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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来粤与禅宗的创立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6-13)

关于菩提达摩(377~536)的事迹、达摩思想的全面研究,己有众多的中外学者作了许多专题论述…

    关于菩提达摩(377~536)的事迹、达摩思想的全面研究,己有众多的中外学者作了许多专题论述,为了要向海内外系统地弘扬达摩禅学和中国禅宗文化,由光明主编的中国禅学研究系列丛书,首部《达摩禅学研究》上、下册,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2003年11月出版发行,同年12月在 “西来初地•华林禅寺•禅宗文化研讨会”上,近百名高僧、学者,对“西来初地•华林禅寺”己成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窗口达成了共识。

    但对达摩祖师来华的论述,一般只笼统地说在中国少林面壁九年,从海路来华则云来广州传教只逗留数天或数月,更有甚者,则说南朝刘宋时期从陆地丝绸之路来华传教数十年,在广州游方只作短暂的驻留;这些说法,往往使对广州“西来初地•华林禅寺”窗口的认识大打折扣,从而无视达摩祖师花三年时间首站在广州建庵传教九年在中国北方创立禅宗后,于西归途中作出其所传之法“一百七十年后,佛法当在南方衍盛。”的预言,也往往导致对禅宗创立的前因后果与深远影响的认识含糊不清。为此,笔者著文加以论述。

    南天竺最上乘禅与广州的情缘深厚

    其实,达摩来粤之前,天竺禅学早就传到广州。从佛教史料(1)可见,东汉时期,安息(叙利亚)高僧安世高曾两度到广州,传授小乘禅观和禅定要领。三国时期有康僧会,在广州西庙码头登陆,进入江南传教,其族人迁居于西来初地,以康为姓,供有康僧会像,依小乘数息禅观修行。两晋时期,东天竺高僧耆域,于晋惠帝在位时(290~306)从海路来华,抵广州建王仁寺传教,奉行南传上座部的禅观,后来他北抵洛阳传教,西渡流沙归国,是有史可查的完成海陆丝绸之路环行旅程的第一位印度人;还有迦摩罗、强梁娄至、佛驮跋陀罗、昙摩耶舍等高僧,也先后登绣衣坊码头,进入广州建寺或译经、弘法。至南北朝时期,先有求那跋陀罗到王园制止寺(今光孝寺),译出四卷本《楞伽经》,正式设立戒坛传戒,并予言:“后有肉身菩萨于斯受戒”;接着有智药三藏也到此寺戒坛旁,种下从天竺带来的菩提树苗,勒石预言:“一百七十年后,将有肉身菩萨在此树下说法。”总之,在达摩祖师入粤之前,就有不少海外高僧来广州弘法传禅。

    广州还是古代梵文佛经汉译的三大译经中心之一,古代梵文佛经刻在贝多罗树叶上,用竹木夹好,易碎,运抵广州后便直接在广州译场翻译,上面提到的强梁娄至、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都是当时在广州的著名的译经大师,(2)其规模较大的译场设在王园制止寺(今光孝寺)。史云:“昙摩耶舍尊者,东游震旦,就此建立大殿五间(隆安元年即401年建,主殿是大雄宝殿),随此寺奉敕译经,武当沙门笔授。刘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跋陀罗三藏飞锡至此,始创戒场,立制止道场。”(3)三大译经中心所译经互相交流,当时译出的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实相禅所依经典及注疏,在王园制止寺均可看到。

    进入南北朝,有南天竺商人来广州绣衣坊定居,以竺为姓在今华林禅寺附近聚居,第一代摩瓦多罗于刘宋末年来广州落藉,第二代竺密多学航海技术购置海船自任船长,持有南天竺优婆塞归依证书,第三代竺显罗则在住处迎来了达摩弟兄的到来,并充当了他二人的翻译;基于广州竺氏的感情纽带,达摩祖师乃遵照师嘱,在普通二年(521)乘竺密多的商船东渡中国,(4)岂料,竟然接连遇上海洋风暴,在海上飘泊了三年,恰巧是其师圆寂六十七年后,于普通五年(524)春才到达广州绣衣坊。(5)达摩祖师在竺显罗住所东侧,结草为庵禅坐传教,嘱咐竺氏族人不可泄露其真实身份,祖师虚心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国情、佛情,还在居所及王园制止寺(今光孝寺),卓锡各挖了一口甜水井,时称达摩井。普通七年(526),功德达奚(372~529)乘大商船到广州寻弟,在黄埔扶胥码头登岸,在东南海龙王庙(入隋,改建为南海神庙)种下从天竺带来的菠萝(菩提树的另一种)树苗,进府城向有司衙门,递交南天竺国贡品,广州刺史萧昂这才知道达奚兄弟的显贵身份,欲迎入官驿居住,达奚兄弟婉言谢绝,而住在绣衣坊竺宅。当地官民共同筹资,在大通元年(527)四月建成西来庵,延请达摩祖师为首任庵主。(6)

