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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阐述日本禅宗发展及其特征的力作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7-15)

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仅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我国…

    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仅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我国学者有关日本的学术著作,约有近百部出版问世,学术论文则多达数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我国日本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广而专的过程。自80年代末期以后,在此前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的日本研究开始趋向纵深,探索日本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深层的规律,陆续涌现了诸多论著。刘毅氏的《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以下简称《日本禅宗》)就是其中一优秀著作之一。
    近十余年来,关于日本宗教史和宗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在刊物上屡有所见,但像《日本禅宗》这样系统的论述禅宗的著作,实为少见。因此,称刘毅的《日本禅宗》一书为填补空白之作并不为过。

      (一)

    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其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道德和伦理,都内涵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渊源关系。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要深层地认识和了解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就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文化的源流中去。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千余年来,三大宗教即宗教化的儒学、佛教和神道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日本人的思想及精神,而禅宗则是佛教诸宗中对日本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宗派。因此,揭示日本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内涵、社会价值、历史作用等,便显得格外重要。《日本禅宗》一书从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深层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提供了知识。其出版价值也正在于此。
    《日本禅宗》一书,揭示了禅宗在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前近历史时期的兴衰过程,以及及至战后新禅宗兴盛与传布。众所周知,禅宗被真正赋予一种全新的宗教意义是在中国的盛唐时代,而当时又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盛期。其间佛教的天台、真言、华严、法相、三轮诸宗派均相继通过日本学问僧而东传,然而禅宗却未能传入日本。唐朝盛行的禅宗未引起日本学问僧的重视,也未能传入日本,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也是一个难题。此前,我国学术界对此未曾引起过足够的注意。可是,《日本禅宗》却敏锐而主动地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中国禅宗兴起的唐代,恰恰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日本生根开花的青春期。为什么中国化的禅宗偏偏在全面吸收盛唐文化的日本没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与禅宗大体上同时兴起的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得以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在日本列岛传播扩展,而唯独神宗竟然在奈良、平安时代难觅踪迹?”提出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日本禅宗》循着这些疑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最终,作者发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所以未能吸收禅宗的原因之所在。其原因主要有三,即第一,“禅宗离经叛道,不崇拜佛像,不诵佛经的宗旨”,与当时日本朝廷推崇的“政治佛教”的宗旨相背,因此它“很难与时代潮流相契合,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禅宗既无伽蓝寺院,又无系统的经传,难以引起日本遣唐使团和学问僧的重视,他们所需要的是有益于“政治佛教”的寺院建制和浩翰、深奥的经卷。“禅宗无法适应学问僧的衡量尺度,因此也就无缘乘船渡海,流入东土了”,即使传入东土,它也与当时见寺念佛的文化心理相悖,难以得到日本朝廷和人民认同;第三,至唐代末期,中国的禅宗进一步发展,影响日炽,如果中日交流仍能进行的话,禅宗的传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可是,偏偏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佛教已进入在原已传入日本的各派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吸收消化、融汇贯通的阶段,日本化的新宗派开始兴起,中国的新宗派已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日本在于895年废止了 派遣遣唐使的制度,“阻断了禅宗向日本传播的唯一一条通路”。我认为《日本禅宗》的上述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
    日本真正形成禅宗热,始于镰仓幕府时代。为什么自镰仓时代开始禅宗在日本得以兴盛呢?为什么它会受到武士社会的欢迎呢?《日本禅宗》一书对此也有精当的分析:日本的武士们是凭借武力而步入统治阶层的,在“未掌握政权之前,他们与文化,特别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佛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佛教深奥的经义和不杀生的戒律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他们有半点缘分”。因为庄严肃穆的寺刹,浩瀚的经卷,静心的研习,酷苛的戒律,与他们每天奔波于刀光血影,效力于疆场,为主君出生入死的生涯是难以相容的。可是,禅宗与旧有的佛教诸宗不同,它“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旨,为武士们“提供不靠一切形式、不依任何他力即可成佛的法理”,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引向彼岸世界的新路”。“不诵经、不拜佛仿佛是专门为武士提供的优惠条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禅宗那里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见性成佛’的结果。禅宗之所以吸引武士,原因即在于此。”同时,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幕府也需要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治佛教”,于是出现了禅宗与幕府的“双向选择”,禅宗公开提倡“兴禅护国”,以寻求幕府的政治庇护,幕府则通过支持、扶植禅宗,以达到与京都朝廷和旧佛教的抗衡;再则推进武士学禅热潮,实现“禅武一体”,可以奠定巩固的政治基础。
    类似上述的有理有据的精当的分析,在《日本禅宗》中随处可见。

     
 (二)

