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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发展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崔玉卿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8-07)

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年)统治…

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年)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在两汉之际逐渐传人中国。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朝长时间的传播与流布,逐渐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碰撞、融合,到唐代发生了在印度佛教基础上的创新,成立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禅宗即是中国佛教规模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中国化佛教的宗派。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标志着中国佛教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佛教进入中土,就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土壤,在完全异质文化背景下生长的重大问题。而禅宗正是佛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与道家自然思想在相撞激荡的基础上,进行了历史性的融合,迸发出了智慧火花的结果。

开山祖师菩提达摩(?—536),本南天竺人,在中国却有50多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提出了“二人四行”的禅法,开了禅宗慧悟并重的参禅之风。

二入是理人和行入,理入属于对教理的思考,行入属于实践,即禅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行入不仅指修行,还包括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不但要符合佛教的戒律,还要符合中国社会的伦理规范。概括为“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

二祖慧可是达摩禅法的直接继承者。慧可(487—593),少为儒,“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造诣。在此基础上,他对《楞伽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一系列大乘经典予以发挥,阐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被各种烦恼覆盖而不能显现。达摩、慧可都十分重视《楞伽经》。《楞伽经》是早期唯识经典之一。它认为“三界唯心所造,万法虚妄不实”,提出众生皆有如来藏,人的本心与佛无异,只要破除无明烦恼,人人都可成佛,反对执著文字,重视自悟。用《楞伽经》的上述思想去指导坐禅,必然导致慧悟并重的参禅方法。

僧璨(?—606),禅宗三祖,提倡持戒,坐禅以“息乱”,继承了达摩以来的传统。

道信(580—651),禅宗四祖,著有《人道安心方便法门》,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在修持中要在般若理论的指导下,“守一”、“看心”。他也重视修禅,认为只有在禅定状态中才能体会身心为空,破除无明虚妄,显现自身具有的佛性。

五祖弘忍(601—670),幼年出家,在他的主持下禅宗有了发展,门下弟子有500多人,禅宗从民间崛起。从这时起,逐渐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和礼遇,扩大了社会影响。弘忍重视言传身教,善于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寓修行于日常生活之中。《修心要识》记录了他的言行,是研究禅法思想的重要文献。

弘忍认为众生的清净心是成佛的根基,但还需要勤加修持,叫“守心”。守心要通过坐禅来人定,破除妄心,见到真心。他主张修持要身居山中,远离尘嚣,静坐修行,这种渐修的主张直接为弟子神秀所继承。这时的禅宗出现了北宗、南宗。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宗,曾辉煌一时,备受帝王尊崇,神秀还成为“两宗法主,三帝国师”。但“安史之乱”后,逐渐走向衰落,究其根本原因是北宗禅仅仅是对印度禅学的继承发展,而缺少了理论的创新、禅法的改革。

慧能(638—713),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实现了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革命。六祖慧能出身贫寒,甚至不识字,但他对佛教的理解深刻并有所创新。反映他佛学思想的是弟子根据他的言行编撰的《坛经》一书。

慧能佛教思想的中心是他的佛性说,佛性人人皆有,而且不论地区与民族,人人皆是平等具有的。佛教中所讲的“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种子的意思。大乘佛教把佛性当作人能成佛的原因,佛性是宇宙的本体真如,也是最高的般若之智,所以“佛性”也即是“如来性”与“觉性”。佛性人人本来具有,然而为什么人会堕于恶道而不能成佛呢?“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慧能认为人性(佛性)本清净,本来是人人皆可成佛的,是由于人们心中所生的妄念覆盖了真如本性,使其不能认识自己本有佛性罢了。所以慧能说,“自性常清净”犹如“日月常明”,“天为云覆盖”才造成了“上明下暗”的局面,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为此慧能提出了识心见性成佛说。佛即在自性中,求佛不能到外边去求,只有向自心中求。因此,成佛只能靠自己的觉悟,所谓“自性自度”,充分肯定了自我的能动作用,这是他对人价值的发现,闪烁着以人为本的理论光辉。

