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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敦煌学述论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11)

【英文标题】A Survey of Centennial Dunhuangnology in Chi…

【英文标题】A Survey of Centennial Dunhuangnology in China
    LU Yong-feng
    (College of Humane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内容提要】敦煌遗书发现于1900年,从此揭开了敦煌学研究的序幕,中国20世纪敦煌学的研究可以分为萌芽、发展、深入、繁盛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敦煌遗书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发展阶段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主要成就有文献的整理编目,文学的研究和艺术研究;深入阶段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除将第二阶段的研究引向深入之外,在语言学方面、社会经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繁盛阶段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除涵盖以上的研究外,还进行了新的拓展,并导向深入。
【英文摘要】Dunhuang literatures were found in 1990,hence brought about the later study of dunhuangnolog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four periods,each with its own features and tasks.Together,they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Dunhuangnology in the 20thcentury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painstaking effortsresearchers made in the field and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therefore fulfilling the task of retrospe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最初的翻印域外所藏敦煌卷子,到对敦煌文献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从“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在中国,其间的沧桑变化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此付出的心血,都值得我们回顾与感激。回顾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其发展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大体为20世纪初的两个十年;发展阶段,为三四十年代;深入阶段,为五六十年代;繁盛阶段,从80年代初期一直至世纪末。

     
 一、萌芽阶段

    本阶段始于20世纪初年。此时,敦煌学还处于萌芽期,其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还未见端倪,学者的工作以对个别卷子的影写、考校为主,这时虽然还停留在文本的整理与个案研究上,但对未来敦煌研究的方向和途径已经有所确定,特别是此时主要的研究者都是学贯中西、识见非凡的大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刘复等,其工作为敦煌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是在1900年5月,在藏经洞差不多封闭九百年后,道士王圆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遗书的秘密。1905年至1915年的十年中,俄国的奥勃罗切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掠夺。尽管在发现之初,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即关注之,并在《语石》(1909年初刊)中有所著录,但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部分敦煌遗书至北京时,蒋斧、罗振玉等人才知道有敦煌遗书的存在。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国人对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早期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中,罗振玉的地位最为突出。1908年8月他即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发见之原始》,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此文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文章,揭开了中国敦煌研究的序幕。1909年他又与蒋斧编刊《敦煌石室遗书》,搜集敦煌遗书11种,大部分为地理、宗教文献,其中如《摩尼经残卷》、《景教三威蒙度赞》,其发表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展开。此后又刊行《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敦煌零拾》(1924年)等,前后辑录敦煌遗书70余种。特别是后二书,前者辑录四部文献30种,对传统四部书的校刊具有重要意义,开后来敦煌遗书分类编纂的先河。后者收录文学作品13种,是敦煌学史上首部专收文学类作品的文章。罗氏为敦煌文献作了60余篇序跋,比勘写本与传本,考定其来源、流传、时代、版式,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与其风格相似还有刘师培。刘氏1910年于《国粹学报》第7卷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对敦煌遗书中的四部书写本作比勘说明,所言多精审处,是早期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罗氏之外,本期也多有敦煌遗书的编刊。罗福葆1924年《沙州文录补》,收敦煌遗书55种,主要为社会经济类文书,为研究唐宋社会经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扩大了辑佚范围和研究领域。刘复《敦煌缀琐》(1925年)一书,辑录巴黎图书馆藏伯希和掠去的敦煌遗书104件,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所收文献已逸出四部范围,数量与类别上超过了同类著作,是本期辑录工作的一次总结,为开辟研究新领域打下基础,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
