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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信仰与六朝小说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7-25)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试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是个社会动荡乱离的时代,分裂割据,战争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导致社会风气的颓丧。其政治统治的突出表现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倍受压抑。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则表现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的经学已不再是文人学术思想的唯一追求,但其影响依然存在。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体的玄学广泛流行,带来了文人的学术思想、人格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传之于两汉之际的佛教,此时亦广泛流布,并与儒、道思想渐进交融互汇,逐渐本土化。魏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剧烈转变,及当时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由颓丧而变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愈难安定。结果逃世思想,日益增盛,文人中,如陶渊明、谢灵运等是其中的代表。而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流传,佛教逐渐发展壮大,源于古印度的净土思想也在中土僧众的努力下形成了后世影响巨大的净土信仰。净土宗,就是诞生在这个动荡不安、思想急剧转变的年代,其对六朝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鲁迅先生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说:

    “大凡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

    把佛家的“幽验冥征”故事,看作是中国早期小说萌芽形态的一种。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一再指出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其思想广泛深入地浸入中国小说的内容,佛家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更深刻影响到中国小说素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构思与安排。净土信仰因其单纯易行而在民间广为流传,折射着人们对浊世的厌恶和不满,蕴涵着改变现状的动因,其对六朝小说创作的推陈出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主要涉论作品,为现存可考最早于小说内容中出现西方净土有关故事的王琰的《冥祥记》,试图由此探析六朝时期净土信仰的概况及其对当时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

    中国佛学虽然门派众多,但在民间影响最深、最广者当为净土宗。“净土”是佛教徒所信仰的没有苦难的理想世界,是相对于世俗众生所居的“秽土”而言。净土思想渊源于印度。在婆罗门教中,净土是毗湿奴所在的天界。东汉时净土经典开始传入中国,支娄迦谶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般舟三昧经》等,后来竺法护译出《弥勒菩萨所问经》、《佛说弥勒下生经》,支谦译出《大阿弥陀经》, 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经》,于是在中国出现净土崇拜。

    中国主要流行的净土信仰大致可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兜率天国”,由道安首创,一时盛行于北魏,梁齐间还有所闻,不久即衰。弥陀净土信仰“西方极乐”,一般认为始于东晋慧远。慧远,东晋僧人,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俗姓贾。幼随舅父游学许洛,综博《六经》,尤善老庄之学。后因避乱南下,从道安法师出家。慧远之学,内外兼综,于儒精《周易》、《毛诗》、“三礼”,于道则擅《庄子》、《老子》,于佛则宗“般若”。24岁时登坛讲说,颇负盛名。因爱庐山的风景而遁迹山林,孜孜为道,务在弘法,邀约当时名士,如陶渊明、刘遗民等人,因而有东林十八高贤的传说。并于元兴元年(402)与刘遗民、周续之、张季硕等123人,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以来生生西方弥陀净土为期,奉诵《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后人推其为净土宗的初祖。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立慧远为初祖,以抬高净土宗的地位,对净土宗的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真正为净土宗确立理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昙鸾,他于北方专修净业,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主张以弥陀如来本愿力为根本,为建立净土宗奠定了基础。其后有道绰,曾讲《观无量寿经》,以小豆计数近200遍,每日只诵阿弥陀佛。著《安乐集》二卷,立圣道、净土两门,认为只有净土一门是唯一的出离之路。善导先往玄中寺听道绰讲净土要旨,后到长安,在光明、慈恩等寺弘扬净土教义,继承道绰的传统,著有《观经疏》(《四帖疏》),正式创立净土宗。其历代祖师并无前后传承法统,均为后人据其弘扬净土的贡献推戴而来。

    五代至宋净土信仰深入民间,净土常常依附于天台、禅、律诸宗,故称“寓宗”。《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论》为该宗所依经典,称“三经一论”。净土教义简单,主要宗旨是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念佛的方法凡有四种:①专念佛的名号,称为持名念佛;②观佛的塑像与画像,称为观像念佛;③观想佛的妙相(包括《观经》十六观门),称为观想念佛;④观佛的法身,即谛观实相,称为实相念佛。后世唯持名念佛最为流行,与善导的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同时信众认为此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只要一心专念弥陀一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但因往生者的因行有胜劣,往生之相有等差,往生后见佛成佛有疾缓,从而分有上、中、下的三辈九品。

    由于净土宗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念佛、修观的方法,就能在一期生命终止时往生极乐世界,修行方法简便,人人都能做到,故自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同时又很快普及于一般社会,有所谓“家家弥陀佛”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归纳起来,促成庐山立誓、净土宗的创立,约有两个原因:

