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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做任继愈先生蓝图中的铺路人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4-19)

  任先生说:我只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着一流学者的方向努力……回顾我做敦煌遗书研究…

 

 
  任先生说:我只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着一流学者的方向努力……回顾我做敦煌遗书研究的25年,每一步都有先生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是先生从各方面提供条件培养我,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父母给了我生命,而先生则是改变我命运的少数几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任继愈先生1942年起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传道授业解惑,蒙他教导的学生广布海内外。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先后有30余位学生在他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生现在几乎都已成长为当今学术俊彦,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方广便是其中之一。

  2007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90周年庆典”开幕式上,任继愈先生发表讲话时提到:“前20年,我经常收到有关敦煌问题讨论和研究的信。最近10年来,我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这些信都跑到我学生那里去了,我的学生研究敦煌很有成绩,全世界好多人都问他。”此处“学生”,指的就是方广。

  自1984年随任继愈先生攻读博士起,25年来方广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成果卓著,被誉为当今海内外佛教文献学的权威。2010年1月3日,记者冒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前往北京东郊皇木厂采访这位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培养的首批研究生,从他的成长历程中感受任继愈等老一辈学人的教学育人之方,领受他们高洁笃实、扶掖后昆的大师风范,体察到学术研究领域内薪火相传、继承发扬的美好接力。

  “先生高瞻远瞩,指引研究方向”

  生命固然只是一个过程,但不同的生命却因不同的因缘和努力而绽放不同的光彩。方广的经历便是注脚——

  方广高二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9年,他被安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当了三年半农民后被选送到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学习,后因成绩优异而被抽调为教师。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南亚系攻读印度佛教,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也是塔城地区50多位研究生报考者中唯一被录取的考生。

  此前,方广曾看过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及其发表在杂志上的其它论文。1978年他到北京读研究生以后,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又修习了古代汉语等其他课程,其中就有任先生的佛教概论。

  1984年,方广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几天后,任先生通知他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地讲: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转到佛教文献学方向。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现代的科学的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愿意在佛教文献学方面挑战自己,就要痛下决心,从你开始,来建设我们中国的佛教文献学。

  方广反复思量,很难割舍此前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但最终他还是按照任先生的设计与指导,专攻佛教文献学。“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深感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先生富于远见,深谙佛教学术界的长短优劣。他思维敏捷,语言深刻,工作安排,深沉周到。很多我当时不太理解的事情,后来都发现还是先生英明。”

  任继愈先生培养人才高瞻远瞩,立足于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全局。他曾说,要看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占据什么地位,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急迫要做,哪些东西条件不成熟不应该做,方向找不准是不行的,否则就是浪费。对此,方广凭他多年的经历更是深有感触。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继续在印度佛教领域耕耘,语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关。我虽学过梵、藏、英文,但都只浅涉皮毛。过不了语言关,充其量只能是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而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佛教文献学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学科。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巴利佛教研究,还是梵语佛教研究,都是先从文献整理和校刊研究这样的基础工作开始的。”

  现存的敦煌遗书中,95%是佛教方面的文献。“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其本身具有的蓬勃生命力,是先生让我从陈寅恪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指引我走上敦煌学、佛教文献学的治学之路。”

  “先生的教导,未敢或忘。”方广如是说。25年来,他沉浸在敦煌遗书这个民族文化的宝库中,沙里淘金、盘点家底。他曾在中国社科院、上海师大等单位的支持下,或只身一人,或组织团队,远赴英、法、日、俄、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一片一片地搜集,一号一号地展阅,日复一日地调查、鉴别、考订、整理、编目、录文、校勘、研究。作为任先生的主要助手,编纂出版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7册,全套150-160册出齐指日可待。此外,散落在英、法、俄、日的4万多号敦煌遗书收藏情况也已基本调查完毕。囊括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总目录亦有望在3-5年内完成,总字数将达3700万字以上。

  长时间的沉潜用心,广泛的搜罗鉴识,使得方广积学深厚,成为佛教文献学领域内享誉海内外的权威学者。1985年曾有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讲学,公然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今,东瀛的媒体却肯定并赞誉方广为“大藏经研究权威”、“写经调查的权威”。

  “先生严格砥砺学生的学风与人品”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这是任继愈自己的治学原则,也是他对学生的学术要求。方广回忆,博士生入学前,任继愈先生曾与他作过一次十分严肃的长谈。

  任先生说:“我只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着一流学者的方向努力。你这人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旁骛。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要明确。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做出成绩。”