    与罗、刘二人相比,王国维、陈寅恪等的敦煌研究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四部书,其研究不拘于考据,综合利用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文史结合,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如《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简单而精要地评介了十余种俗文学作品,如韦庄《秦妇吟》、《季布歌》。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陈寅恪善于利用多种知识和方法,对涉及多个学科的一些悬而未决或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作开拓性研究。《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中,探究罗振玉藏敦煌写本佛曲三种的第三种的本源为《杂宝藏经》中伏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推断佛曲为近世弹词之源。他的《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也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总结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敦煌研究开拓了对敦煌遗书中的佛经、道经的研究工作,从文化史角度出发与多门学科联系,具有示范性,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全面展开。
    本期敦煌文学研究渐见规模。向达《论唐代佛曲》(1929年)一文,纠正了把变文和佛曲混同的谬误,作了辨名和考订。郑振铎1929年发表《词的启源》、《敦煌的俗文学》,前文以敦煌曲子为据,辩驳了“词为诗之余”的传统说法。后文肯定了敦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重点分析了“俗文”(讲经文)与“变文”的区别,及其对后世的宝卷、小说的影响。两文最早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敦煌文献,确立了变文的概念。其开创性和系统性对学界启发甚大,某些结论一直影响了敦煌文学,特别是变文研究的发展。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也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了论述,首次考订了四个残卷的王梵志诗,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意义重大。在敦煌史地方面,重要论著如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补唐书张议潮传》(1913年—1926年)。前文对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统治范围、卒嗣世次作论述。后文则详细论述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恢复河西、归顺中原的经过与传承世系,填补了史籍空白,对晚唐五代社会历史和西北史地研究意义重大。王国维的《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两文也对归义军史作了探讨。本期也对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作了研究。蒋斧就P.3884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对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作了探讨。这些论作在宗教研究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空白。在法制文献、地理文献、社会经济文献方面,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家。

      
二、发展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敦煌研究在多方面获得了发展与不断深入,在研究群体和领域上,都比以前有了进展,中国敦煌学的正式确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其重要成就体现于三个方面: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敦煌文学的研究,敦煌艺术研究。
    本期研究工作的开始以陈垣1931年刊行《敦煌劫余录》为标志。该书按部编排,著录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共8679卷,在每一卷子下,注明起讫、纸数、行数、品次,于“附录”内移录题记及卷子缺损情况。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首部系统、大型的目录著作,代表当时中国乃至整个国际敦煌学史上的最高成就。陈寅恪在为本书所作序中首次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充分肯定了敦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建立敦煌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向达1939年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录于伦敦所见敦煌卷子466卷的编号、名称、行数。姜亮夫1940年《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书中叙录亲见170多卷敦煌卷子。这些著作对敦煌研究的深入意义重大。与此相关,许国霖1936年刊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一书。书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两部分。前者抄录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写经71部,写经题记64则。后者分变文、音韵等8类,收录99种敦煌卷子,共107卷,刊布了很多非佛典类的敦煌卷子,将研究引向更广的范围。次年又编行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三书,对前书作了丰富和补充。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北图藏敦煌卷子的开始。1943年董作宾发表《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纪年表》,收录有纪年的写经题记256条,首次利用写经题记探讨敦煌窟寺的创造、变文的兴盛等问题,扩大了研究范围。
