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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任继愈先生读书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4-19)

  大学毕业后,我给任继愈先生做了几年助手,主要工作是帮任先生编辑文稿,相当于跟着先生多读了几年书。…

  大学毕业后,我给任继愈先生做了几年助手,主要工作是帮任先生编辑文稿,相当于跟着先生多读了几年书。与先生朝夕相处,请益问学,这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重的一段时光。

  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下放干校劳动期间,罹患眼疾,因救治不急,结果一目失明,另一目视力也很弱,以后看书写字都很吃力,不得不聘请助手帮助读书撰文。先是自己出钱请人,一直到先生离开社科院宗教所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单位才给先生配备了专职助手,似乎我是第三任。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周有三、四个下午到先生家里上班,只有一样事情,就是陪老先生念书。我读,他听,是真正的“念”书。我捧着书,端坐在先生对面,轻声朗读,语速缓慢;老先生坐在一把旧藤椅(这把椅子的年龄比我还大)上,眯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思考。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一老一少的身上,温暖而安详。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想来那时的先生,已经七十好几岁了,但精力尚好,仍然诵读不辍,正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等境界,正是学者本色,大师典型。末学如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第一次到先生家,就被先生的藏书震住了。书房不用说了,四壁皆书,除了靠窗的位置摆放桌椅,稍显开阔一点外,室内其余空间书架子排满了,像图书馆一样,密不透风。印象最深的是通往各房间的过道尚可容身,因为整个一面墙码放排列着几十个楠木书箱,每个箱子上刻有“史记”、“汉书”之类的书名,原来这是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据先生说是五十年代从一位旧官僚手里买来的。书虽然多,但是并不乱,每种书都分好类,所以找起来很方便。几年以后,我自己开书店,分类排架这点活儿驾轻就熟,正是拜老先生所赐。后来我听说,先生在去世之前,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了家乡山东省平原县,我想那是这些珍宝最好的归宿。

  因为和先生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老先生似乎也很在意这份师徒情缘,刻意栽培,从我一到职,即布置课业,指点津梁。首先要我通读《资治通鉴》,要求每天一卷,务必在一年内读完一过。我不解其故,先生说,历史是所有人文学科的根基,哲学史更是离不开“史”,现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设置有问题,对历史重视不够,必须要把这一课补上。先生后来还多次开示,哲学史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学好历史如何能“通”?我老老实实遵从先生的意见,集中精力苦读《通鉴》,每周跟先生汇报一次进度和心得,并请教疑难,先生有时直接答疑解惑,有时只说可以去看某某书,比如好几次让我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渐渐我也就明白了:这是先生着意让我自己熟悉门径,由一书而触旁书,由一家而通多家。

  先生教我读书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参与他所主持的研究项目的资料准备工作,先生念什么书,我就跟着一块念,比如有一个时期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宋元卷的编撰上,我就跟着先生念《朱子语类》和《宋元学案》,先生还让我把王懋闳的《朱子年谱》打印了一本。先生和其他作者的文稿也都交给我处理,包括打字录入、核对引文、编制目录索引等等,有时还要查阅很多种相关的书籍文章,有这样的一种训练,可以说受益终生。

  另一种方法很有意思,先生经常受邀出席各类学术研讨会,事先他会告诉日程,让我安排行程,一方面给我布置相关的读书课程,比如要到陕西楼观台参加老子学术会议,就叫我读他那本《老子新译》,到山东参加墨子会,就叫我读《墨子》书。先生的意思是:能参加这样的讨论会机会对我来说很难得,首先要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否则到那里听不懂;其次要勇于参加争鸣,有想法就表达出来。我非常感念老先生的一片苦心,可惜自己不成器,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厚爱。

  先生远行一年,昔日殷殷垂教之意,思之泫然,没齿难忘。F107

  王曦:出版人,1990-1995年任任继愈先生秘书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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