    1、“报应轮回说”的现实应对。

    许多民族都有关于“来世问题”的信仰,表现形式不一。中国古代思想中原无“来世”观念,认为人生只有一世,死后不可复生。人之寿命源于天的规定,具体由司命掌管,人寿后来具体化为“天算”,算尽则亡。对于死亡的看法,在古代先民心目中处于边缘的位置,他们对于死亡抱持一种排斥、惧怕的态度。更受关注的是现世生活。生者对死者,尤其从暴亡者的安顿中可以看出包含着很多保佑生者的成分,无论希望生活富足安乐、家庭幸福、父母长寿、还是子孙繁衍,仕进高官,基本都围绕现世生活中的问题展开,没有涉及来世问题。报应说也只针对后世子孙,如《周易·坤卦·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行善与作恶的果报都是应验在后代身上的。

    而大多数宗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不随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印度佛教的“来世”观念,认为生前为“善”的可以进天国,到“西方极乐世界”,为恶的则要下“地狱”。《优婆塞戒经》云:“是业四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四者无报。”?这一“来生受报”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为中国佛教所吸收,慧远著有《明报应论》阐述此种观念,并开始探索如何摆脱“轮回之苦”。而魏晋时期亦正是方士炼丹养生大行于世的时代,追求成仙、长生不老之风颇盛,时人都希望能免除现世的烦恼得到永恒的解脱。慧远早年也学过老庄之术,但终觉渺茫难凭,故而佛前立誓,祈求往生西方净土。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净土宗的创立,从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看是最富有宗教精神、最能表现宗教情怀和理想,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千余年后的现在,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不管是佛教徒的精心修持或平民百姓的口头禅,到处都可听到国人所说的“阿弥陀佛”了。

    2、理想模式的转换。

    汉魏之际人们对生死已有成熟的看法,但其核心是现世,死后问题考虑得不多。而接受佛教特别是再生观念以后,其人生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生命观由一生衍为来生,拓宽了人们认识的时空范围,思维的空间有了伸展的可能,同时死后的归宿也由传统上确定的变为待定的、富于变化的,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留心死后的命运问题,并积极寻求和创造各种条件使来生更幸福。这就使得人们在追求现世的幸福外,更关注自己及家人死后来生的问题,随之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渐生潜变,人们开始正视死亡,进而视死为人生路途的又一起点,而超越死亡,寻求来生的幸福。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时人对于现世安稳的追求很难实现,虽然表面上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向狂放不羁,推崇“及时行乐”;然而其内心还是在寻求强大的精神支柱。由于现世的理想模式实现不了,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希望超越无望的现世追寻来世及后世的幸福。

    佛教认为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佛土(世界)无穷无尽,每一佛土中都有一位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十方皆有净土,如东方之琉璃世界,上方之众香世界等。而净土中之最胜妙者,则莫过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距离人们居住的“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土”之遥。在这个极乐世界中,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庄严,微妙严净,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其国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严。但受诸乐,无有痛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

    净土宗所描绘的这样一个美好、祥和的“西方极乐世界——佛国净土”正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未来理想模式。

    (二)

    伴随着净土信仰在民间的流传,它对于古代俗文学的典范——小说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古小说经过战国草创、两汉初兴,到魏晋南北朝遂进入繁盛时期。特别是六朝,这昆山片玉、桂林一枝便头角峥嵘地蔚成大国,极一代之奇观。它和六朝的民歌、诗文、文论,同样成为文学史上的“天之骄子”。净土信仰对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和白居易的后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已经作了相关的深入研究,而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影响之研究则尚未详见,故笔者就此试作一番浅略探析,是为抛砖引玉。

    净土信仰对于六朝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说题材的创新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以次来评价六朝小说的概貌。确实,六朝志怪之作特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佛教对于当时文学的影响之大也是不言而喻。但仔细考察一下,也可发现大致在净土信仰流传于民间后,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往生西方”这一新兴题材。极乐国土之指在西方,一般认为:西方象征了死或轮回的终极以及最后生、未来;西方是万物的终极、光源;西方是缘由印度人的习惯,代表清凉无垢。故也对中国本土原有的“西方”概念含义进行了扩充,丰富了其内涵。

    据现存的六朝古小说可考,在王琰的《冥祥记》中首次真正出现了“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和“无量寿佛”的内容,如“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法事感通录引作法华。晋武之世,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睹见。”“宋葛济之,句容人,稚川后也。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甚有妇德。济之世事仙学,纪氏亦同,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机织,忽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释筐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幡幢,蔽映天汉。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佛,即此者耶?’便头面作礼。”