    敦煌文学方面主要集中于对俗文学卷子的研究,出现了大量著作。向达1937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一文,著录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见敦煌俗文学卷子近40卷,分“变文、词文、故事、白话诗、俗赋”5类,对此作初步的介绍与评论。这是我国最早的敦煌文学专科目录,也是首次对敦煌俗文学进行分类。其《唐代俗讲考》(1934年—1944年)论述了俗讲的起源、仪式、演变,推动了敦煌俗文学特别是变文的研究。郑振铎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辟《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两章,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全面论述。前章评介了敦煌卷子中的王梵志诗、俚曲等。后章肯定了变文的意义,确立了变文的名称和特点,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了佛经本文成为俗讲之义,将变文初步分为佛经故事、非佛经故事两类。是学术界首次对变文作详细和全面的论述,对其内涵、来源、体式等都有深入说明。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作用重大,是其自成学科的标志之一。孙楷第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讲经文与变文上,其1938年《唐代俗讲规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将敦煌卷子中的说唱作品分为讲唱经文和变文,变文又分经变和俗变。对俗讲的程式、角色等问题,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基本上揭示了俗讲的真貌,解决了很多疑惑。傅芸子《俗讲新考》1946年一文,主要论述了唐代俗讲兴起原因、俗讲的盛况与主办者、变文与变相等问题,可视为对向、孙两文的补充发挥。
    40年代下半期兴起了关于变文的命名、来源、渊源、体制等方面的讨论。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认为变文之“变”是变更佛经之义,是为“变”字来源外来说的代表。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1947年)一文,对俗讲仪式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为变文是变相之文,梵文Citra或即变的原语。向达《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一文,论证变文之变不可能是梵语别译。关德栋1946年《谈“变文”》一文,认为变文渊源上与佛教翻译文学不可分。次年《略说“变”字的来源》一文,对当时分别以郑振铎、向达、周一良、长泽规矩为主的关于变文之变的四种代表说法作了辩证,认为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变相即曼荼罗。其观点和周一良的观点一起代表了的外来说的另一支。孙楷第在写于1936年,1951年发表的《读变文(二则)》之“变文之解”中,考证了“变”即变异非常之义,得名于所说为叙佛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是本土说的代表。在专题研究上,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1935年)、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1943年)、刘修业《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1937年)等文,都是对具体作品作研讨,在敦煌俗文学研究上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期于敦煌学的发展,较为重要的是敦煌艺术研究的开展。1931年贺世昌《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一文,初步探讨了敦煌艺术产生的原因、特征、内容、年代,是中国研究敦煌艺术首篇全面、系统的专论。次年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对伯氏《敦煌图录》中的相关照片及其提供的窟檐题记作研究,是中国学者探讨敦煌建筑艺术的第一篇。内地大批艺术家和考古学家本期相继来到敦煌,实地考察和监摹敦煌艺术。张大千1943年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收28幅图,多标明窟号、年代、名称、榜题,为我国首部敦煌壁画资料集。何正潢《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943年)一文对敦煌石窟的形制、画塑分布等作论述,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美术工作者临摹的同时,也对石窟研究、保护刊布了不少成果。如李浴《莫高窟各洞内容之调查》(1944年—1945年,未刊稿),记述309窟的塑像、壁画、佛龛情况,并抄录部分题记,初步考察了其时代,是当时最完备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史岩1947年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收录106窟题识940条,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汇录。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1948年)一文,探讨了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特点与意义。本期尽管敦煌艺术研究开展时间不长,但敦煌研究的两大基本部分至此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此进入了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并举的时代,敦煌学也由此正式确立。
    本期的敦煌研究向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在音韵学上,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一书,利用敦煌卷子中的汉藏对音材料,考察唐五代的西北方音。系统描述了汉语西北方音的语音发展史,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汉语音韵学专著。周祖谟、姜亮夫等人也以敦煌卷子为依据,进行音韵学研究。对敦煌卷子中的科技文献的研究业已进行。李俨《敦煌石室算经一卷并序》、《中算书录》等论文,在考证文献本身的同时,填补了中国数学史上的空白。范凤源《敦煌石室古本草自序》、朱仲翰《敦煌古本草之考察》等文,考察了敦煌本唐《食疗本草》。王重民1937年《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一文,对敦煌卷子中的历日类文献作了介绍和研究。对敦煌历史,包括归义军政权的研究也继续深入。王重民1935年《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考证了金山国上承张氏,下启曹氏十五六年间的历史。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1937年)两文,以变文为依据,对归义军张氏政权时的历史与河西一带的民族关系作了论述。到40年代,与敦煌艺术研究的发展一致,这方面的研究也注意与实地考察结合。向达1944年《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等文,重点对敦煌古遗址作了考察和辨正,纠正了不少史籍中的谬误。夏鼐1948年《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依据敦煌汉简,考证了汉史中很多史实。归义军史上,学者利用敦煌卷子的同时,结合现存石窟中的题记、碑文进行研究。向达1948年发表《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将正史记载、敦煌文献、壁画题识三者结合,辨正了罗文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疑误。其研究方法,对于敦煌研究的深入启示深远。罗福颐《敦煌石室稽古录》(1947年),就敦煌及千佛洞的历史、敦煌卷子的概况等八个方面作了说明,对于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总结和促进作用。