    从《五灯会元》卷一中,可见到菩提达摩以大乘禅观的雄辩,逐一折服了小乘六宗的首领,使他们心悦诚服一统在一乘宗门下,这足以说明达摩禅法是最上乘禅。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缘、地缘,再加上中外僧俗人士频频友好交往凝聚的佛缘、人缘,广州终于在萧梁时期,迎来了南天竺的最上乘禅,让佛教在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达摩来粤建立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

    广州西来庵(今华林禅寺),是菩提达摩来粤建立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也是他唯一的亲自建立的道场,是名符其实的禅宗第一祖庭。

    此说,理由有三:

    其一、信仰地位不变,古庵屡毁屡兴

    从达摩于竺宅东侧结庵传教算起,到达奚于西来庵圆寂,达摩弟兄于该处传佛心印达六年之久,其高风亮节己深深铬记在当地僧俗的心中,及至达摩于北方创立了禅宗逐渐明朗化之后,广州人以佛教第28祖、禅宗初祖为荣,元人黄观光在寺记中,亦明写上:“萧梁时达摩西来,始阐其教,深虑夫繁言失真,直指人(心)以见性成佛。华人以为初祖。”(7)崇敬达摩祖师之心溢言于表。故此,由大通元年四月到清代,萧昂刺史题写的庵名始终没变,从西来庵第三任庵主时期,乃至清顺治帝改庵名为华林禅寺之后,历代于庵内特辟一堂供达摩法像不变。正因为有如此持久的信仰地位,庵与寺虽屡经劫难亦屡毁屡兴,达摩祖庭始终屹立。

    其二、中印佛教结晶,堪为第一祖庭

    达摩、达奚在印度威望很高,并不是因为他俩贵为王子,,而在于他俩在皈依佛门前后,始终以平民身份去传佛心印,利用自已所学的技艺,本着“普渡众生”的心,到处为民解困为社会造福,来到中国还是如此,这让中、印社会各阶层人士感到无比钦佩;尤为难得的是他俩都是100多岁的高龄老人,他俩积60多年之奋斗,己经建立了一统诸乘的“南天竺一乘宗”,仍为佛教的前途操心,为真正实现佛陀的意愿,百折不挠地去完成佛教第27祖的临终嘱托。他俩再度连手在广州建立起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凝结了中印佛教的结晶 。而“西来初地•华林禅寺”,又一直把达摩、达奚的形象长留于人世间,因此,以西来庵-华林禅寺为禅宗的第一祖庭,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禅宗祖师门风,世代发扬光大

    有人说达摩祖师北上开宗立说,有宗旨直接可依,有宗脉一路相承,西来庵不过是初祖在广州临时建立的落脚点,不入禅宗祖庭之列。经多年艰难搜寻和反复考证,华林禅寺于近年总算理顺了本寺发展的来龙去脉;(8)① 西来庵-华林禅寺历代住持,绝大部分都是禅宗脉系的人,达摩北上后,广州刺史萧励延请达奚为西来庵第二任庵主,(9)然后是达摩的弟子竺显罗为第三任庵主,显罗之子竺继禅为第四任,显罗之孙竺悬空为第五任,而悬空还接待了禅宗三祖僧璨(529-606)到西来庵禅坐了三宿;(4)由于竺氏家族迁闽,由悬空弟子康承会为第六任庵主,(10)康家北迁江西南昌,又由弟子蒲西堂接替庵主之职,西堂之子寿山任庵主时,曾接待六祖慧能两度到西来庵禅坐和开示法要,临寂,执意要六祖弟子智本为庵主,(11)此后多数由六祖后裔出任庵主。② 达摩在广州说法,每说一句,均由显罗口译,领听众复诵三次,其法句与有文留存的达摩法汇大致相符,再加上面壁禅观要旨和依四卷《楞伽经》传宗,西来庵所传也和北方禅宗所传一样,至于西来庵第九任庵主之后,禅宗祖师门风,更是世代相传。(8)由于西来庵-华林禅寺历代住持,坚持不立文字,着力于以心印心,身教重于言教,其业迹很少见诸文字,故鲜为人知。但是,他们的业迹,社会知道,正是他们坚守达摩祖师的家业,把祖师门风发扬光大,祖庵才得以屡毁屡兴。