慧能另一个重要的佛教思想是他的顿悟成佛说,顿悟、渐悟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与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宗两派思想的根本分歧点,顿悟说主张无须长期修习,只要一旦领悟即突然觉悟佛性便可成佛;渐悟说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习才能逐步地把握佛理而成佛,这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传统说法。慧能不同意神秀的思想,认为他不能“见性”,不识本心。慧能主张顿悟说,他说:“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又说:“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成佛在于一念开悟,而不在于长期修行,但慧能也不完全废掉渐修,他认为佛法无顿渐之分,只有顿悟一路才能成佛,但人有利钝之分,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迷悟之分,“迷即渐修,悟人顿修”,对于愚迷之人还是要先藉渐修,最后才能达到顿悟的。

慧能的顿悟成佛说,宣扬的是一种简捷的功夫,既然成佛在于“一念”,在于刹那顿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修行功夫,也就失去了意义。传统佛教讲究读经,而禅宗讲佛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成佛“当令自悟”,传统佛教讲布施、造寺等功德,而禅宗讲功德自心作,“自性法有功德”;传统佛教讲念佛往生西方,而禅宗讲“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心无不净,西方离此不远,心起不净人心,念佛往生难到”,“若悟无生顿法,西方即在眼前”;传统佛教讲出家修行,而禅宗讲“法(佛法)在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传统佛教讲定慧双修,讲坐禅功夫,而禅宗讲“处于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以此行住坐卧皆是禅。

慧能禅宗的创立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它的意义在于:(一)使繁琐的佛教实行了简易化。繁琐的哲学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是要走向反面,汉代繁琐的儒家经学最后走上了穷途末路,代之而起的是言简意赅的魏晋玄学。隋唐的佛教亦步着汉代经学的后尘,对印度佛教经典进行了极其繁琐的注经与解经的工作,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皆是如此,繁琐的东西让人不得要领,也就会使自己丧失生命力。禅宗则以简易著称,宣扬佛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哲学,使自己的佛学简捷明了,缩小了在家出家的距离。从而不仅能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接受,而且也为上层统治者所赏识。从此,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替代了佛教各宗的地位,得到兴旺发达。

(二)使佛教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化,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种情况即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汉代与魏晋时期,是佛教初传时期,人们一时不容易理解它的思想,因此,往往是用中国道家的贵天哲学来解释佛教的空观。之后,南北朝时期,属于介绍佛教经典时期,当时形成了众多的学派(如三论师、成实师、摄论师等);隋唐时期属于中国佛教的创宗时期,纷纷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宗派。但在慧能禅宗之前,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都是依据于印度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佛教典藉加以发挥改造而成的,受印度佛教影响较大。而禅宗,已经大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如禅宗讲的禅定实是一种心定,而完全不是印度式的坐禅功夫,禅宗的思想是融合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产物。它既吸取了印度大乘空宗(主一切皆空)和大乘有宗(主佛性为实有)的思想,又继承了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学说与道家的主静说,它是把两种文化加以融会贯通,又有所创新的产物,从而使得禅宗思想在我国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三)慧能还强调佛法与世间两即不离:“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认为决不能离开世间去寻求解脱。“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根据佛法在世间的理念,提倡在家修行,这是使佛教由出世转为入世的重要宣告,继承和发展了佛陀觉悟人生而成佛,奉献人生与众生为佛,成佛为佛都不离人世间的“人间佛教”。慧能主要弟子有神会、怀让、行思等人,他们分别开创了禅宗的荷泽、南岳、青原三个派系。

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奠定了禅宗的理论基础与禅行原则,而他的弟子们将这种理论、原则贯彻到宗教实践中,并在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将禅宗进一步发展并使之繁盛,此后的南岳、青原两大系进而演变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马祖道一(709—788),从师于怀让。他不仅继承发展了慧能的禅学思想,而且在接机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展开。马祖禅法主要特点是将慧能的“当下即是”进一步从自心自性的全体大用上加以发挥,还把慧能的“无念心”进一步发展为“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本来具足的圣心,所以说,平常心是道。日常行事、行住坐卧、应机接物都是道,无需别样修持。道一的这一思想,彻底把寻常生活与禅修统一起来,强调在日常实践中去体会,发现真理,从而把禅引向了生活化、行为化,为佛教修持实践开辟了新途径、新天地。

