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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概观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8-14)

日本的当代佛教分为两大系统,即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前者即佛教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日本化的过程所形成的诸宗…

日本的当代佛教分为两大系统,即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前者即佛教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日本化的过程所形成的诸宗派,如净土真宗、真言宗、天台宗、曹洞宗、临济宗、黄檗宗等诸宗派。这些宗派拥有众多寺院和信众,在社会上拥有巨大影响力。而后者则是战后发展迅猛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真如苑、阿含宗等佛教团体。新兴宗教在宗奉传统佛教的某些教义的同时,吸收了神道、基督教等教义。其信众皆为在家居士,在传教方式和组织运营方面都有许多革新之处。

日本佛教自古以来就有扶困济贫、热心公益的传统,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无论是传统佛教诸宗派还是新兴宗教,都秉承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在当今日本社会,各种佛教团体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念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力图完成从传统的佛教慈善向现代的佛教社会事业的现代化转型。总结日本佛教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佛教慈善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古代和中世日本佛教的慈善公益事业

日本佛教与社会事业的接点,始于圣德太子时期。圣德太子不仅制定了奉行三宝的国策,大力弘扬佛教文化,而且基于佛教的精神,兴办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最著名者即四个院的实践和福田思想。

四个院即施药院、疗病院、悲田院、敬田院。其中,施药院即对免费供应药品给贫病者,减轻其病痛;疗病院即为男女老幼的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对于生病的僧侣则尽心服侍如父母;悲田院即对鳏寡孤独给与救济,让那些有劳动能力者做些杂物;敬田院则是引导众生信仰佛教,断恶修善,速成菩提。可见日本佛教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与佛教的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主张既满足其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又要通过佛教信仰提升其精神境界。

这种实践观是与其福田思想密切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因为敬信三宝,报父母恩、怜悯贫者的善行能够带来很大功德,所以这些善行的对象被称为福田。应该敬奉的佛陀和三宝称为敬田;应该报其恩的父母称为恩田;应该同情怜悯的悲苦者称为悲田。从平安时代到足利时代,此福田思想很流行,是日本僧侣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主要思想依据。

在古代日本,除了圣德太子,在日本慈善公益事业史上留下足迹的著名人物还有:七世纪的道昭(629-700)、行基(667-749)、八世纪的光明皇后(701-760)、十二世纪的俊乘坊重源(1112-1206)、十三世纪的兴正菩萨叡尊(1201-1290)和忍性良观(1217-1303),以及室町时代的愿阿弥(?-1486)等等。他们架桥、修路、植树造林、筑堤治水、医疗施药、托儿养老,在多方面关照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一般民众提供便利。如奈良时代的行基到处劝募资金,修筑了木津川上的泉大桥和淀川上的山崎桥,为民众提供了通行之便,另外,还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筑堤修渠,设立免费旅馆、车站等。因为他一生献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死后被尊称为行基菩萨。而叡尊和忍性出于众生平等的理念,为当时认为在宗教上最难教化的非人说法,并在大阪建立了日本最早的麻风病院北山十八间户,忍性甚至亲自背着乞讨的病人到病院。1460年至1461年,由于灾荒和战乱,爆发大饥馑,光是京都就有八万多人饿死。当时愿阿弥受到室町将军足利义政支持,到处募款,设粥棚救济灾民。

在古代日本,慈善公益事业可分为救贫济苦的一般救济活动,和为社会提供便利的社会公益事业两种。无论哪种类型,都是佛教徒基于佛教的理念和思想所生发的爱他的、慈悲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是由某位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佛教领袖提倡和组织领导下完成的,所以可以定义为佛教慈善。但同时,当时的佛教寺院是国家设立的官寺,属于国家财产,圣德太子、光明皇后本人就是国家统治者,而僧侣也具有官僚的地位,所以这些社会公益事业,也具有国家的地域开发或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不发达,当时的慈善公益事业,也就没有明确的官方行为和民间行为的区别。这是与近代以来纯粹作为民间团体的佛教组织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不同的。

