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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名隐”

本文作者: 11年前 (2008-05-14)

  终南山有时候专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时候是指秦岭山脉西自宝鸡、东至蓝田这一段。因此段连绵八百多…

  终南山有时候专指西安城南的南山,更多的时候是指秦岭山脉西自宝鸡、东至蓝田这一段。因此段连绵八百多里,几乎延揽了秦岭的大部分主要的有名的山脉,于是,有时候人们话语中的终南山,实际上指的就是秦岭。其山势雄伟险奇,秀美清幽。千峰耸碧,百谷流翠,植被茂盛,空气新鲜,物产富饶,寺庙众多。终南山距西安不远,不足百里而已,古人步行,一天可达,今人乘车,两三个小时即到:可谓入市也易,进山也速,方便。

  更重要的是,终南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不少名人,都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涉政前就曾在终南山的銵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于是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了隐逸生涯,协助武王伐纣,成就了一番大业。周康王时,函谷关令尹喜在终南山中结草楼隐居,并迎请西游的老子讲经著书。老子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讲授《道德经》五千言后,也飘然隐去。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龄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山;还有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唐及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的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的江本实等,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这里有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其时,有个叫卢藏用的朝官劝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个好地方吗,何必千里迢迢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话含讥讽之意,因为卢藏用在入朝为官之前,就隐居于终南山。于是,“终南捷径”便成了一句成语,常被用比喻谋取官职名利的最便捷的门径。终南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距离京都长安不远,皇帝及重臣常有进山烧香访道之举,于是,隐士们就屡屡被发现,从而蒙召进宫,跨入仕途。

  这就有了一个真隐与假隐的问题。大凡隐士,是都可以称作文化人的,尽管文化的程度有深有浅。中国的文化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大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样的抱负,只有步入官场、依托朝廷才能实现,而隐居山林,整天和泉石鸟兽树木花草为伍,逻辑上只能离抱负的实现越来越远。然而,与“正逻辑”相对,还有一个“反逻辑”,所谓相反相成。你看,一进山隐居,便博得了“高士”、“贤哲”之名,在人们心目中,高士贤哲都是些学贯古今,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阴阳变易的不凡之人,于是,皇家请这些人出山,任卿作相,既用其才为朝廷效力,又赢得了求贤重才之名,何乐而不为?古代的一些人物,赫赫有名者如姜子牙、名声一般者如卢藏用之流,正是看到了这一层,才选择隐居的。这样的隐,当然不能算作真隐。

  还有,在我看来,旧时的中国官场像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否则就会被甩下来。而文人的追求真善美、恃才傲物、清高不群的心性,又往往同官场的原则发生矛盾。这样,文人团体就会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彻底官化,以权大位高者的意志为意志,成为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政客或权奸,这当然要以出卖灵魂、泯灭良知为代价;另一部分人既想借朝廷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将个人的价值才华展现一番,又想保持住文人的良知,于是就在夹缝中生存。一遇变故,这后一部分人很容易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而因失意而选择归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得则隐”。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是这种隐士的典型。他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吧。安禄山攻陷长安后曾受伪职,乱平后被李唐王朝查处,降职使用。从此,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开始做终南隐士———到风景秀丽、山水沦涟的辋川修建“别业”,整日写诗作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了。

  和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也有不少隐士,这些隐士大概都可归入真隐者的行列,也没有什么名气。他们没有当官的念头,也断绝了发财的愿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几乎没有了因隐居山林而被赏识,进而做官发财的事情,只想通过修佛或修道的方式,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升华。他们无疑是当下这个繁荣浮嚣的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其清苦的行为未必值得世人去效法,但其高洁的追求,值得人们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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