    达摩北上立宗,最后又使佛法南移

    史籍(12)有记,大通元年十月一日,达摩被诏请到建康南京,只在定林下寺收了位佛门居士道副(472~532)做弟子,而热心向佛的梁武帝,与28祖对话,则因不契机缘失之交臂;达摩经过几年细心考察,发现中国的南方,虽流传大、小乘经典,却偏重小乘信仰,寺庙虽多,义学颇盛,对禅法却不怎么重视。道副是山西祁县人,刚从北方入南梁不久,向师父介绍了北方佛教状况;那里盛行大乘,少林寺是大乘禅窟。于是,达摩“一苇渡江”,11月23日到洛阳;再于河南登封嵩山活动三年,收徒说法。准确来说,达摩到过少林寺,住持跋陀欲邀之共住该寺,为祖师婉拒,却在五乳峰上择洞禅居,收徒说法,传授面壁禅观。

    达摩祖师考勘道副、道迹(486~565)、道育(485~590)、慧可(487~593)的地点在钵盂峰,即今二祖庵所在地。道育、慧可陪祖师游方于嵩洛间,永熙三年(534)转赴邺都,祖师新收弟子昙林(495~576)笔受其师的“二入四行”禅法,辑成《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印行于世。于是,达摩正式向门下宣布以禅命宗,开示依《楞伽》传宗,以“二入四行”为宗门纲领,(13)在中华大地对佛教开始了第一次划时代的革新行动。

    达摩祖师在嵩山、洛阳、临漳、禹门间,作头陀行长达六年,终于在西归前,作出两项重要布署。一是单传衣钵与四卷本《楞伽经》给二祖慧可,其叮嘱暗示自禅宗二世起,必须做五世艰苦的奋争,自六祖之后,才“衣止不传,法周沙界。”到时“结果自然成”。 二是临寂前作出佛法南移构想,大统二年(536)寒春, 于豫陕边西行途中, 东魏太常寺卿宋云(483~545)问:“祖师所传之法,何日能在东土兴旺?”答:“一百七十年后,佛法当在南方衍盛。”再问:“南方何地?”答:“王园、曹溪。”(14) 此次预言和前面的咐嘱相联贯,时间、地点点明了,指明佛法南移势在必行。

    达摩初祖有意使佛法南移的原因是,他对中国北方佛教状况也感到失望。北方禅学偏重于空洞禅理的探究,听命于官僧集团的意旨,走向专家化、贵族化,北天竺译僧菩提流支、、国僧都慧光等,屡屡下毒加害达摩, 迫害其弟子。加上北方政局动荡,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对比之下,南方比较稳定,佛学、禅学有根基,禅学研究比较大众化、平实化,佛教信仰比较深入民间。在广州还看到过智药三藏于王园制止寺的勒石予言,他深有同感,故作出了上述构想。二祖至五祖也牢记于心,其弘法基地逐步南移;慧可曾到皖境建立司空禅室(今二祖寺),三祖僧璨在皖境,形成四寺联成一线的弘法基地,以司空禅刹、干元禅寺为中心,北有梁静寺,南有佛图寺,四寺皆由三祖门人轮流住持,三祖给隋开皇列为二十五门众之首。(15)以上是禅宗发展史的第一阶段,时称达摩禅(或面壁禅、少林禅)阶段。