    本期的研究工作可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研究者开始将敦煌卷子的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使其成果更具有可靠性和说服力,开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径。另外,随着大量的敦煌考古工作的展开和成果的出现,对敦煌艺术研究在敦煌研究的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敦煌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本学科的建设,最终于此时确立了中国的敦煌学。

      
三、深入发展期

    从1950年至1966年是敦煌学的深入发展期。1951年,在原有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展开了对敦煌文物的积极保护和研究工作。同时,原来的那些在敦煌研究领域苦心孤诣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耕耘,从而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本期的敦煌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发展,涌现了不少敦煌学的名家和名著。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期敦煌卷子的整理、刊布取得了突出成就。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一书,收罗50年代敦煌研究论文257篇,总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四部书的历史和成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1960年编行了《敦煌资料》第1辑,收录了敦煌卷子中的户籍、名籍、契约等,各类社会经济文书共140种,附录33种。这是当时收录社会经济文书最广的一次,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唐五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1962年王重民、刘铭恕编行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中外敦煌遗书目录汇集一处,对当时北京图书馆藏、斯坦因与伯希和各自劫去的以及散落的敦煌遗书,作出编目,涉及敦煌遗书达22500卷。在当时可称完备,可视为对至此为止敦煌卷子整理工作成果的总结,标志着此方面的工作达到了新水平。
    本期在敦煌艺术研究上,不断深入。对敦煌艺术作了大量的宏观研究,出现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论著。向达《敦煌艺术概论》(1951年)一文,确定了敦煌艺术的概念,对其受印度的影响、敦煌壁画不同时代的特征、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金维诺《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1955年)一文,首次从理论高度探讨了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成就。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宿白的《“莫高窟记”跋》等文,全面探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内容、演变。谢稚柳1957年《敦煌艺术叙录》一书,系统探讨了敦煌石窟壁画由北魏至宋的流变及相关史实,以著录的形式详尽记录敦煌二百余窟的内容。潘洁滋《敦煌莫高窟》(1957年)一书,系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为中国第一部敦煌艺术专著。研究者也对敦煌艺术的某一方面作具体研究。塑像上,有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1951年)、金维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谈莫高窟的彩塑》(1956年)等文。阎著首次对莫高窟的结构形式的源流作了说明。任二北1954年刊行《敦煌曲初探》一书,专辟“舞容一得”章,对敦煌舞谱作了全面的分类、归纳,并对其结构、字义也作了考释。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1951年)一文,则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资料,探讨了西域音乐的内容、体制,及其传播、影响中原音乐的情况。这些方面的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敦煌文学上,本期也有深入发展,大量论著涌现,研究的方法论上更为科学有序。其研究集中在变文和曲子词上。对变文的整理于本期进入新阶段。周绍良1954年刊行的《敦煌变文汇录》校录变文38种,每篇之首说明其内容、出处、卷次。当时是收录变文最多的集子。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公、曾毅公1957年编刊的《敦煌变文集》,正是建立在前书基础上,该书基本上把当时已知的国内外变文类作品收罗校勘完备,达187卷,按类编排为78种。在数量、质量上都是当时最完善的,其影响深远。变文研究本期进入多方面研讨阶段。在其渊源上,周叔迦《漫谈变文的起源》(1954年)一文,指出变文源于契经、重颂、偈颂等,提出了变文的外来说。王庆菽1957年《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认为变文酝酿于中土用韵文和散文来叙事抒情的悠久传统中,提出了本土说。冯宇《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1960年)一文,主张散韵夹杂的赋是变文最早的根源。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1963年)一文,认为变即变化义,来源是古代的赋。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1963年)一文,认为变文即把一种记载改变为另一种体裁文字之义。金维诺《〈祗园记图〉与变文》(1958年)则将变文研究和石窟艺术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提供了采用新角度的范例,促进了不同门类间的相互推动。杨公骥在《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1962年)一书中收有《变相、变、变文考论》一文,辨正了变文研究上各家代表观点,指出变文是由变相变得名,是继承本土固有图文结合和韵散相间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被视为对“五四”以来变文研究的总结性之作。敦煌歌辞上,王重民1951年刊行了《敦煌曲子词集》,收录了包括云谣集杂曲子在内的曲子词,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部详尽的曲子词集。任二北刊行了《敦煌曲初探》(1951年)、《敦煌曲校录》(1955年)两书,首次全面和系统地对敦煌所出唐五代乐曲材料作了整理研究,为敦煌研究提供了交叉研究的典范。