而且,镰仓时代兴起的净土真宗和曹洞宗等对佛教慈善事业并不积极。如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认为,只有念佛才是正行,其他的善行都是杂行,他甚至提出恶人正机说,即认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认识到自力修行不可能解脱,才会彻底地皈依佛菩萨,寻求救度。据此,他在《正像末和赞》中云修善亦杂毒,故名为假行,否定了行善的宗教价值。道元则主张只管打坐,对从事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态度消极。这些宗派所代表的这种追求精神超越、缺少现实关怀的倾向也对后世的日本佛教有很大影响。

 

二、近代日本佛教界的慈善救济事业

明治维新之后,佛教失去国家权力的庇护,随着神道教地位的上升、排佛毁释风潮的打击,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大大衰退。在此严峻的背景下,佛教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完成自身的近代化转型的问题。其中,佛教团体着力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二是积极进行慈善公益事业,向社会展示佛教仍然可以发挥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作用,从而为自己找到存在合法性的根据。

从当时的社会情势看,明治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结果,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产生了数量惊人的社会贫困群体。加之,霍乱、麻疹等疾病的大流行,普通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忙着扩军备战,无暇顾及社会救济问题。政府虽然在1874年制定了《贫民一时救助规则》,但对救助对象设置了种种苛刻的条件,对大多数需要救助者则弃之不顾。这一规则的背后是把贫困视为个人的罪过,将贫困者视为懒惰者,根本缺乏现代福利社会的观念。

民众生活的悲惨与政府的事实上的不作为,客观上为佛教界提供了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余地。从明治初年开始,佛教团体就开始介入对监狱囚徒的教诲,慈善医院的设立,以及贫困儿童的收养教育等慈善领域。从附表《明治以来日本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大事记》中可以看出,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佛教界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主要做了一下几方面的工作:

1、慈善公益活动的多样化。

从大事记中可以看出,日本佛教界的主要慈善救济事业集中在贫弱施疗、孤儿养育、灾难救助、免刑者救助、军属的慰问和救助等方面。其中,后两项的工作是体现日本佛教界特色的工作,在日本,僧侣在轻型罪犯或刑满释放者的教育改造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应该说,日本佛教界在前四个领域中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经验被归纳为医疗福祉”“儿童福祉难民福祉”“司法福祉而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福祉体系所继承。但对最后一项即军属的慰问和救助却有各种议论。日本佛教界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乃至二次大战中,除少部分人之外,大都积极参与,有些还作为随军僧侣,直接为战争服务。在后方,佛教界也组织力量对从军者的家属给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日本的普通百姓也是少数战犯所发动的战争的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儿童是无辜的,他们的悲惨境遇值得同情,也应该受到慰问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军人家属特别是对军人的遗孀和子女的精神抚慰和物质帮助,应该属于慈善公益事业的范围。但同时,僧侣们向军属灌输战争神圣思想、从军光荣思想,助长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流传,客观上成为战争的帮凶。这无疑是日本佛教界应该反思之处。

2、慈善组织的建立与完善。

在古代日本和中世日本,佛教界的慈善行为往往是个人行为或寺院行为,属于自发的、无组织的慈善活动,公益事业也是一种基于村民互助、邻里互助、宗亲互助的公益活动。而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完善,佛教界的慈善公益活动也演变成组织化的活动。此外,受到基督教各种全国性组织纷纷成立的刺激,佛教界也成立了各宗派的慈善公益机构,以及跨宗派的全国协议性组织,如大谷派慈善协会大日本佛教青年会监狱教诲师联合会大日本贫民救助慈善会等。这些组织的成立和积极活动,表明佛教界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整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慈善和公益活动,开始了从传统的佛教慈善向现代的佛教社会事业的转型。如,净土真宗于1901年成立的大日本佛教慈善会就利用净土真宗在全国的寺院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种慈善救济和公益事业。成立两年之后,会员数就达到88345名。该慈善会任命财团奖励委员慈善会布教使,到全国开展慈善和传教活动,推进了全国佛教界社会事业的发展。

3、佛教社会事业研究的初步展开。

随着佛教界在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活动领域的活跃,在学术界也开展了对佛教社会事业的理念与思想的研究。1912年,以渡边海旭等为中心成立了日本第一家佛教慈善事业专门研究机构——佛教徒社会事业研究会。出版了一批佛教社会事业的研究著作。如桥川正的《日本佛教与社会事业》(1925年、丙午出版社)、迁善之助的《慈善救济史料》(1932年、金港堂)、浅野研真的《日本佛教社会事业史》(1934年、凡人社)等。根据这些研究,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慈善公益事业基本上与日本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慈悲理念和救世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些经验是日本佛教界在当代从事社会事业的宝贵精神资源。