    由此可见,达摩祖师突出的贡献在于:其一,他继承了释迦始尊革新当年印度宗教的传统,革除了佛教当时的种种弊端,冲破种种思想桎梏和政治阻力,返朴归真,恢复了“涅盘妙心”的本来面目;其二,他以大乘般若与《楞伽》心性论相结合的祖师禅新思想,迎合中国儒、道的“以无为本”、“万物唯心”的思想风范,将实相无相与心性本净融会贯通,把佛教的全部理论和具体实践,即把“信解”、“现观”、“称法行” 三个修持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已独立的、方便众生弘扬的新禅观;其三,他既将宗与教明确作出区分,又把教中诸禅融会于本宗,他提出“藉教悟宗,”凭借“种种教法”、各样禅观,领悟到远离文字的自证自觉,证悟到“涅盘妙心”,终于“与道冥符,”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新生的禅宗在佛门的声望与地位;其四,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曾着专文(16)指出 :广州西来初地“是西方海洋文化(具体是指佛教禅宗)在中国最早的登陆地,”达摩祖师本着海洋文化特赋的宽博胸怀和卓知远见,他虽然在中国北方创立了禅宗,却把禅宗兴盛的希望寄托在海洋文化发育深厚的南粤,坚信自已在广州打下传佛心印的根基,会给宗门带来丰硕的成果。

    六祖返粤以《法宝坛经》开创中国禅 

    禅宗四祖道信(579~651)遵照三祖的嘱咐,在鄂赣长江口结合部湖北黄梅,建立了禅宗的一个永久性弘法基地,朝廷赐额称双峰山寺(今四祖寺) ,其徒弘忍(601~674)奉师命又在该县建东山寺(后称五祖寺),开辟了东山法门。黄梅禅是禅宗发展史的第二阶段,(28)四祖、五祖在推动禅宗发展方面很有远见。四祖允许曾师从于他的法融(594~657)自立牛头宗,使禅宗绽开一株新枝,为禅宗六世之后“花开五叶”作了开创性的尝试,此外还把高才弟子重点放在湘、赣两地弘法,为曹溪禅先向赣、湘两翼发展打下基础,还特意安排湘籍弟子智远(623~696)先在粤北乐昌仙人石室隐居,等候从王园、曹溪方向来的求法之人。如果没有智远的具体指引,慧能(638~713)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到达东山寺的。五祖则让25位高徒分化一方,推动南能北秀的发展壮大,才使到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显派,还提早派印宗(627~713)往广州弘法,住在法性寺(即王园寺,今名光孝寺)。试看,如果没有四祖、五祖的布署,卢慧能是不可能成为六祖的。(18)
卢慧能在24岁的开春时分,到达东山寺。五祖见他承问所答具有《大智度论》初发心作愿的风度,能用《涅盘经》、《楞伽经》等经义进行反诘,心中暗喜,命他在碓房劳作,许他参予法席,默然受教。踏碓八个月后,慧能因偈经已入门,见自本性,超越神秀(606~706),深得要旨,五祖即宣能半夜入室,为之讲述《金刚经》要旨。能听罢,连说了六个“何其自性”的悟解,五祖遂命慧能为禅宗第六祖,授以衣钵。然而,慧能在该寺修炼日短,后来居上,未能服众,故五祖嘱先避风头南下隐逸15年,命“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 (19)

    15年后的仪凤元年(676)初,印宗果然在广州为慧能举行披剃、受戒、开法仪式。是年四月初八,六祖首次于法性寺登坛开法,“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法旨”,兼授无相戒。(20)仪凤二年春,六祖回韶州大开南宗顿悟法门,先抵韶州府城大梵寺(今大鉴寺)升座,分法堂讲经和大庭说戒形式,所讲内容即《六祖坛经•曹溪原本》的1~6品。(21)

    武则天女皇于万岁通天元年(696)给六祖下达的诏书,高度赞扬六祖“以宏扬之内,大济群生,横舟楫以苦海之中,究沉溺于爱河之岸,”“师以道契无为,德光先圣,入大乘之顿教,表无相之真宗,既而名振十方,声誉四海,万机无恼,八识俱安,功超解脱之门,心证菩提之序。”慧能承领六祖的尊荣以及大开顿教的功德,通过这封诏书,表达了朝野上下对六祖无限钦慕的敬仰之心。(22)六祖弟子中,神会(668~760)于天宝4年入住洛京荷泽寺,每月作坛场说法,伸张南宗正义,圆寂后谥真宗大师,御封为禅宗七祖,此后,神会开创的荷泽宗,取代了北宗盛行于北方;行思(664~740)开创的青原法系,由其徒希迁(700~790)发扬光大,在南岳南台寺48年,大开石头禅门,着《参同契》,独创“石头路滑”以“回互”为眼目的新禅风,其后裔开创了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 ;怀让(677~744)开创的南岳法系,亦由其徒道一(709~788)发扬光大,在江西大开洪州禅门,另辟一道机锋峻峭变化无穷使学人悟得本心的马祖门风,其后裔则开创了沩仰宗、临济宗(曾化为杨歧、黄龙宗);两大法系的五家七宗,通过其后裔弟子的不懈努力,终于织就成五大洲全球性的曹溪禅门网络(23)。