    语言学方面,姜亮夫1955年刊行《敦煌瀛涯韵辑》,其著为旅欧所录敦煌陆氏韵书写卷的结集,从而推动了切韵研究的深入。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一文,根据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异文别字,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很多结论至今仍具权威性。在文字方面,蒋礼鸿1959年出版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本书通过归纳推理的方式,结合历史性考察,对以变文为主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作考订和释义,很多语词的考释堪为精当,推动了唐五代语言文学和早期白话词汇的研究。该书后屡经修订、增补,成为阅读敦煌俗文学的必备参考书。徐震谔《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1958年)、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年)等文,也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敦煌俗文学作品中的语词。
    随着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刊布,社会经济的研究本期也趋兴盛。在均田制上,主要有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1962年)、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情况》(1963年)等论文。寺院经济上,有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经济》(1957年)等论文。徭役制上,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1957年)等论文。租佃制上,孙达人《对唐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1962年)一文有精到论述。这四方面的工作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利用敦煌卷子加深对唐代的科技风俗等方面的研究上,本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3年)、席泽宗《敦煌星图》(1966年)、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1963年)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著。

      
四、繁盛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至20世纪末,敦煌研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消沉期后,重新焕发了青春,并与国际上敦煌学成为显学的潮流一致,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繁盛时期。本时期重要的论文不断,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成为生力军,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和专著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敦煌学在中国。全国性专门的研究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1983年成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举办了大量的学术会议,建立了舞蹈、语言文学、民俗学等一系列的分会。1984年成立了敦煌研究院。专门的研究刊物如《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也得以创立。这些都是敦煌学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
    本期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进入了崭新时期,大量卷子展示于世,直接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发展。较重要的如:台湾学者黄永武编《敦煌宝藏》(1981年—1986年),该书影印收录北京图书馆藏、斯坦因编号、伯希和编号等敦煌卷子近两万件,是目前收录最多的一部。国内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藏有的敦煌卷子也陆续刊市。自1990年起,《法藏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相继面世。敦煌研究院编行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986年),记录了约千条题记,对其年代、位置、款式等等作了说明。对敦煌文献分门别类作整理的工作已开展。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陆续出版了多种。同时,国外藏品也逐渐完整地介绍到了国内。有关敦煌卷子和研究著作的目录也陆续地编行,如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1986年)、郑阿财、朱凤玉《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87年)、邝士元《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1987年),其出现便利了敦煌研究的进行。
    本期在敦煌艺术上,大量的作品被刊布于世。1982年至1987年间,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行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按时代收录具代表性的壁画和彩塑作品,并附有关论文,是目前刊布敦煌艺术作品最多的著作。香港学者饶宗颐主编的29卷本《莫高窟书法丛刊》、1994年敦煌研究院编集的《敦煌书法库》第一辑,展示了大量精美的敦煌书法作品。大量的敦煌艺术作品的刊布,直接推动研究的兴盛。段文杰1978年《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一文,集中探讨了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随后又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刊行了多部专著,如《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1988年),《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1994年),对敦煌艺术作了深入探讨。史苇湘、关友惠、贺世哲、姜伯勤等学者在此方面也卓有建树。本期敦煌艺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1982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编纂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出版。该书对492个洞窟的修建年代形制和内容作了详细而精确的记录,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总目录,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期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胡同庆《敦煌晚期壁画中的天国图像》(1996年)一文,专门对其中的某类图像作研究,角度可谓精细。