    中国禅宗是日本禅宗的祖源。传入日本的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推动日本临济宗和曹洞宗发展的人,一是日本禅僧侣;二是中国禅僧。南宋以后,两国禅僧的互访,促进了日本禅宗的迅速传布。正是因为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的渊源关系,日本禅宗与中国禅宗在修炼形式、“顿悟”方法等等方面无不存在着共同性。但问题是日本的禅宗是否是一成不变地完全照搬了中国禅宗的模式?《日本禅宗》一书对此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它告诉我们,中日禅宗除了有相似性外,尚有相异的一面。例如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和尚,从一开始就没有吸收中国临济宗全盘否定佛教经典的做法。“中国临济宗因提倡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从一开始就注重否定佛经法典的桎梏,对于一切外在的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甚至发展到‘呵佛骂祖’、离经叛道的程度。……但‘呵佛骂祖’式的偏激在日本临济宗里难觅踪迹,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人的受容心理。”所以,日本临济宗自荣西和尚,就“形成了显密兼修、教传(禅宗自称‘别传’)相融的特点。其间虽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中国禅僧的极力匡正,……情况似有所改观,但远不及中国临济宗那样大悟,狂放不羁、潇洒自如的风格”。日本禅宗到了梦窗疏石一代,不但延续显密兼修之风,更与天台密教融通,具有“更趋多元化的复合色彩”。
    日本禅宗的“复合色彩”,不仅临济宗如此,而且曹洞宗和黄檗宗也如此。如曹洞宗提倡“兼修禅密”,黄檗宗提倡“禅净双修”等。

     
 (三)

    禅宗对中世纪以后的日本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其影响涉及武士的伦理和道德,人民的习俗,以及文化领域的文学、美术、书法、建筑等等。《日本禅宗》一书不但以浓重的笔墨,对上述领域的发展与禅宗的关系作了颇为精彩的论述,而且屡出创见。试举二例:(1 )俳句是古代日本早已出现的“最短的格律诗”。到了中世纪以后,在禅僧中涌现了大批俳人。从现存的俳句可知,这些俳人的作品的立意,大多是“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的,“物象景观中感受和领悟禅理”。那么,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会出现“禅的悟境与俳句的化境”相融汇的局面呢?对此,《日本禅宗》一书是这样分析的:“禅宗重视的是把人们从现世拉向佛陀彼岸世界的自我解脱,提倡‘梵我一如’、‘物我合一’,把自然和人生统统摄入‘空无’境界。因此,禅僧们追求自然淡泊、清静高雅的生活情趣,习惯于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超悟,去体察和领略那种神秘幽远的意境”;这种从自然物象中感受和领悟禅理的方法,“形成了禅宗独特的内聚型理解方法”;而俳句也“十分重视从自然景物中获得闲寂淡泊的审美情趣”,“要俳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细微观察,却创造超然空灵的美感”,形成了一种“外射型观察方法”。这样,禅宗和俳句“在共同拥有的客体——大自然中,找到了对接与契合的主体——悟化的意象,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正因为这种“统一”,人们在俳句中既可以“领略到自然适意、不加修饰、天然浑成、平淡幽远的闲寂之情,也可以听到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从而悟出静谧、空灵的禅意”。(2 )从美学的视角透视禅宗与日本文化的内涵联系,立于“美学的最高境界”诠释了日本茶道提倡的“和敬清寂”。指出:“‘和敬清寂’的茶道是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茶文化,它和俳句一样,是禅宗日本化之后结出的两朵清香典雅的艺术奇葩”。又如对日本的禅宗园林艺术也有简炼而生动的概括,指出禅宗园林是“凝固的俳句,立体的水墨山水画,用眼睛去品味的茶道”。

      (四)

    许多人都知道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名为《菊与刀》的著作。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这一观点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我国的大多数日本研究者对此也有较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禅宗》的作者从禅宗对“(日本)文化的深层核心,即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入手,通过翔实的分析、论证,提出了独自的日本文化的总体特征的见解,指出:“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由‘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组合形式而派生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一点用其它哲理和思维模式是很难一语道破的,很难解析概括的。然而禅宗的非理性思辨特征恰恰可以解释这种‘无我文化’与‘有我文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无我”与“有我”的变异特征,同禅宗的对自然界与生命的体悟的“有”与“无”的变异是十分接近的,由此,“就演绎出我们对日本文化总体特征的尝试性把握,即日本文化是一种悟化的禅意(而非禅宗)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学说。虽然现在还难以估价这一新说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程度,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深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今以后,“悟化的禅意文化”说将与“耻感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纵式社会”说(中根千枝)、“集团性”说(G•克拉克)、 “杂交文化”说(加藤周一)、“壶状文化”说(丸山真男)等等名家的观点并存于世!
    在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从《日本禅宗》的字里行间,看得出该书的作者是以“生命哲学”的“悟化”写就这部“悟化的生命哲学”的。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历史的悲哀,莫过于时代的单色调,莫过于平衡的社会心理偏于“失重”。倘若这世界都是下海捕鱼的人,那么,又上哪去寻找一处静静的港湾呢?他还说:既然是下海,就要悟出“潮涨潮落”的规律;纵然去爬山,也要有“高处不胜寒”的体验。刘毅氏正是从这种“大彻大悟”中,面壁二、三年间,写出了《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今昔》两部著作的,而且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日本文化特征“悟化的禅意(非禅宗)文化”说。这使我想起元代一诗人的诗句:“莫笑书生清苦意,比来淡食更精神”。刘氏的新说正是从清苦(甚至是艰难曲折)中诞生的,愿这种奋发精神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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