在接机和教学的方式上道一也有新的发展。用喝、打、竖拂、画地等灵活的方式随机示人,启发学人自悟。其机锋峻峭,变化多端,卷舒擒纵,杀活自如,此经弟子西堂智藏进而影响义玄,开了临济宗风。
道一在江西开辟荒山,创建禅林开堂说法,学人云集,弟子有百丈怀悔、西堂智藏、南泉普愿等139人。

百丈怀海(720—814)的最大贡献是糅合大小乘律,制定了《禅门规式》,后世称为《百丈清规》。《清规》为禅院确定了组织、体制、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规定禅宗僧众不再住在律寺,别立禅院居住。禅院最大的特点是不立佛殿,唯设佛堂,表示以“法”为重,规定实行“普请”(集众作务)法,上下平等,协作劳动。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传为佳话。这样不仅把劳动生产与禅修生活结合起来,也给僧人物质生活的自给提供了保障,改变了寺院经济基础,缓解了佛教与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又规定设立住持,住在方丈,尊为长老,怀海创立禅院,并初步完成了禅院的制度建设。禅农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寺院经济形式,禅众集团长期形成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平等消费的生活方式,开始规范化和制度化。发端于道信,开拓于弘忍的农禅体系,由怀海完成,将禅行与农作融合为一,并在制度上加以巩固。这是禅宗的一次重大革新,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制度,立即得到天下禅宗的普遍承认,并很快通行起来。元代重修为《百丈清规》,成为官方颁布的必行戒条。

禅宗在中唐以后,开创了天下独尊的局面。宗下分宗,派中开派使禅宗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辉煌。禅宗各派之间,并不是因为教义教理上的分歧和旁门别出,它们仍归共同继承弘扬慧能的禅学思想,以《坛经》作为所依据的重要典籍。其所以各立门户,自我标榜,是由于它们接引学人的方法、态度、风格的各自不同及对佛经的取舍、侧重不同,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拘一经、出入众典、陶冶百家、圆满自我是禅宗所有派别的共同特点。

两宋时期,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总趋势下,禅宗吸收佛教各派理论充实禅学,又接受儒、道的影响,在宗派组织和禅学理论上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北宋中期和两宋之际,是禅宗发展的两个高潮,禅宗各派竞撰“灯录”、“语录”,名士或为作序,或直接参与编篡。禅僧与士大夫交往更为密切,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共同促进宋代思想界的活跃。禅宗的公案之学至北宋兴起,历久不衰,运用“代别”、“拈古”、“颂古”、“评唱”等形式诠释公案,弘扬禅理,促成前所未有的文字禅,禅僧由此追求从文字语言教禅、习禅和悟禅。与此同时,禅宗开始大规模地传向海外,如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对东南亚佛教及整个世界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永明延寿(904—975),将大乘佛经、祖师语录、圣贤集等编篡在一起,形成了融合禅教的《宗镜录》百卷,他是禅、净一致说的积极倡导者,著有《万善同归集》。延寿致力于禅教合一、禅净双修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代表了佛教发展的一个轨迹。

元代时汉传佛教仍以禅宗为主。到明代万历时期佛教宗匠辈出,形成了一个复兴的新气象,云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蒲益智旭四大高僧,成为佛教的一个亮点。

憨山德清(1546—1623),接受了禅师云谷法会“三教一致”、“禅净兼修”、“宗教不二”的思想,认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将佛、道、儒三者归于一心,三教同此一心,只不过其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明末四大高僧试图为佛教和禅宗的重兴找到一剂良方。他们呼吁对经典的重视、对文字经教的理解,从而不再将宗与教完全割裂,而提倡宗教一致,佛、儒、道思想合一也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这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心态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禅宗呈现出的世俗化、居士化特征也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特征。

