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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先生:责任与期盼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4-19)

引言: 我是北大79数学系的,在校期间也曾到哲学系旁听过一些课程,可认识楼先生却很晚,算来也就是…

 


 


引言:

 

我是北大79数学系的,在校期间也曾到哲学系旁听过一些课程,可认识楼先生却很晚,算来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

承蒙先生厚爱,这些年能亲近先生,并得到先生的关心、帮助与提携,在内心中,我是把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看待,不仅是学问的导师,更是人格的导师。先生所学之广、所证之深,均非我能揣测,加之文字能力有限,这里只能以零散片段的形式,呈现出“冰山一角”了。



先生简历

楼先生于1934年12月10号(阴历十一月初四)在杭州出生,祖籍浙江嵊县(现在的嵊州)。出生不久后,楼先生就随家人到了上海。

1955年,楼先生从上海浦光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无字之书

与那一代人一样,楼先生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全国性政治运动。期间,他去过工厂,到过农村,但是谈起这些,他没有丝毫怨愤之色,反而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他认为,每个学生不仅要念“有字之书”,更应该去念“无字之书”,所谓的“无字之书”就是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当今社会的现状,结合自己学习的书本识,进行思考,这对于学生们将会有很大的启发。

与佛结缘


1960年毕业后,楼先生留校任教,并参与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工作。在这个编写组里面,楼先生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资料的搜集、管理和提供,并开始对佛教有了接触和了解。楼先生回忆说“我在编辑组的时期,任继愈先生也开始在系里面开设了佛教方面的课程,我就给他做课堂的辅导,也就是助教,当时我应该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个时代还有宗教迷信的传统,说佛教是人们的鸦片。不过我有一个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隋唐以后,是离不开佛教的,佛教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不管大家怎样看待佛教,但这是事实。我当时逐渐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离开了佛教,任何人想把隋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讲得深入透彻是不可能的。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文革结束后,楼先生马上提出编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并与石峻教授、方立天教授、许抗生教授、乐寿民教授组成了编选组。在《选编》的前言里,楼先生写到“不了解佛教,无法研究中国的哲学史和文学史,甚至于建筑史”。《选编》原准备出四卷,但最后只出了前三卷和第四卷的第一册。原因是刚开始编写这套书的时候,佛教原典非常稀缺,有《大藏经》的学校、图书馆没几个,更不要说其他的佛教书籍。《选编》第四卷的内容,主要是佛教原典。等编选组编到第四卷的时候,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信仰。《大藏经》不仅成为各大寺院的常备藏书,也是很多佛教学者甚至普通居士的书房常备,其他形式的佛教典籍也已非常丰富,所以编选组一致认为,第四卷编不编下去已经不重要了。楼先生很高兴他们的这项工作能够“ 虎头蛇尾” , 这说明佛教的生命力已越来越旺盛了。

四门功课

在楼先生所有的工作内容中,对于学生的教育培养始终放在第一,年过七旬的他,每周坐着公车去给研究生上课。笔者多次看到当有人邀请楼教授参加活动时,他第一反应就是推算活动时间与上课时间有没有冲突。从1980年开始带研究生,在教学上,楼先生有自己“绝招”,凡是他的研究生,有四门基本课必须上:第一门课是原典选读,像《异部宗轮论述记》、《金刚经》、《中论》、《成唯识论》、《维摩诘经》、《胜经》等。第二门课是史料学,楼先生称之为名著介绍。这方面包括《中国哲学名著概论》、《佛典概论》等内容。楼先生这样安排课程有助于学生们了解自己将要学习和研究方向的来龙去脉。 第三门课是中国佛教研究方法。楼先生认为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掌握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方法错了,就事倍功半。但是楼先生并不教学生们固定的方法,并把这门课叫作“中国佛教研究方法”而不叫成“中国佛教研究方法论”。楼先生认为:“论字就是一个框框,我讲方法要去掉那个论,就是去掉那个框框,不能说只有这样研究才对,那样研究就不对,去除框框就是除掉学生的偏执。”第四门课是研究现状介绍,要让学生们了解在这个领域里面,目前研究的状况怎么样,国内研究得怎么样,国外研究得怎么样?然后让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由于第四门课范围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广,语言体系太多。楼先生鼓励学生分头去做,让一部分学生去研究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让另一部分学生去了解一些欧美国家,然后再合作拼接。

楼先生从1980年开始带研究生,1986年开始带博士生,除了藏密之外,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各方面的博士生他都带过。有三位韩国的出家人在楼先生的指导下,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昆曲、古琴与传统文化

中国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远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楼宇烈

