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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湛然研究现状综述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11)

【内容提要】天台宗九祖湛然对于天台宗在中唐时期的中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他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

【内容提要】天台宗九祖湛然对于天台宗在中唐时期的中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他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二十世纪以来,大陆学者研究湛然和唐代天台宗的专著只有台湾出版的赖永海的《湛然》,其他专论也凤毛麟角,有关研究只散落于一些通论中。本文拟从湛然生平、思想、中兴的贡献等方面梳理大陆学者对湛然的研究现状,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并期待更多研究成果的诞生。

    中唐时期的天台宗在整个天台宗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过湛然等人的努力,天台宗的教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为天台后学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湛然功绩卓越,为后人认可,成为后世公认的天台宗中兴九祖。有关湛然的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还是相对冷落,专著欠缺,专论也寥寥,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通史、通论中。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湛然生平

    有关湛然生平的完整研究基本是个空白。赖永海的《湛然》是大陆学者中迄今有关湛然研究的唯一专著。书后附了湛然年表,但主要是把湛然的生平放在当时的佛教大事记中,对湛然的事迹仅作了简单的勾勒。(注:赖永海:《湛然》,傅伟勋、韦政通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湛然的生平事迹主要见诸于湛然著述及序、日僧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录》、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祖师考》等。但史籍或语焉不详,或多有错谬,互相之间甚至存在矛盾的现象,湛然的生平行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湛然生平中曾被当作问题进行研究的有,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中提到的首先提议为禅宗三祖僧璨申请“尊号”的“长老比丘释湛然”,是否就是天台湛然的问题。徐文明在《此湛然非彼湛然》一文中指出: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一书中以此“湛然”为天台宗的九祖湛然,并认为此次为憎璨申请“尊号”的行动目的,是维护普寂在禅宗中的七祖地位不动摇。湛然出面肯定普寂为一系正统,说明北宗势力同时渗透到了浙东地区。天台宗同禅宗南宗相左而倾向北宗,此后,禅宗南宗与天台宗的对立,也始终没有消除。徐文提出,杜继文的这一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此长老比丘湛然应为禅宗北宗高僧,而非天台湛然。理由一,大历年间,湛然应是忙于著述传法,没有时间如独孤及所说的那样在舒州山谷寺“诵经于灵塔之下,与涧松俱老”,更毋庸说为禅宗三祖僧璨荼毗起塔,请赐谥号,维护普寂为禅宗七祖正统;理由二,湛然为禅宗普寂弟子史料无证,与理不合;理由三,湛然对禅宗批斥有加,但批评的是整个禅宗,并表现出明显的宗派成见,从渊源上说,更是与南宗禅更为亲近,没有理由反为北宗呐喊。徐文还指出,后世有与鹅湖大义(746-818)辩论之湛然法师,也同样不是天台湛然。(注:参见徐文明:《此湛然非彼湛然》,《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湛然生平中得到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湛然往参五台山,有的学者把这次行动的意义提得很高,如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中指出:在湛然之前,法华般若经系已经在北方有了稳定的发展,而湛然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到五台山,使天台宗在五台山有了坚强的传教据点。他指出,天台宗学流播中原大致有两个高潮:一是在隋炀帝时,核心人物是灌顶;二是安史之乱前后,湛然功不可没,此功主要就是指湛然往诣五台山的事。(注: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9-164页。)
    胡大浚在《梁肃事迹考辨》中提到,蒋寅的《梁肃年谱》中把梁肃遵湛然命作《〈维摩经略疏〉序》的时间“甲辰”年改为“丙辰”是缺乏根据的,梁肃师从湛然的时间必在甲辰年即他十二岁以前;梁肃为其师《维摩经略疏》作序,可以在疏成之岁,即广德二年,也可以在稍后某年。(注:胡大浚:《梁肃事迹考辨》,《社会科学纵横》1997年第1期。)