清代佛教宗派主要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法相宗等。禅宗还是最为兴盛的宗派,其中居士习禅弘法成为一大特色,以杨文会、宋文森、毕奇为代表,对佛教文化振兴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禅宗道盛提出了“集大成理论”,强调对所有的佛教学派兼容并包,这种说法超越了北宋以来所谓“宗教一致”、“禅净兼修”的主张,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禅师们编集了大量的禅宗典籍,出现了众多的灯史著作。清代的禅僧中出现了不少为世人所重的诗人、画家。诗人有幽可、苍雪、借庵、敬安等,画僧以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为著名,号称四大画僧。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变革中,佛教各宗派试图在新时期的社会思潮中占一席之地,遂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佛教复兴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禅宗,有着较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在中国佛教的衰微中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传承,近现代禅师在弘扬自宗的同时,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与以往的退隐山村不同,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兴办佛学院,组建佛教团体。从事慈善活动,太虚、虚云、圆瑛、来果在20世纪禅宗的发展史上都做出了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佛教如何发展,走向何处,成了每个佛教界人士深思的问题。要发展,必须改革,契理契机,适合新的社会。禅宗僧人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敬安(1851—1913),别号“八指头陀”,近代诗坛上著名诗人,发表了“我虽学佛未忘世”、“时事已如此,神州将陆沉;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许多爱国弘教的诗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佛教实现人世转向的先导。甲午战争以后,在面临日本人企图染指浙东35寺的关键时刻,立即上书朝廷,表明爱国立场,呈请政府与日本人交涉,并明示保护寺产。创办了宁波僧伽教育会,开办僧、民学校。1912年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敬安任会长,把儒家“孝”的观念引入佛教,并说“波罗提权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敬安以方外之人直接介入社会政治活动,并力争在组织上使佛教成为一股社会集团力量,这标志着近代佛教转向关注现实人生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关键时刻,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倾向。太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举起“人生佛教”思想的。

太虚(1890—1947),效法三民主义,1913年在追悼敬安的法会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在佛教界引起极大震动。所谓“教理革命”,是指革除佛教中鬼神祸福的落后迷信思想,提倡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济世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并以此来指导人生,从而使佛教走入人间,在中国实现“人生佛教”。“教制革命”,是指革除佛教原有的丛林制度,建立新的僧众生活制度,奉行“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戒和同修,意和同悦”的精神,提倡僧团内部团结一致,互助互爱,以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由此建立适合共和立宪制度的新的僧伽制度。“教产革命”,是要把佛教寺院财产变为僧众共同具有,同时打破本山本宗继承遗产的私有陋习,把寺院财产用于供养老人,用于进行佛教教育,培养青年僧侣。

太虚的佛教复兴运动在普及佛教教育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兴办佛教学校,组织居士林,发行佛教杂志。1922年在湖北武昌创办佛学院,1927年出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太虚还重视与世界佛教界的联系,在1928年出访期间,与英法等国的佛教学者在巴黎共同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回国后即刻实行。

这些举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地方建立了佛学院和讲经会等教育机构,如南京支那内学院、北京三时学会。一些大学也相继设立了印度哲学、佛学概论等课程。中国佛教开始出现了转机,形成了一股重知识、重教育、重人才的风潮,佛教界内也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专家学者,改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成立了“中国佛学会”,佛学会与国外进行广泛的联系,派遣了近30名学僧赴日本、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进行学习,使中国佛教走向世界。

在太虚“人生佛教”精神的感召下,许多僧界领袖都积极地加入到这股佛教革新中来,大师们从各自角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佛教的改革。禅师仍是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纵观一部禅宗史,它不仅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缩影,而且它的发展改革决定了中国佛教的走向,它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使中国佛教摆脱了印度佛教的束缚,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吸引并接纳中国文人、劳动大众参与的新型佛教思想体系,使之成为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新兴宗教。禅宗的出现与理论上的突破,标志着中国佛教终于完成了由出世到人世、由宗教到现实、由佛国到人间的重大改革,彻底改变了佛教的禅学观念和理论导向,特别是太虚大师对佛教的改革,“人生佛教”的提出,符合世界上一般宗教由中世纪的神学化特点向现代社会人文化特点转化的共同规律。对于推进我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实际和心理状态,有着积极的意义。他在我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中,以至在今天海峡两岸的佛教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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