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首页 > 佛教历史 > 中国佛教历史综论 > 正文

汉传佛教发展概况(一)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7-12)

前言 佛教发源於印度,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当古三…

前言

 

佛教发源於印度,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当古三世纪之後,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争而同时遭受两教的排斥,致使佛在印度没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佛教在印度没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与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国外传播佛法(见善见律毗婆沙》)。其中,南传教佛教一直囿限於南亚诸小国,而北传佛教自从传到中国以後,由於汉魏东晋南北朝时代的译经,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响最为深远。进而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西方国家;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对全世界一直扮演着承先启後的重要地位。

关於佛教流传的阶段性时期,根据《中观论疏》记载,佛世时就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甚至《金刚经》也以佛陀入灭後第一个五百年,乃至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五个五百年,而有後五百岁之说。

民国太虚大师依据印度佛教发展的思想主流,分为三个时期:小行大隐时期(约西元前五世纪至西元前三世)、大主小从时期(约西元前二世纪至七世纪)、密主显从时期(西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

其实,佛教自秦汉年间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个世纪以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间的流传与发展,亦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兹简略论述之。

 

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来中国的呢?根据《三国志》说,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佛教就已传入了大夏(即今阿富汗、乌兹别克、塔吉克间)地区,随後便逐渐传来中国汉朝的首都洛阳。

 

但是,根据《後汉书》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西元六四年),因帝夜梦金人而派遣博士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法……以及在《历代三宝记》和《佛祖统记》中,又说佛教东传为永平十年。

关於说佛教是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来中国的时间之考证,此乃因为在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的大月氏(又作月支、月氐;其族属学者主张不一,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印度西提亚、氐羌等数说,习俗与匈奴相同。)已经早就信奉佛教了。并且有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在《浮屠经》提到了优婆塞、桑门、疏问、比丘、晨门寺等,这些都是佛弟子的称谓,可见佛教在大月氏国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其实,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北伐匈奴时,西域早已经有军队、商人、僧侣在传播佛教了。甚至根据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说,早在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当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位贤者,携带佛经来华,却被秦始皇所拒绝。不过实际上当时民间因为已经有人在中印之间往来,他们不断地把佛像、经书、经由西域逐渐的传来中国,只是并未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罢了。

如果照上述说法来看,佛教东传从个人零星开始(私传),应该早在纪元前二百至三百年之间。但是,近来中国总是采信永平七年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由汉明帝发起,派遣使者请来佛陀的舍利供养,以及佛典《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流传,甚至迦叶摩腾(?七三,中印度人)、竺法兰(中印度人)来华弘法,这时候佛法僧三宝已经具备(公传);加之汉明帝敕建白马寺等史宝,使得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传来中国之说,更加为人所肯定了。

由此观之,汉明帝之前就已经有民间的私传佛教了;到了汉明帝时,才正式成为国家公传的佛教。

当时,不但汉明帝助长了佛教公传的发展,主要的也因为有大臣、宫妃、民众等,参与佛法的信仰,甚至出家为僧;例如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虔信佛教,更是一大助缘。根据《後汉书》说,楚王英经常斋戒,参与法会,甚至以缣帛供养三宝,可见其对佛法之虔诚了。只是,如果照此说法,佛教东传的时间则已经是在西元六四年之後的事了。

尽管佛教东传的确切年代,异说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人嗜食胡椒、胡麻、胡桃、胡萝卜等植物;以及过去中国人一向称中国以外的西域人士为胡人,甚至编出《老子化胡经》,此中说明,该时期的一些佛教徒、商人,甚至僧侣在来往西域道中,早已把食物随着佛法逐渐传来中国了。

其实,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来中国的呢?也不一定是何年何月何日,总之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当时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传播佛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就是根据《三国志》,以及《西戎传》所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西元前二年。依此之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和永平七年之说,也不是相拒太远,只是端看传播的定准如何看法而已。

佛教东传中国後,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本佛经《四十二章经》。基本上,两位从印度来华的僧侣,那能立刻就通晓汉文,此中必然有中国的学者名儒参与。

《四十二章经》的体例,我们对照後来所译的经典,可以看出它不同於某一种经典的体例,乃类似《论语》,是由片段的格言集结而成。但是尽管如此,在佛教初传时期,能有片爪鸿鳞的佛语法言,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除了《四十二章经》以外,在永平十一年,也就是西元六十八年到西元七十年,竺法兰又翻译了《佛本行经》、《十住断结经》,这是继《四十二章经》之後最早的佛经。

竺法兰是随迦叶摩腾於永平七年来到中国,经过四、五年对汉文的学习、酝酿,此时从他所翻译的《佛本行经》等经典中,可以看出他的汉学索养应该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