    从此,中国的传统小说题材中又增添了一项新鲜内容。而小说相关内容所描述的主人公因见佛而信佛的心情,不外是观见佛陀而后产生的信仰,于此,信佛就是见佛、闻佛;同时出于宣教目的,小说中也夹杂着部分净土佛经佛像灵验的故事。但此时小说中关于“西方净土”和“无量寿佛”的描写十分简单、甚至是粗略的。基本没有具体的形象和描述,只是简单的概念性称名。远没有后世闽南地区盛行的弥勒佛化身——“布袋法师”那样形象生动、逼真,事迹神奇,令人印象深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净土信仰还没有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具有创作意愿和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也就形成了那一时期此类题材小说的稀少和“净土”内容的单一。

    二、典型的“释氏辅教之书”

    净土信仰是佛教信仰之一,其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就很明显地带有“传教弘法”的色彩。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教思想,宗教信仰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特别是崇佛的文人,自然亦会秉笔弘法。故南北朝特多《冥祥记》之类的“释氏辅教之书”——即鲁迅先生认为的信徒为宣扬佛教教义、传教所创作的各类小说书,这些带有很强文学色彩的佛教故事不仅适合宣传教义,也易于在广大大层民众中传播,其“大抵级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可从两个方面来具体考察:

    首先,小说作者自身的信仰。小说是人的主观创作,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内容就是作者自身的情感意识的体现。特别是在古代,交通闭塞传媒落后,个人的话语权无从实现,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因此,佛教传入之后,佛教教义一方面是依靠佛经的大量翻译流传,另一方面就是依靠信徒们自觉自愿地通过各种方式去宣教。而小说的通俗性和易流传的特点也被一部分有文学素养的佛教徒所认知,于是他们选择通过创作宣扬佛法的小说来实现传播教义的目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就是典型的一例。王琰,史书无传。据考他仕于齐、梁,卒年不详,估计在梁天监、普通间。胡应麟云:“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故其书多佛家因果感应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王琰,太原人,幼在交,受五戒,于宋大明及建元年,两感金像之异,因作记,撰集像事,继以经塔,凡十卷,谓之《冥祥》,自叙其事甚悉。”佛教信仰的影响和当时鬼神观念的发达,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和幻想基础。王琰既身为佛徒,便努力做宣教之事业,致力于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

    其次,就小说的内容,也新增了往生和与西方净土有关的故事。《冥祥记》是为典型,如“宋沙门昙远,庐江人也。父万寿,御史中丞,远奉法精至,持菩萨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艰,哀毁致招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便归心净土,庶祈感应。远时请僧,常有数人,师僧含亦在焉。远常向含悔忏宿业,恐有烦缘,终无感彻;僧含每奖厉,劝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转经竟,众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诵,僧含惊而问之,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形状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余,幡华翼从,充牛刃虚空,瑰妙丽极,事绝言称。’远时住西厢中,云:佛自西来,转身西向,当宁而立,呼其速去。昙远常日羸喘,示有气息,此夕壮厉,悦乐动容,便起净手。含布香手中,并取园华,遥以散佛。母谓远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远无所言,俄而顿卧;家既宿信,闻此灵异,既皆欣肃,不甚悲惧。远至五更,忽然而终,中宅芬馨,数日乃歇。”

    其中提及昙远“归心净土”以及临终时见佛西来,皆是以见佛思想为中心,即于临终时“见佛”来迎并把他带至净土的典型往生描述,是最切众生心灵需要的往生愿望的实现。另有“晋阙公则”条、“宋魏世子”条、“宋司马文宣”条、“宋葛济之”条、“宋尼慧木”条、“宋尼释慧玉”条等。并首次在六朝小说中出现了“西方安乐世界”、“安养国”、“无量寿国”、“无量寿佛”等表现净土信仰的词汇。小说中立意或人事上与净土信仰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安养国;二是梦礼无量寿佛;三是佛经、弥勒金像之灵验。其主旨是以佛法劝善诫恶,以得往生净土安养,永享西方极乐。

    三、开创了新的现实意义

    1、关注现实人生,追求未来极乐。

    六朝小说的主流是志怪,但志怪的落脚点仍是现实人生,故其故事大多不出寻常百姓,根本目的还是扬善惩恶,离苦得乐。祈求“离苦得乐”表达了信徒对死后归宿性质的认识与追求。而三涂苦难印象之深,即使后来信徒接受西方净土与成佛观念后,心理上仍难摆脱其阴影。他们一方面希望死者能往生西方或成佛、成正觉,另一方面仍忘不了祈望免除三涂八难。这种祈愿,应主要受佛教天堂地狱与六道轮回说之传播的影响而产生的。