      二、湛然中兴天台的地位和贡献

    湛然中兴天台的地位,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共识,现当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阐发。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著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指出,天台自章安以后,传法眼者为法华智威(缙云)—天宫慧威(东阳)—左溪玄朗,此三人为祖师,“或仅师资之关系,均非天台弘教之有力者也”。“惟玄朗之弟子,有荆溪大师湛然(亦称妙乐大师),盛阐本宗,力辟他派,并于其时大定传统之说,而后世天台宗遂尊之为第九祖。湛然著述丰富,其学能使一家圆顿之教,复归于正。”(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就已经是确定的说法,在各项研究成果中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共同认可。
    关于湛然天台九祖的确立过程,汤用彤作了提纲挈领的阐释,他指出:李华的《故左溪大师碑》历数左溪弟子十余人,言及道遵、湛然,然未言其独得正统。皎然《苏州支硎山报恩寺大和尚碑》显然以道遵得左溪之法眼,而梁肃则认为左溪付法荆溪。后来的天台宗人,以龙树至湛然为天台九祖,盖在梁肃而其说始确定也。湛然身后,十祖有三说,道邃、行满、玄烛。汤用彤明确指出,湛然九祖地位得以确立,除了他本人著书立说、弘教有力外,与梁肃的大力争取是分不开的。(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
    关于湛然作为天台中兴九祖所作出的贡献,吕 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20世纪六十年代著)中指出,湛然所作出的努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天台的基本理论“三大部”都作了注解,并加以发挥,特别是使“圆融三谛”之说更深刻化了;另一方面,湛然为了对付贤首、慈恩的缘起说,对于本宗原有的理论又加以补充。此外,还直接批判了慈恩、贤首、禅宗各家的理论。通过这番努力,提高了天台宗的地位,使天台宗一时有了中兴之势,同时也为宋代天台宗的更加盛行打下了基础。吕 简明分析了湛然对天台宗在中唐中兴所作的贡献,并具体提到了湛然理论上所作的努力,为后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吕 还指出,由于湛然吸收了《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使天台宗原来的思想,未免变得模糊起来,许多含混不清之处为天台宗内部的分歧播下了种子。(注: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167页。)
    赖永海指出,湛然面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诸宗并起、各家兴盛、名僧辈出、各振宗风,而天台宗自入唐以来,则默默无闻、道用不振的状况,慨然以中兴天台为己任。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如:大力阐释、弘扬天台宗“当体实相”、“止观并重”的思想;力破他宗,盛扬《法华》;把经周密论证的“无情有性”理论作为中兴天台的一面旗帜,授徒传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注重著述。这些,对于振兴天台宗、推动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赖永海:《湛然》,第24页。)
    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以及董平的《天台宗研究》也都把湛然对天台宗的贡献,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全面诠释和发展智顗的思想,倡导“无情有性”说;第二,以天台宗的学说为基点批评其他诸家之学,扩大天台宗的影响。通过立己、破他,使逐渐衰歇的天台佛教得以复兴,从而确立了他中兴天台功臣的历史地位。

      三、湛然的思想

    湛然中兴天台,最主要的工作是著述章句,发挥天台教观,使天台宗思想更体系化。有关于湛然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无情有性”思想。“无情有性”思想的立论基础是天台的“性具实相”论,湛然在阐发中,还引入了《大乘起信论》的思想。
    吕 认为,湛然采取了《大乘起信论》中如来藏缘起的思想,用《起信论》的“真如随缘”来解释一念三千之说,以为“诸法真如随缘而现,当体即是实相”。(注:吕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67页。)
    周叔迦指出,“无情有佛性”的问题并不始于湛然。初唐时三论宗的吉藏、盛唐时禅宗的南阳慧忠都曾提出这一问题。吉藏提出这一问题是针对地论师的末流说的,慧忠是针对禅宗末流说的,湛然是针对慈恩宗末流说的。湛然在所著《金刚錍》中申明“无情有佛性”的道理,是依据圆顿止观不思议境而立说的。无情与有情本质上一致,同是自心所现,这一点唯有经过圆顿教理的思想的树立,经过止观的实践才能明白。承认无情与有情一致而有佛性,并不等于否认无情与有情在共业共相上的区别,即有情可以成佛,便是有佛性;无情不能成佛,便是无佛性,由无情有性而导致泛神论,却正是湛然所不赞成的。(注:周叔迦:《无情有佛性》,《佛教文化》1999年第4期。)
    方立天指出,湛然“无情有性”说是针对华严宗人而发的。湛然依据色心不二的道理,提出众生成佛时,依正二报也同时成佛的观点,并从本体论的角度把佛性与法性、真如、中道统一起来,以论证佛性周遍于宇宙一切事物,主张一草一木、一瓦一石皆有佛性。湛然的“无情有性”说突破了“唯有众生才有佛性”的传统说法,发展了智顗的“十界互具”,即畜生、饿鬼、地狱等也可能转化成佛的说法,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佛性的存在和成佛的范围,可说是竺道生后佛性说的第二次大开展。这实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一个重要的理论创造,其间渗透着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和自然神论观念的影响,并构成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注:方立天:《湛然“无情有性”说》,《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
    潘桂明认为,从天台智顗的“性具善恶”说到六祖惠能的“无情无佛种”,再到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更到禅宗“南方宗旨”的“见闻觉知”,最后到临济义玄的“向逆顺中觅人”,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把智顗的“性具善恶”说发展为“无情有性”说是湛然对天台佛学的最大贡献。湛然根据智顗所创的“性具实相”的原理,吸收了《大乘起信论》“真如缘起”思想,建立了“诸法真如随缘而现,当体即是实相”的理论。又运用智顗 “三因佛性”说,重申并发展了“性具善恶”说,以此为武器,集中批判了华严宗“但理随缘”、“缘理断九”的性起说。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情有性”说,把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距离再次拉大,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无情有性”说为禅宗人文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机会,禅宗洪州、临济等派系通过对“无情有性”说的批判,酝酿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注:潘桂明:《论唐代宗派佛教的有情无情之争》,《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5-308页。)
    董平指出,“无情有性”说不是湛然首倡,但只有经过湛然的竭力提倡,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湛然把它归结为天台圆教之所以别异于他宗的一个基本特点。天台宗在中唐时期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须归结为湛然“无情有性”说在当时佛学界所造成的影响。(注:董平:《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1-232页。)
    赖永海则具体到湛然的《金刚錍》和《止观辅行传弘决》两部著作,分别梳理了它们所论述的“无情有性”思想。赖永海提出,湛然的《金刚錍》是以华严宗的思想为假设之论敌,但又没有指名道姓,明指华严,而是通过“假梦寄客,立以宾主”,即藉梦中呓语,以答客问的形式来阐述“无情有性”思想。通过十个方面的论证,湛然得出结论:主张“无情无佛性”者,是小宗、是权便说;主张“无情有性”者,是大教、是真实义。这样,维护了天台宗的地位。赖永海认为,在《止观辅行传弘决》中,湛然从智顗的“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思想入手,分十个方面对“无情有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湛然对“无情有性”说的提倡,是为了中兴天台的目的。在众生悉有佛性与心性之外去寻找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对于中兴天台是必须的。而通过湛然的倡导,把天台宗的学说提高到了各宗之上,这对于提高天台宗的地位无疑是有利的。同时,通过湛然“无情有性”独树一帜的提倡,“无情有性”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注:赖永海:《湛然》,第35-74页。)
    朱封鳌、韦彦铎把湛然时期称之为天台宗的盛大期,并把湛然的思想归为三个主要内容:理具三千说、无情有性说和随缘不变说。(注:朱封鳌、韦彦铎:《中华天台宗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20-230页。)