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之後,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西域之古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译经高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原为安息国的太子,放弃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於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不但精通数国语言,甚至懂得鸟兽之声(见《佛光大辞典》)。来到中国后,很快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一四八至七二),二十几年之中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所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对後世修行人在禅观方面的指导,有很大的贡献。

安世高之後,相继的有支娄迦谶(一四七?)、安玄(汉代译经家,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严佛调(汉代僧,临淮(安徽盱眙)人)、支曜(东汉译经僧,西域人)、康孟详(东汉译经家,其祖先为康居国人)、竺大力(东汉僧,西域人)、昙果(东汉译经师)、维只难(三国吴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详)、竺律炎(三国时代译经僧,印度人)等,也相继翻一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法镜经》、《首楞严经》、《成具光明经》、《四谛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法句经》等,此中尤以支谦在西元二二八年所译出的《阿弥陀经》,比之鸠摩罗什所译的版本,早了一百多年。

康僧会(?二八)是三国时期来华的康居国僧人,也是促使佛教在中国长江以南扎根的重要人物,他在汉魏齐王嘉平三年(二五一)译出《六度集经》。在此前後,昙柯迦罗和昙无谛也分别翻译了《僧只戒本》、《昙无德羯磨》,使得中国的译经事业从经典到律藏,在内容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到了公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魏元帝景元元年,中国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二二八二,三国魏僧)辛苦的往于阗(西域古王国,位於新疆西部,即今和阗之地。)求取《大品般若经》,後经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此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这也是中国有般若经典的翻译之始。

在晋代的汉译经师当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他从西元三六五年至二七四年间,先後翻译了《宝藏经》、《修行道地经》、《光赞经》、《贤劫经》、《弥勒本愿经》、《普曜经》、《无量寿经》等,一百五十四部三九卷的大乘经典。在此同时,竺叔兰又於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翻译了《放光般若经》、《维摩经》、《首楞严经》,甚至在晋元帝永昌元年(三二二),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的《大孔雀王神咒经》,是为密教的经典翻译之始。

《十诵比丘戒本》是竺佛念(凉州(甘肃武威)人)与昙摩持(西域僧,前秦建元年中抵长安),在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所译。五年後,竺佛念又与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前秦建元二十年(三八四)至长安译出《中阿含经》五十九卷;翌年,昙摩难提独力译出《增一阿含经》三十三卷。在此之前,鸠摩罗佛提(前秦译经家,西域人,晋武帝时来中国)已於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三八二)译出《四阿含暮抄经》二卷。

在此时期,史称旧译的译经大师三藏鸠摩罗什,他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四一),参与了汉文经典的翻译。他最初所译的是《仁王般若经》,继而翻译了《无量寿经》、《思益经》、《大品般若经》等。甚至由於鸠摩罗什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翻译了《大智度论》一卷,对佛教的贡献尤其巨大。

鸠摩罗什是龟兹人(新疆疏勒),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自幼聪敏,七岁从母入道,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誉满五天竺。後归故国,王奉为师。前秦苻坚闻其德,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迎师。途中,吕光闻苻坚败殁,遂於河西自立为王,罗什乃羁留凉州十余年。直至後秦姚兴攻破吕氏,罗什始得东至长安,时为东晋隆安五年(四一)。姚兴礼为国师,居於长安逍遥园,与僧睿、僧肇等从事译经工作。

自后秦弘始五年(四三)四月始,罗什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阿弥陀经》、《维摩经》、《十诵律》等经律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

罗什通达多种语言,所译的经论,靠僧肇等人的润饰,简洁晓畅,流通极广。一生致力弘通般若系的大乘经典,以及对龙树、提婆系之中观部论书的翻译。所译的经典,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道生传於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嘉祥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四论学派。此外,所译的《法华经》,肇启天台宗的端绪;《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阿弥陀经》及《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弥勒成佛经》促成了弥勒信仰的发展;坐禅三昧经》的译出,带动了菩萨禅的流行;《梵网经》一出,中土依之而传大乘戒;《十诵律》则提供了研究律学的重要资料。因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包括了经律论,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三藏的译经法师,且为八宗共祖

以上从西元六十八年,直到西元四八年,此近四百年之中,译经的人物大都为西域或印度来华的佛教人士。但到了西元四一八年,中国的法显以六十八高龄到印度求法归来,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先後翻译了《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以及《大般泥洹经》六卷、《杂宝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随後有宝云(三七六四四九)翻译了《新无量寿经》二卷和《佛所行赞》七卷,以及智严(三五○——四二七)和宝云合译《广博严净经》四卷。

