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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20期:时代和它的李泽厚(一)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6-11)

南方人物周刊第20期: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本刊编辑部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

李泽厚20岁开创实践美学60岁出国开辟新事业

南方人物周刊第20期: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本刊编辑部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他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则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他们认为只有前三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人一票的普选、多党、议会制度才可能实行。缺乏稳固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贫困没有得到缓解之前,实行上述的制度非常危险。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香港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 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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