    据佛教教义,三涂六道属三界内的不同业趣,净土乃是三界外之佛土,地位远在六道之上,生净土便已免除轮回之苦,亦无人的种种缺陷,死者若能至此,自然脱离六道轮回,若能成佛登正觉,更了绝六道轮回之苦。汤用彤先生认为:慧远“笃信报应,尝作《释三报论》、《明报应论》故其沉溺生死之苦,累劫轮转之痛,尤所深惧。既持精灵不灭之说,又深怵生死报应之威。故发弘愿,期生净土。”

    可见,慧远的净土信仰也是震慑于因果、轮回说而开始的。这种追求,从渊源上讲,并非来自佛教的影响,应是本土固有追求的延续与发展。追求“长乐未央”乃是两汉时期人们普遍的心理,至汉末三国时犹在流行。佛教深入民间后,信徒自然会怀着此类追求投入佛门,使之在新的思想背景下继续流行。所谓“新”,就在于汉人所向往的长乐未央是现世的追求。而佛教所指或是死者之来生归宿,或为生者死后的境遇,祈愿所指的时空位置产生了变化。这亦与信徒人生取向变化密不可分。即前文中提及的当时人们的现实理想模式向未来理想模式的转换。中土民众对死后、身后的追求构成西方净土观念流行的思想基础。

    离苦得乐祈愿是在轮回转世观念基础上,三涂六道说与本土追求长乐心态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离苦得乐,首先要正视现实中的苦,其次思考如何能远离此种痛苦,再是努力尝试各种可行的方法,最后来实现“得乐”。而净土思想亲民的重要一点,就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实现“离苦得乐”的净土法门——“借他力”和“易行道”,即不用自己苦苦坐禅修行努力,只要做功德和称念菩萨名号来借助佛菩萨的慈悲弘愿来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乐土。

    2、给人以最形象的终极关怀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关注人的生死问题,同时宗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其核心体现为“终极关怀”。

    净土信仰十分重视“死”的问题,表面上看它似乎只关心人死后的归宿或是来世的期望,而不重视现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净土宗之所以如此重视死亡,是因为这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必经过程,而且更是决定修行者能否往生净土的关键环节。实际上,没有人能避免死亡,人们不愿提及这个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逃避心理,但谁又能真正超脱到对死亡完全不在意呢?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重,“未知生,焉知死”,重生轻死的倾向十分严重。这就导致净土信仰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相碰撞,也产生了新的火花。净土信仰关注死亡,实际上就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死亡是现实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其实就包含了“死”,“死”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弘一大师在其《净土法门大意》中说:

    “常人谓净土宗惟是送死法门(临终乃有用),岂知净土宗以大菩提心为主。常应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众生之宏愿。”

    净土信仰正是通过对彼岸世界的构筑,来获得现实世界的意义,达到一种永恒。如果抛开死亡问题单谈生存问题,那就不是真实的人生了。各个历史时期都得面对“疾病、战乱、灾祸”这些问题,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的时期,使死亡的问题更显突出,因此原始的宗教的“出世终极关怀”就应运而生了。

    “终极关怀”是著名神学家梯里希(PaulTillish,港台又译作田立克)最早提出的概念。他充分意识到,按照犹太——基督教系统对宗教的理解,宗教徒通常相信一个单一的存在,如上帝、神灵、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它创造世界、干预和统治世界。人类因为此信仰得以获得精神慰藉。西方文化中通常所说的“宗教”,最重要的含义是:宗教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在。它与哲学不同,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依赖信仰和直觉。依靠这样的信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修持和其他宗教活动,可以获得精神慰籍。而净土宗正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给予死亡极大的关怀,使修行者能以平静的心态和安稳的身体状态顺利度过人生最后的一个环节,最终达到往生西方净土的目的。对死亡的关注和指导正是净土宗现实性和亲民性的最大体现。这种早期的“终级关怀”意识在六朝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冥祥记》“宋魏世子条”云:

    “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盨。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先虽斋戒礼拜,而未尝看经,今即升座转读,声句清利,下启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寿国,见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华,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乃心,故归启报。’语绝,复绝,母于是乃敬信法教。”

    通过魏世子之女的死而复生,描述死后于无量寿国的见闻及其父母的死后归宿,展现了传说中的往生净土。从此类描述中,可见人们一度恐惧的死亡和死后的世界在佛教净土观念的指导下,摆脱了那种黑暗和充斥鬼魅的可怕形象,转而添上了安详平和、光明澄净的光环。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传布,尤其是净土信仰的“借他力”和“易行道”的亲民特点使之在民间深入传播,并对六朝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净土信仰的传布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小说的题材内容,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并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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