在明治维新(1868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的日本近代史上,佛教界虽然也在慈善救济和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多开拓,开始向现代的佛教社会事业转型。但佛教界的转型是不完善、不彻底的。这主要表现在,佛教界的社会事业的理念基本上是内向的、自保的、宗教指向的理念。救济者行善的主要动机是积累功德,将慈善行为视为自我救度的手段。而宗教组织之所以开展社会事业,一方面是自身传教的需要,是传播自宗教义的方便手段,另一方面则是确证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需要,即面对神道教、基督教的强烈冲击,佛教需要向社会展示自身正面的社会功能。总之,佛教界还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宗教诉求,从社会的、众生的立场出发思考社会事业问题。

对此,当时的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也有清醒的认识。如净土真宗的僧人也是《中外日报》社记者的三浦参玄洞(1884-1945)在《业火》杂志上发表的《佛教徒的立场》一文中就指出:

我们的目光不能只看到佛教而要看到世界,不能只看到教团而要看到全人类。日本佛教徒的缺陷就在于只是关注佛教、关注自己的教团的盛衰而对外面的世界视而不见。这根本不是佛教徒所应有的态度。佛教徒的态度应该是超越佛教而心怀世界、超越教团而顾念全人类,并从这一立场出发积极地行动(《三浦参玄洞言论集》267页,法藏馆,2006年)。

三浦参玄洞不仅是一位佛教理论家而且是实践家,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麻风病人的救济、部落民解放等社会事业。他敏锐地看到当时的佛教界的保守性和落后性,意识到不打破这种保守性心态,佛教界就会丧失佛教应有的立场,即使从事慈善救济事业,也只是教团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离现代的佛教社会事业的要求还太远。这种理念和思想无疑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但由于当时日本社会整体上还没有完成近代化的转型,特别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很快采取了向外扩张和侵略的国策,并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邪路,所以佛教在其中也难以独善其身。除个别佛教团体(如创价学会)外,在政治高压下,大多追随军国主义者鼓吹战争和侵略,成为战争的帮凶。

 

三、战后佛教界的社会事业

战后,随着神道教至上主义和天皇崇拜的终结,佛教重新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特别是新兴宗教教团更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信徒结构和社会的宗教需求变化所致。传统佛教的基础主要是农村社会建立在地域和邻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寺檀关系。因为整个社会人口流动性差,这种关系可以延续几个世纪。但战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激剧集中,使得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快速解体,而流动到城市部的农村人口,在失去了原有的寺院的信仰依托之后,又没有新的信仰依托。这时,新兴宗教团体就趁虚而入,利用其新颖的传教模式和组织模式以及现实主义的教义吸引信众,满足这些信徒需求安全和保护的欲望。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新兴宗教团体激增(如从1947年到1950年,新兴宗教团体从136个增加到702个),而战前就成立的新兴宗教团体如创价学会和立正佼成会、灵友会则得到快速发展。如创价学会1952年有会员22万户,1957年达到765万户,1972年达到755万户,成为日本社会影响巨大的宗教势力。

为了争夺信徒、扩大本组织的影响力,佛教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之间、传统佛教与新兴宗教之间、新兴宗教不同教团之间展开了自由竞争。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各大宗教、各大派别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扩大自宗的社会影响力、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信众的问题。在这方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社会公益事业。在这方面,新兴宗教团体因为较少传统佛教的包袱,所以在理念创新和具体实践方面走在了前面。

当代日本佛教从事的公益事业主要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为受难者捐款捐物,如印尼海啸、中国的汶川大地震等灾难发生时,日本佛教界都捐献了大笔善款和物资;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机构,为社会培养人才;兴办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等,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举办面向社会的各种文化讲座、暑期学校等,为文化传播事业做贡献;通过与国际宗教界的合作,宣传和平理念,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等等。以下就佛教的教育、佛教福祉事业的研究、临终关怀事业等略做说明。