  先生又说:“你聪明,肯动脑筋,是好事。但有时不扎实。你要培养自己沉潜笃实的学风。学问要做扎实。一是一,二是二。那种别人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说服别人的文章,不要写。”先生的这些话,方广牢牢记在心上。以后轮到他自己做了老师,也用这样的原则来教育学生。他所带的博士生如侯冲等人,在这样的治学精神的指导下,严谨求实,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从1984年秋开始,方广正式跟从任继愈先生学习佛教文献学,到1988年夏天论文答辩,整整有四年的时间。这当中,如无特殊情况,任先生与方广总是每两周必见面一次,风雨无阻。对他提出的问题,任先生有的当场解答,有些则让他请教周绍良、张政烺、周一良等老先生。任先生相信每位学者都有他的特长,所以总是为学生创造条件,多方引见,让学生真正转益多师。“回想起来,不禁深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折服。他是我们做人、做学问的榜样。”

  1989年3月至1993年5月,方广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的4年间,在任继愈指导下,为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图录、目录作编纂工作。这当中,任先生给与了方广很多具体的指导。他多次指出,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人家用得方便。他还反复强调: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到最好。做过的工作,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

  “先生不仅教我们怎样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还教我们怎样老老实实地做人。如果他发现哪个学生身上有他不能容忍的毛病,绝不放任不管,甚至到了嫉恶如仇的地步。”

  “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不仅有严格的要求,也有无尽的关心与爱护。回顾我做敦煌遗书研究的25年,每一步都有先生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是先生不拘一格地接受我、严格地要求我、爱护我,从各方面提供条件培养我,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

  说到这里,方广不禁哽咽:“父母给了我生命,而先生则是改变我命运的少数几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先生绘就蓝图,培养学术接班人”

  任继愈生前常表述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迟早会复兴,在文化复兴之前,必然有一个资料整理的阶段。资料整理,就是为文化复兴做准备。这种工作,很枯燥,但总得有人来做。目前,有些青年人读古书已很吃力,他们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在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驱使下,任继愈身体力行,主导了极其浩大的古典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先后主持编纂完成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还主编规模达7-8亿字的《中华大典》,又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

  不惟如此,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任继愈也是高瞻远瞩。他从“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提前整理资料”这个思路出发,招收相关研究生。实际上,略微回顾一下他历年招收博士生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他心中有一个中国哲学及宗教学建设的全局——

  1983年,任继愈招收第一届博士,原定计划2人,一个中国哲学,一个藏传佛教。后来因故只收了李申一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1984年,招收了金正耀与方广两人。金从事道教研究,侧重外丹;方从事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文献学。同年,赖永海从南京大学转来,也是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思想。1985年,招收何光沪,主攻宗教学原理。1986年,招收宋立道,侧重南传佛教。

  从专业设置可以看出,任继愈先生培养学生,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布局的。他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挑选学生,加以培养,分兵把口,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及宗教学研究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时至今日,他的这些学生都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星罗棋布地撑持着中国哲学及宗教学的宏阔殿堂:李申现任上海师大哲学学院教授,在儒教、道教、无神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赖永海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学科评定委员会成员,门下桃李成群;金正耀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在专门史、中国青铜器与铅同位素考古专业开拓了新的领地;何光沪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是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宋立道现任贵州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在南传佛教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在这些博士生外,尚有张岂之、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李泽厚等一大批曾受任继愈指导、熏陶的年长一些的学生,他们大多已成为当代的学术大家。其他直接或间接得到任继愈接应泽润的年轻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就连他的关门弟子——原本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单嘉筠,也已先后整理、撰写了《故宫史话》、《中国文博名家单士元》等颇具史料价值的著作。

  1923年,胡适曾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近几年来,随着任继愈、季羡林、钱学森等大师的离世,越来越多的人像胡适那样再一次担忧中国是否还会出现学术大师。方广却像自己的导师任继愈先生一样,对中华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心。他坚信中华文化一定会再次崛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高潮一定会到来,今后的中国一定还会出大师。

  “我曾与几位同代人讲过:无论国学与外语,我们都无法与前辈学者相比。我们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时间,都被荒废了。由于基础的薄弱和开拓资料手段的缺乏,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的佼佼者外,很难出现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大家。命中注定我们将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正是基于此,方广说:“与其去做那些眼前做下去也做不透,说出来又不能说服人的学问,不如扎扎实实地多做些资料性工作。这也是我后来听从任先生教导,改攻佛教文献学的思想根源。”

  “当然,大师者,必有其自身天赋,但也需要外部提供的成长条件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三者缺一不可。”方广形容说:“任先生指点方向、勾画蓝图,并亲自带领我们修桥铺路。我们修好高速公路后,后来者就可以在上面跑快车、出成果、出大师。”他由衷表示:“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责任,我甘做中华文化高潮到来之前的铺路人。”

  “如果从1978年算起,我师从先生已有31年;从1984年算起,也有25年。几十年相随,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尽管在佛教文献学领域成就斐然,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方广听人如此评价,却连连摆手,一再声明:“任先生精通儒释道三教,学问淹博通达。而我,真的是自愧愚钝,并没能完全继承先生博大的学问,只是在佛教文献学领域、敦煌学领域做了一点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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