    可见,六祖慧能开创的南宗,以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佛典《六祖法宝坛经》作引导,开启了曹溪禅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关于禅宗六祖,毛泽东有段精辟论断:“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24)胡适在1953年谈《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亦指出,六祖慧能及其坛经“一是使佛教简单化、简易化;繁琐变为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二是使佛教本来为外国输入的宗教,成为一种奇特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25)曹溪禅是禅宗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它以《六祖坛经》为标志,真正使天竺禅演化成为中国禅,禅宗从此有了旗帜鲜明、宗旨独特、易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纲领,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跃居主流地位。正是有了这部中国平民祖师阐述的经典,才使中国佛典登上世界佛典的大雅之堂,中国佛教的旗号才算是真正打响了。

    岭南禅文化积淀深厚,国际影响深远

    回顾禅宗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达摩初祖来粤为传佛心印所建立的第一道场,特别是初祖临终预言所指的“王园,曹溪”颇耐人寻味。王园寺,唐代称法性寺,此处原为南越赵氏王府林园,三国初期,岭南最早的佛学专著《理惑论》的作者—牟子,曾在此处宣讲儒、道、佛交融一体的观点。它在太元元年(251)初建时称虞翻庙、诃林庵,公元401年正式创建为王园制止寺。该寺在广东最早启动翻译、注疏、宣讲梵文佛典,可以说是南粤的佛学(禅学)之源和佛教百家争鸣之所。达摩弟兄俩都曾在该寺指导译经和说法,该寺赠给弟兄俩的四卷本《楞伽经》,被初祖指定为禅宗传宗宝典。该寺的菩提树,为天竺高僧智药三藏于天监元年(502)所植,他在树下所作的勒石预言,为达摩初祖临终前所作决策最先提供了依据,也引带了六祖慧能最先在此处开坛说法。此寺是广州最古老的宝刹,堪称是岭南佛教的第一祖庭、禅宗的第二祖庭。(26)

    在天监元年,智药三藏从广州北上游方抵曹溪,见该村之南华山,与天竺圣地颇像,情不自禁地对曹长老说:“多象佛陀的宝林山呵,此处应当建座佛刹,一百七十年后将有肉身菩萨抵此开演上乘,度无量众。”于是,山被改称宝林山,日后建成的寺称宝林寺,从而引来了六祖慧能抵此奠基开法38年,经其后裔五家七宗广为弘扬,其法裔已广布海内外;此寺为宋太祖据原山名更改寺名,其御赐“南华禅寺”金匾至今还悬挂在山门上,此寺成了曹溪禅的第一祖庭,其第二祖庭在广东新兴县,唐中宗敕建之国恩寺,是六祖的诞生地和圆寂地;六祖创立的曹溪禅,顺应历史潮流,深深扎根于人世间,很受劳动人民的喜爱和欢迎,从而使禅宗“一花开五叶”,五叶绽硕果,花繁叶茂,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六祖坛经》也由汉文版、英译本,扩印到多民族文版、多种外语版本,成为全球性的佛门内外人士普遍喜爱的文化精品,为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提供最有益的启迪和大智能。(27)

    光孝禅寺、南华禅寺始建年代虽然比华林禅寺早,但其“禅寺”的冠名和衍盛,却由“西来初地•华林禅寺”而来。这三座禅寺,形成了岭南禅文化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出自稳定南方政局维护统一的需要,华林禅寺受到清皇室的特别器重,顺治、康熙帝恩赐22颗佛舍利子给该寺供奉;(28)从而使华林禅寺一跃成为当时广州府城“四大丛林”之首。
    我们深信 ,在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和大力扶持下,“西来初地•华林禅寺”这块国际名牌,必将更加名满于天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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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光孝寺—岭南第一古刹》,[J]见《中华儿女》2002年版。
(27)《六祖慧能思想研究》(二)[C]香港出版社2003年版。《曹溪禅研究》[C]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03年版。
(28)《华林禅寺正史概况》附件《清内廷实录》[M](广东录)、《关于清初特别看重禅宗的有关情况分析》[M]。 
    
    (原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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