日本的佛教教育始于明治维新之后,各宗派分别建立了宗门大学,如大谷大学(真宗大谷派)、龙谷大学(真宗本愿寺派)、立正大学(日莲宗系)、驹泽大学(曹洞宗)、爱知学院大学(曹洞宗)、佛教大学(净土宗)、高野山大学(真言宗)、花园大学(临济宗)、大正大学(净土宗、天台宗等合办)、武藏野大学(真宗本愿寺派)、创价大学(创价学会),以及光华女子大学等数所女子大学。据统计,日本现有佛教团体兴办的佛教大学31所,大学院17所,短期大学51所。在战前,各佛教宗派的宗立大学都是单一的佛教和宗学的教育,学员也几乎都是僧侣。战后,各大学都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除了佛教学科之外,与其他大学一样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外文、社会福祉等学科,实现了从单一佛教教育向社会综合教育的转型。上百年来,佛教系的大学在日本的现代教育体系特别是私立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日本社会各界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各类人才。

佛教系大学除了佛教教育(僧才教育)、社会综合教育之外,其社会福祉教育和研究是又一特色。1917年,宗教大学(现大正大学)就设立了社会事业研究室,从事宗教社会事业方面的研究,1918年,日莲宗大学(现立正大学)设立社会事业研究室,大日本佛教慈善会财团设立社会事业研究所,1920年,龙谷大学设立社会事业讲座,1921年,东洋大学设立社会事业科。社会福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佛教学研究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战后,各级各类佛教系大学和研究机构几乎都开设了社会福祉学的课程或学科,在日本的大学教育中,成为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课程设置上看,该学科综合了佛教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立正大学社会福祉学科硕士课程就包括:社会福祉论、佛教社会福祉论、社会保障论、高龄者福祉论、教育福祉论、残障者福祉论、福祉援助方法论、生命科学论、佛教文化等,此外还开设音乐疗法专题、社会调查方法专题、健康福祉专题、司法福祉专题、环境福祉专题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接受系统的福祉学的专门训练之后,学生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福祉士考试,合格者可以到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企业就职。因为就职门路有保障,所以该专业的报考者相当踊跃。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与社会福祉事业》(法藏馆,1965年)、孝桥正一的《社会科学与现代佛教》(创元社,1968年)、森永松信的《社会福祉与佛教》(诚信书房,1975年)、论文集《佛教与社会福祉》(佛教大学出版社、1977年)、守屋茂的《佛教社会事业的研究》(法藏馆、1983年)、池田敬正的《日本社会福祉史》(法律文化社,1986年)、中垣昌美的《佛教社会福祉论考》(法藏馆,1998年)、水谷幸正先生古稀纪念会编《佛教福祉研究》(思文阁、1998年)、长谷川匡俊、吉田久一的《日本佛教福祉思想史》(法藏馆、2001年)、清水海隆的《佛教福祉思想及其发展的研究》(大东出版社,2002年)、芹川博通的《环境、福祉、经济伦理与佛教》(ミネルブ?书房,2002年)等。1966日本佛教社会福祉学会成立,每年召开一届学术大会,发行《日本佛教社会福祉学会》年报。2006年出版由中垣昌美主编的《佛教社会福祉词典》,集中反映了日本佛教福祉领域的研究成果。

临终关怀问题是日本佛教界近几年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日本,现有临终关怀医疗设施130多所,其中大多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所设立,但也有佛教界成立的佛教临终关怀会1987年创立)和佛教界创办的长冈西医院(新泻县、1992年创办)等组织和临终关怀医疗设施。在日本,临终关怀通常称为ホスピス(来自英文hospice),这是源于西欧基督教传统的词语。为了表达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凸现佛教独特的临终关怀的特色,日本学者田宫仁提出了佛教ビハーラ”(梵文bihara,僧舍、安宁等义)的理念,即通过佛教的临终关怀活动,进行关于死亡的教育,协助临终者及其家属等平静地接受死亡。

日本佛教界在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过程中,并不强调佛教的独特性,而是强调为临终者提供一种优质的、可以为一切宗教信徒或非宗教信徒都能接受的服务。如长冈西医院虽然是佛教界创办的临终关怀医院,里面也有佛堂、有常住的僧人,但其宗旨不是布教而是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精神关怀。其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全力减轻身体的疼痛等诸症状;为缓和病人的诸种不安、担忧和孤独等精神问题提供心理咨询;为工作、医疗费等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指导;如果病人提出要求,由僧人等提供宗教方面的服务;为病人家属提供咨询和指导;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提供家属陪床等。在提供宗教服务方面,该医院的建立虽然基于佛教的理念,但利用者并不限于佛教信徒。所以医院不强制病人接触、接受特定宗教或宗派;入院病人如果提出佛教方面的要求,僧人会给与开示和指导。僧人并不偏向任何宗派,所以任何宗派的信徒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指导。