      四、湛然对他宗的破斥

    湛然中兴天台的努力,除了著书立说、讲经弘法外,还要应对当时对天台宗构成威胁的其他宗派,其中最主要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唯识宗和禅宗。
    吕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认为,湛然针对慈恩宗窥基所作的《法华玄赞》,作《法华五百问论》提出了该书中的五百处错误加以质难。针对贤首宗,作《金刚錍》,特别提出“无情之物也有佛性”的主张,与贤首只承认“有情有佛性”的说法相对立;对贤首判教所采取的“五教”说袭取天台“四教”说提出了批评;清凉澄观《华严疏钞》中为了突出《华严》的地位,指出《华严》是顿圆,是顿顿,而《法华》属于渐圆,是渐中之顿,要比《华严》略逊一筹。针对这种说法,湛然在《止观义例》中用四十六番问答来破斥。反对禅宗,在《止观义例》中批判他们的禅法是“暗证”,证而无教作根据。(注:吕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67页。)
    赖永海提出,湛然在《止观义例》、《法华玄义释签》等著作中,对澄观的“二顿”说进行了批判,澄观在法藏判教学说的基础上,把顿教分为渐顿和顿顿,把圆教分为渐圆和顿圆,并判《法华经》为“渐顿”、“渐圆”,《华严经》则是“顿顿”、“顿圆”。湛然认为,《华严经》之顿是“顿部”,而非“顿教”;而澄观的“二顿”说是不知道“开渐显顿”,“会渐归圆”的道理。湛然对华严宗判教的批判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高扬《法华经》来高扬天台宗。除了对华严宗的批判之外,湛然还对慈恩窥基的“五性各别”、“三乘真实”,禅宗的“单灯暗证”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于禅宗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只讲慧悟,不依言教,只重传心,不立文字,认为这种“直指单传”是“有观无教”,是“暗证”,是不可能达到学佛之目的的。
    俞学明在《湛然与禅宗的交涉》一文中指出,与湛然对华严、唯识的破斥相比,湛然对禅宗的批评显得含混。这一方面是由于天台禅法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圆融企图,从禅法上说,无论是北宗还是南宗,都可以从天台禅法中找到共通融摄处;另一方面,与华严、唯识不同,禅宗没有体系化的理论力著,更没有洋洋洒洒的释经诠典之作,禅宗自身也没有象华严那样把思想矛头直指天台。但是,湛然对禅宗的批评依然是有迹可寻的。湛然对禅宗的破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用性具善恶对斥性起及性唯具善;用“无情有性”对斥“无情无性”;用教观并重、止观双修对斥无教之暗证;用天台之传承批判达摩之传法。(注:俞学明:《湛然与禅宗的交涉》,《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

      五、其他

    宗舜的《湛然〈授菩萨戒仪〉初探》一文对湛然所着的《授菩萨戒仪》的版本、在日本的流传、与其他天台所传的“授菩萨戒仪”的异同进行了阐释,并校订了湛然的《授菩萨戒仪》。
    综上所述,大陆对于湛然的研究尽管有了一些成果,但还多属于泛泛之谈。对湛然的真实解读,除了能够更全面深刻地把握天台宗在唐代的发展外,还可以反观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的思想,可以了解天台后学,尤其是宋初天台内部山家山外纷争的真相,并由天台宗的发展过程去反思中国佛教宗派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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