从西元四百年以後,一百廿年间翻译的重要经典,有佛陀什(五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所译的《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弥沙塞比丘戒本》、《弥沙羯磨》,昙无谶(三八五四三三)的《优婆塞戒经》七卷,求那跋摩(三六七四三一)的《杂阿毗昙心论》、《昙无德羯摩》、《优婆塞五戒略论》,求那跋陀罗(三九四四六八)的《胜鬘经》,浮陀跋摩(西域人)、道泰(凉州人)合译的《阿毗昙昆婆沙论》六十卷,昙觉(凉州人)、威德合译的《贤愚经》十三卷,法颖(四一六四八二)的《十诵比丘尼戒本》,吉迦夜(北魏之译经僧,西域人)、昙曜(北魏僧,生卒年不详)的《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僧伽跋陀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人)的《善见律毗婆沙律》十八卷,求那毗地(?——二)的《百喻经》,菩提流支(北魏僧,北天竺人)的《深密解脱经》五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佛陀扇多(北魏译经僧,北天竺人)的《摄大乘论》二卷,阇那耶舍(北周译经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的《宝积经》三卷、《定意天子所问经》五卷等。

在以上这许多的人物以外,有一个与鸠摩罗什同为中国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三藏法师,他一从西元五五年,到梁陈年间,翻译了《涅盘经本有今无偈论》、《十七地论》、《如实论》、《三世分别论》、《中论》、《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弥勒下升经》、《无上依经》、《立世阿毗昙论》、《金刚般若经》、《俱舍论本颂》、《俱舍释论》、《广义法门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等,建立了有宗的经论依据,堪与鸠摩罗什所译之空宗的依据经典相媲美。

真谛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博通三藏,究明大乘妙理。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五四六)携经典抵中国南海,见重於南朝梁武帝。侯景之乱後,虽辗转流落各地,却仍译经不辍,所译经论近三百卷。尤其他生逢乱世,译经过程倍尝艰苦,几至於千生万死,饮食艰难,生命危殆,却仍致力於义理的阐明。他的学识之广博与译经之卓越,比之於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及後期的玄装、不空、义净,同为我国译经史的泰斗,诚乃实至名归。

从佛教东传中国五百年间,经典的翻译对中华文化有著极为巨大的影响。例如,佛教输入,梵文也跟著而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应用,所以唐朝僧人守温制作了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字母:今日国语注音符号,即增损此三十六个字母而成。

此外,梁启超先生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後,我国文学中亦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见粱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之先生则说:佛教的译经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见《胡适文存》)。甚至国学大师钱穆博士更明白指出:《六祖坛经》是复兴中华文化九种必读的经书之一(见钱穆博士在台北公开讲演)。

佛经的翻译,对文学乃至建筑、塑铸、雕刻、图画、音乐、印刷、戏剧等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除了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缔造译经盛世外,也有不少重要的佛教著述问世,例如公元四四年慧远着《沙门不敬王者论》,同年道生作《百论序》,四二八年道生提倡《阐提成佛说》,四一年僧肇著《不真空论》、《肇论》,三六四年道安编著《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与译经时代的译著,相互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译经最兴盛的时期,当然译经事业并未到此停止,随着以後隋唐盛世的到来,继有地婆诃罗译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义净与实叉难陀合译《华严经》,善无畏与一行合译《大日经》,不空三藏所译的密教经典,如《金刚顶经》、《宿曜经》、《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以及唐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显扬圣教论》等。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的经典总计一千多卷,其与不空、真谛、鸠摩罗什,再加义净等,成为五大译经家,他们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综观中国佛教发展二千年的历史,应以纪元元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五百年间是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加之後来历朝历代许多高僧大德的艰苦卓绝,孜孜矻矻於经典的翻译,才有後来的八宗弘扬时期。

甚至,因为有前面的古德取经、译经之基础,因此才有今日之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问世,例如:

《开宝藏》:宋太祖敕令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开雕,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

《契丹藏》:契丹兴宗时敕命在南京开雕。

《万寿藏》: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等人所募刻。

《毗卢藏》:宋徽宗政和二年,由本明、本悟、行崇、法超、帷冲、了一等人募刻开雕。

《碛砂藏》:南宋理宗时,由赵安国、法音等发起,於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之私版大藏经。

《高丽藏》:朝鲜高丽王朝所开版。

《普宁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浙江余杭南山普宁寺道安、如一等募刻。

《弘法藏》: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敕令於北平弘法寺开雕。

《武林藏》:明世宗嘉靖年间刻於浙江武林昭庆寺之大藏经。

《嘉兴藏》:由密藏道开等发愿,於万历末年在嘉禾楞严寺所刻之私版。

《龙藏》:清世宗雍正十三年敕令於北京开雕。

《频伽藏》:清宣统三年上海频伽精舍用活字排印之大藏经。

 

关于作者

文章数:14853 篇邮箱地址:5118@qq.com
STFO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