部分学者开始将敦煌石窟艺术和其它石窟、地域的艺术作比较研究,如胡文和《大足宝顶和敦煌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之比较研究》(1996年)、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造像美术比较研究》(1999年),将敦煌艺术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有利于全面认识敦煌艺术。对敦煌音乐、舞蹈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业已进行。1984年庄壮出版《敦煌石窟音乐》,对敦煌石窟中展示的音乐形态作全面论述。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1991年)一书对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作了详尽收录。高金荣1993年《敦煌舞蹈》一书对敦煌舞蹈状况作了展示。其它如叶栋《敦煌琵琶舞谱》(1986年)、饶宗颐《敦煌琵琶谱》(1990年)、席臻贯《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释》(1992年)等著作,都从不同的层次对敦煌音乐舞蹈作了揭示,促进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全面开展。
    敦煌史地上,本期的成果主要在敦煌和莫高窟历史研究、归义军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前者如齐陈骏《敦煌的沿革与人口》(1980年—1981年)一文,首次集中论述了敦煌自西汉建郡以来,至清代两千多年间的地理沿革和人口变化。史苇湘的《世族与石窟》、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1984年)等文,从不同角度对莫高窟的历史作了描述。在归义军研究上,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1979年)、《瓜沙曹氏世谱》(1983年)等文,就曹氏当政时的历史作了大量的辨伪、增补。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1980年)及其后来的《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1984年)等文,纠正了姜文中的某些说法,补充了相关史事。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补唐书张议潮传〉订补》(1979年)一文,系统论述张氏时归义军史实。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1980年)、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地志残卷——敦煌第58号卷子研究之一》(1982年)等文,多方面论述地志内容、年代等问题,揭示其意义。吐蕃文献上,1980年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译注了几件重要的藏文文书。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年)、沙知、孔祥星《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1984年)等书,也开始对吐蕃文献进行全面研究。姜亮夫《莫高窟年表》(1985年)一书,以编年的形式对敦煌历史作详细展示。进入90年代后,敦煌史地研究向宏观和微观并重的方向发展,其微处也多为研究者注意,如郑柄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异名考》(1996年)、李正宇《昆仑障考》(1997年)等文。在论文不断的同时,涌现了大量专著。郑柄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年)一书,对敦煌卷子中的地理文书作了系统的整理。李正宇1996年《敦煌史地新论》,该书是其历年来史地研究的成果集,对有些问题如敦煌寺学的论述,堪谓精当。同年又出版《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对敦煌地志作校勘、考订。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1996年),对唐宋时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历史作系统、深入论述,为本期有关归义军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更为全面深入。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1993年)一书,利用敦煌资料对于阗历史作详细探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1998年),对吐蕃统治阿陇和西域的历史阶段作了深入研究。
    本时期在敦煌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研究方面趋于成熟。前者涉及的对象更为全面细致。在中古社会经济方面,均田制上,有唐耕耦《西魏敦煌计帐文书以及若干有关问题》(1980年)、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1998年)等文。薛英群《略谈敦煌地志中的公廨本钱》(1980年)、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1997年)等文,对当时的财政状况作了描述。民俗研究逐渐兴起,确立了敦煌民俗学。这方面出版了专收社邑文书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宁可、郝春文等编校,1996年),其论文如郭锋《敦煌的社邑及其活动》(1983年)、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私社与寺院的关系》(1991年)等,对社邑文化作了深入揭示。与此同时,高国藩《敦煌民俗学简论》(1983年)一文则初步构建了敦煌民俗学的结构,为敦煌民俗学的确立开了先河。之后其《敦煌民俗学》(1989年)、《敦煌俗文化学》(1999年)等专著,对敦煌民俗作全面细致的探讨,直接推动了学科发展。其他学者如周一良、赵和平、谭蝉雪、谢生保等,共同促进了敦煌民俗学的兴盛。对敦煌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的研究,本期也极为突出。姜伯勤1980年《敦煌寺院文书中的“梁户”性质》一文,对寺院中的梁户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987年《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对寺户制度作了系统研究。1996年《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深入展现了敦煌的宗教面貌。1991年方广昌出版《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利用敦煌卷子,揭示8至10世纪间佛经的传布和结集情况。宁强《敦煌佛教艺术》(1992年)一书,则全面展示敦煌的佛教艺术。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年)一书,首次系统揭示了当时敦煌僧尼社会生活全貌。对敦煌卷子中的宗教文献此时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发表大量有关论文的同时,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注研究》(1989年),徐自强、李富华等主编的《敦煌大藏经》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敦煌卷子中其它宗教的文献作研究也已进行,如1987年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利用敦煌资料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991年)一书,对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作详细校释,探讨了时代及相关问题。