如何来弘扬以儒释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楼先生认为儒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实体载体,也没有社会结构了,而没有载体,就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样的,道教的载体也不是很强,对社会的关注相对也淡漠一些,因此社会影响力也就有限。与儒道相比,佛教不仅最有实力、最具载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相吻合。楼先生认为,现代佛教不仅承担净化人心的社会责任,更有传承文化、发扬文化的历史责任。进入21世纪以后,楼先生感到仅仅坐而论道不行,更要起而行之。理念只有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才有生命力,才可能根深蒂固。那么如何操作呢?楼先生决定用中国的传统艺术作为载体。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它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问题,而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对调整人的身心有着很大的作用。中国的艺术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艺术体现,你不仅要欣赏它的外在形式,更应该去体会、发掘它内在的精髓。学习中国的传统艺术,你要慢慢去琢磨它,怎么样把它内在的东西发挥出来。比如说弹琴,手怎么样弹是技术的事情,但是你要把这首曲子弹好,就要有内在的精神,它是潜移默化的。”谈到中国传统艺术,楼先生认为,昆曲和古琴是中国艺术的精华,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讲,琴棋书画,琴是第一位的,琴不仅可以陶冶心情,还可以行医治病。昆曲可以说是一部立体的中国艺术,不仅形成了中国的戏剧体系,而且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名著,是中国对人类的一种贡献。2003年,楼先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并通过办班教学等现代组织模式,吸引了很多人来参加。

国艺院

我有个理想,如果能在大学里搞一个国艺院,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甚至包括茶道、花道、陶艺、太极拳等等。

——楼宇烈

楼先生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表演,而是人的精神自我提升,是人们的相互交流,重要的是参与。而现在,艺术不仅被技术扼杀,也越来越成为追求名利的东西。他还特别强调,艺术不仅仅是文艺,也包括武艺在内。但无论文艺武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楼先生用射箭做比喻:“要想射中,就必须身正,要达到身正,就要心正,只有心正、身正才能射中。更重要的你如果射不中,你不能去怪地,不能怪靶子,而要反省自问,我是不是身正了,是不是心正了。这些都是跟人的身心修养联系在一起的。”

无我感恩茶

 

在千山弥勒学术研讨会上,楼先生的“无我感恩茶”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围坐一起,每个人不是给自己沏茶,而是给旁边的人沏茶,送出去两杯,又得到两杯,在“无我”中间来体会“有我”,在交互的过程中体念感恩,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同胞,感恩同学。楼先生告诉我们,坐在一起就有缘,有缘就是同学。

就是这样,楼先生利用一切的方法和机会,吸引大家关注、学习传统文化,并把弘扬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文明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静·净·敬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民性,楼先生认为,佛教要想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做到三个字:静、净、敬。第一个“净”是干干净净的“净”,也是清净的“净”。 佛教认为是世界的本质就是清净,自性本来清净,而为客尘所染。修行的目的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第二个“静”是安安静静的“静”。安静在佛教里面是熄灭贪嗔痴,达到寂静涅的最高思想境界。第三个“敬”是恭恭敬敬的“敬”,也是“六和敬”的“敬”。 敬是相互的尊重,也是感恩的体现。楼先生认为,现在佛教界乃至整体社会都缺少“净、静、敬”。如果寺院能够从这三个字做起,不仅会给人非常清净的感觉,让人油然生起敬畏之心,还可以化导世俗,通过信众影响整个社会,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是佛教对社会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贡献。


宗教对话与宗教现实意义

宗教如果能够对话交流,有相当的共识,至少社会是和谐的,安宁的。
——楼宇烈

楼先生希望当今各宗教之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交流,通过对话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和谐安宁。不要去试图说服其他教派的信仰者,不要去争论谁的信仰是正确的,谁的信仰是错误的,更不要去批判,大家应努力发挥各自在当今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宗教的争端,其背后离不开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还是人的贪欲在作怪。

“科学视野下的佛教”与“科学时代下的佛教定位”

人类知识体系里面,一个是科学知识体系,一个是人文知识体系,佛教就是人文知识体系。

——楼宇烈

楼先生非常强调佛教自身的定位和功能。他认为,目前的社会对于宗教、信仰,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差异,也包括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太原会议,以“科学视野下的宗教”主题进行了讨论,楼先生认为这个题目有偏差,他不仅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时,把题目改为“科学时代下的佛教定位”。他认为佛教和科学不要争长短、比地位,各自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佛教学术化

 

佛教学术化是一个误区。好像佛教要提高,就应该把所谓的学术成份加多,专门在一些名词概念里兜圈子。——楼宇烈

楼先生认为佛教的核心作用在于化导世道人心。
佛教界真正需要的是真知灼见,而不是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打破规范才可能有真知灼见。

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教师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
——楼宇烈

