可自称“佛教产生于印度,成长于中国”。玄奘取经和译经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不过是众多教门中的一个派别而已。

  从钱教授介绍,可知玄奘是一个虔诚的大乘教徒,不但视婆罗门教各派为外道,就是对佛教的上座部也充满战而胜之的意志。他既靠自己的学识、又靠机狡在“辩论”中连连取胜,可谓所向披靡。当时印度处于百家争鸣的后期,佛教已走上下坡路。佛教开始经院化和密教化。婆罗门教外道正在复兴,辩论又是印度人的特长,玄奘能够取得那样的声誉确不简单。可惜钱教授在宣讲中,像其弟子一样只交代一下大师与外道过招取胜,介绍外道的理论和特点较少,人们感兴趣的是寻觅思想文化理论论争发展轨迹,略知各派的特点,客观公正看待各派,服务于今天的和谐。据说来势汹汹的顺世论外道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者,该派著作全部失传,只能从批判它的资料中找到一点,与玄奘的交辩的只言片语都弥足珍贵。从玄奘的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追求真理、求是精神,尽管他坠入空门,爱上了大乘的哲学奥理,他的血液中仍然流淌着儒家的信条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玄奘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宗教范畴。

  从钱教授所讲,可以知道中印两国的君主都一样,要宗教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唐太宗把佛、道、儒玩弄于股掌之间。据说,唐太宗晚年像秦始皇一样,求僧问道,索取中外仙丹妙药,长寿之术;皇亲国戚享乐腐化,要求为他们个人的各种欲望服务。当然宫廷的腐化就会将传法者,引入迷津,宫廷丑闻并不足奇,玄奘的大弟子辩机以“通奸”罪惨遭杀害是个悲剧。当时佛教宗派很多,密宗并不是视“性”为不洁,其经典较早译成中文,也曾传播,但被排斥而淡出。回顾那段历史,令人怀疑宫廷是否对密宗一派感过兴趣。

  从玄奘敬奉《瑜伽师地论》的名称来看,可以推断,他也是最早传播瑜伽功的高僧之一。当然这里的瑜伽主要是修心。现代一些西方人,将瑜伽功的一些新奇的瑜伽招式编辑起来,佐以调息、静心等方法作为一种健身术甚至美容术,并申请了专利。这自然引起起源国的印度人的不满,想必玄奘法师在天之灵也会愤愤不平!人们不禁要请教钱教授,佛教的瑜伽和今日流行的瑜伽有何异同?忠君爱国在古代是统一的,玄奘对唐太宗的恭顺态度也无可厚非。但玄奘把佛置于儒、道之上的奏本,却有“全盘西化”之嫌。其实,中国皇帝自称“天子”,是实际的神。皇帝与神同一等级,对神只是“巡礼”,并不膜拜。慈禧可充扮观音,并留影存照。康乾盛世似尊藏传佛教,乾隆承认是为便于统治异族而为之,今有雍和宫御笔亲题的碑刻为证。玄奘名躁中外,皇帝老儿岂可不大做文章!看来帝王的至尊直大的狂傲,中外概莫能外,但泱泱中国的大皇帝自然要更胜一筹。 

  钱教授还纠正了神灵名字如观世音名字的误译、弥勒佛成为布袋和尚的形象转变、文献和佛经中删除有关性或乱伦的描述。尽管有像玄奘那样认认真真、忠于教条的大批僧人追求真经原旨,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理解会有差异,总会有取有舍,必定要“中国化”;藏传佛教则基本保持了两位菩萨的原型,但外加观世音可变女身的特性。再者,低层次烧香拜佛信众常常把佛、道和民间信仰的神灵混同,为了争取信众,也就被默认,但上层则泾渭分明。信仰和理性常常是不一致的。

  钱教授所讲,有一点质疑。据称,比哈尔邦出产的一种大粒米,为下层群众所食的一种劣质米。如是玄奘当年他所享用的“大人米”,属于一个品种,这种米的品位并不高。当时受到赞誉,是因为那时是未经退化的优种,还是别的原因?现实是,佛陀活动的地区今天是印度的经济落后地区之一,也不是最好大米的主产区。所谓“巴斯玛地”优质的细长粒米,主要产于印度西北部五河流域。那烂陀大学风光不再,早已埋入历史的风尘之中,有赖玄奘的记载,19世纪重新发掘出来。像许多荒芜的古代文明中心一样,佛教发源地变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由于外国佛教徒的推动,佛教圣迹才得以重新恢复。

  玄奘的西行求法和他的光辉业绩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于玄奘西行和整体中印文化交流,国人都有不少见解和评论。尼赫鲁的论述可能对我们今后认识和评估这种长期的历史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写道:“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为多。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份的幻想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是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

  钱教授的讲座,终于还了《西游记》唐僧一个真实的形象。《西游记》究竟是一部虚构的神怪小说,其中的故事和人物究竟出自何处,需要探讨和考证。它涉及了佛教、道教、民间传奇、当然也涉及作者吴承恩本人。西游记的素材来源、它的主题以及社会现实意义,应是下一讲的内容,希望钱教授继续作出贡献。(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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