    文学方面,本期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角度更加多样,成果丰硕。一方面对作品进一步整理刊布。变文上,除大量校勘性质的论文外,出现了不少补正《敦煌变文集》的著作。如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年—1984年),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主编《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对变文为主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校注工作,如项楚《敦煌变文校注》(1990年)校注精审,解决了不少疑难。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总结了历来变文校读上的研究成果,可谓本世纪变文整理上的集大成之作。变文以外作品的整理也大量开展。敦煌歌辞上,台湾有潘重规稽考众本,编成《敦煌云谣集新书》(1977年)。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年),对敦煌歌辞按类编排,共录1241首,考证了每首歌辞的调名、题目、年代,揭示了敦煌歌辞的全貌。张锡厚1983年出版《王梵志诗校辑》,首次编成较完整的王梵志诗集。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年)一书,辨伪存真,是辑录王诗最多、注解最精的著作。其它样式的作品也有编集出版,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注并研究》(1994年)、张锡厚《敦煌赋汇》(1996年)等。他们和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986年)、郭在贻等的《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都是本期重要的著作。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工作空前繁盛,做到了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总体的结合。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一书较早对敦煌文学作全面探讨,总结了70年来敦煌文学的研究成果。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此类著作多有出现,如台湾学者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1984年)、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局部研究本期也更为深入。在以变文为主的敦煌讲唱文学上,本期一开始对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渊源,也作了大量的探讨。在对具体作品作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专著。如李骞《敦煌变文话本研究》(1986年)、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曲金良《敦煌佛教文学研究》(1995年)等。诗歌方面,重要著作如台湾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1986年)、项楚《敦煌诗歌导论》(1993年)。研究著作的汇编也多有之,如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1990年)、陈人之、颜廷亮《云谣集研究汇录》(1998年)等。这些著作既是对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研究深入提供了条件。
    在语言文字方面,研究队伍上不断扩大,方法上不断完备,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进一步拓展。音韵上,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成》(1983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1990年),两书对敦煌卷子中的有关韵书作了辑考。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年)、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1年)两文,分别对变文、曲子词的用韵情况作了说明。文字上,蒋礼鸿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1994年),对敦煌语词作了大量的阐释。郭在贻在《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1992年)、《郭在贻敦煌学论集》(1993年)两书中,汇集了大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项楚则以前及二书和《敦煌文学论丛》(1991年)三书,奠定了自己此方面的地位。季羡林1993年《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一书,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火罗语文献作研究,开创了新领域。
    本期也注意对敦煌学作整体研究和面向社会的推介工作。姜亮夫《敦煌学概论》(1985年)、荣新江《话说敦煌》(1991年)、刘进宝《敦煌学述论》(1991年)、胡戟、傅玫《敦煌史话》(1995年)等著作,都深入浅出地对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敦煌学的内容和意义作了论述,推动了敦煌学本身的发展,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1991年陆庆夫等刊行《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对本领域重要学者的成就和特点作评述。林家平等主编《中国敦煌学史》(1992年)一书,对本世纪初至80年代初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和成就作了展示。1998年,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出版,选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等方面60多个门类,6925条词条,241万字,对敦煌学内容和历史作了集中反映,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可谓世纪末敦煌学领域的总结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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