楼先生认为,佛教现在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发展比较迅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人才储备,出现了人才短缺问题。就佛学院来看,虽然增加了外语、历史等科目,不过由于主要是在文字上做文章,缺少融会贯通,也缺少一些实证的训练,没有更多革新的东西。同时,教育规模偏低,投入不足,在校学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也造成了需求与现状的严重脱节。单纯依靠佛学院来培养人才,即使投入再大,也很难走得通,根本的出路应该是把社会教育和佛学院的教育联通起来。就大家普遍关心的教材问题,楼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教材是教员讲课的一个成果,它只能作为别人的参考。如果教员完全按照教材去讲,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

身体力行

我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我讲什么东西,首先自己会努力地去做。
——楼宇烈

当今佛教界,很多年轻僧人已经担当起寺院住持、教会领袖的重任。在谈及此事时,楼先生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格养成,有了人格的养成,他对佛教核心理念就会有所理解,他要能够成为人们敬仰的榜样,不仅在信众中间,甚至在社会中间成为榜样。就好比让孩子去学《弟子规》,他倒背如流,可他就不能够做,我说他还不如倒背不如流,他记住了一半也没有关系,他把记住的能够做就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大家能认真实践,能够身体力行,能出现真正的人天师范。”

责任与期盼

要想影响世界,首先就要影响我们自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实践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做一个腰板挺直的中国人。——楼宇烈

常年的教学工作和频繁的学术活动,别说70多岁的长者,就是一个壮年人也承受不了,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楼先生呢?楼先生告诉我们:“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中国人的责任感。我始终感觉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它是人类一笔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要靠我们自己去保护、继承和发扬。看到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漠视甚至鄙视,我感到非常痛心。我们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仁者自爱,智者自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不尊重,怎么能让别人尊重我们?要想影响世界,首先就要影响我们自己。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为什么就不学西方人对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爱呢?”“我有一次说了很激烈的话,最不尊重传统的,对传统最没有信心的是中国人,我们可以随意地糟蹋前人,糟蹋我们的祖先。举一个例子,莎士比亚的剧作在西方是经典、传统,西方在演莎士比亚剧作的时候,有谁敢去乱动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是跟莎士比亚齐名的汤显祖的作品,我们却在随意地改动。我们总认为我们比祖先要聪明,我觉得这是很痛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够挽回?说了可能也白说,但是不说也白不说,还是要说,多少会影响一些人。不绝如缕,将来就有星火燎原的可能,如果要绝了那就没有希望了,只要不绝就有希望。对于佛教,我也是同样的心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实践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做一个腰板挺直的中国人。

编后语:和楼先生的访谈非常轻松,先生侃侃而谈,我也随时插话提问,现场气氛非常活跃,连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都听得津津有味。访谈结束时,我提出了心中郁积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先生为什么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现在是成就别人的好事的时候,别人的高兴就是我的高兴,别人的喜欢就是我的喜欢。很多场合下,你到了,人家就高兴了,就觉得这个会议就有规格了,就成功了,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惭愧,让我自省。就是这回的封面人物,先生又何尝不是在成就我们呢?在这里,我们祝愿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幸福、吉祥。(文:土登、奉音)

 

简历: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 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 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 经 历: 1960年7月至197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 1979年6月至1980年1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85年9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0年起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

现任职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1989年3月起);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曾任职务: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1979-1984);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1987-199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届,1992—1997年);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1年起);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第三届,1988—1995年)。

学术团体任职(部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三届,1992年起);全国宗教学会理事(第三届,1988年起); 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1999年起)。

其它兼职(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7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8年起)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98年起)

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

孔子文化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1999年起)

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1999年起)。

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起)

著 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词条

《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中华文明史(第4卷)》

《中国的品格》

《中国哲学史》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1. 荀子新注(主要统稿者) 〔1979.5 中华书局〕

2. 中国哲学史(上、下)(统稿者)〔1980.3 中华书局〕

3. 王弼集校释(上、下) 〔1980.4 中华书局〕

4.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统稿者)〔1981.6 中华书局〕

5.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全四册)(统稿者)〔中华书局〕

6. 论语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一)〔1984.1 中华书局〕

7. 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二)〔中华书局〕

8.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全四册)(统稿者)〔中华书局〕

9. 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三)〔中华书局〕

10. 康子内外篇(外六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四) 〔1988.8 中华书局〕

11. 诸天讲(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五)〔1990.4 中华书局〕

12. 春秋董氏学(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六)〔1990.7 中华书局〕

13.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七) 〔1992.9 中华书局〕

14.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一册)〔1992.9 中华书局〕

15. 东方文化大观(主编)〔1996.12 安徽人民出版社〕

16. 东方哲学概论(主编)〔1997.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7. 中国的品格 (作者)(2007.7 当代中国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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