在日本佛教传统中,从中世开始,关于临终或死后的礼仪逐渐增多,念经超度、经营葬礼和墓地成为僧人的重要工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佛教可以说是葬礼佛教。如何评价葬礼佛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因为僧人参加念经超度和经营墓地等活动收取相当高的费用,僧人的清静超俗的形象受到影响,甚至僧人被看成只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不祥的存在,所以日本的佛教界一直在反省葬礼佛教的种种弊端。现在的佛教界的临终关怀活动,就是试图克服葬礼佛教的种种积弊,从新的理念出发,用现代人能够普遍接受的方式,给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籍。

 

 

从圣德太子时代的佛教慈善到近代的佛教公益事业,从战时的佛教厚生事业到战后蓬勃兴起的佛教社会福祉事业,日本的佛教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事业中,结合佛教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日本佛教的形态如僧侣的生活方式、新兴宗教的发达等与中国佛教有很大不同,日本佛教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也与中国佛教不同,所以,中国佛教在思考佛教社会事业的走向时,需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出发点。但日本佛教在从事社会福祉事业方面的开放胸襟、现代化水准、国际化视野值得中国佛教界学习,日本佛教学术界在佛教社会福祉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佛教高等教育体系中相对成熟的社会福祉教育体系和社会福祉士的培养经验尤其值得中国佛教界教育界参考。

 

参考文献:

森永松信的《社会福祉与佛教》,诚信书房、1975年。
守屋茂的《佛教社会事业的研究》,法藏馆、1983年。
池田敬正的《日本社会福祉史》,法律文化社、1986年。
中垣昌美的《佛教社会福祉论考》,法藏馆、1998年。
水谷幸正先生古稀纪念会编《佛教福祉研究》,思文阁、1998年。
长谷川匡俊、吉田久一的《日本佛教福祉思想史》,法藏馆、2001年。
清水海隆的《佛教福祉思想及其发展的研究》,大东出版社、2002年。
末木文美士《佛教&伦理》,筑摩书房、2006年。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附表:明治以来日本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大事记

 

年份       

佛教的社会公益活动

社会的动向

1868

 

明治政府建立

1872

净土真宗西本愿派开始囚徒教诲活动。京都设置疗养医院

东京养育院成立。娼妓解放令

1876

东京创立“福田会”

天皇拨款设立盲人院

1877

东京总泉寺成为霍乱避难所

霍乱流行 博爱社(后改名日本红十字会)成立

1878

鹿儿岛设立施药医院

 

1879

东京成立“福田会”孤儿院

 

1880

秋天县成立育婴院保婴会

大阪政府成立弃儿爱育社

1883

高知县设立“育儿教会”。京都设立慈爱社

 

1884

鹿儿岛开始监狱教化活动

 

1885

京都诸宗共济会成立

 

1886

千叶感化院 东京佛教慈善小学 爱知育儿院

日本基督教夫人矫风会成立

1887

慈悲教育院(京都)、共济学校(京都)、部落民生活改善运动(山口)、妇人慈善会(大津)

 

1888

冈山感化院、安藤治疗所(京都)、贫儿小学多所(东京)、水灾救助、火山救助

大阪妇人慈善会成立

1889

福岛、冲绳、仙台、新泻、京都、长崎等设置保释者教育设施

日本宪法改正,设置释放者保护设施

1890

佛教慈善会成立、埼玉的水害救助

佛教妇人会展开多方面救济活动

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

1891

大日本救世馆(慈善医院、东京)、横滨孤儿院、慈惠女学院(大阪)

大阪孤儿院、孤女学院

1892

大日本佛教青年会成立

监狱教诲师联合会成立

 

1893

各地设立救济弃儿、孤儿、贫儿的设施

护士学校(京都)、施药院(名古屋)

基督教的妇女团体结成“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

1894

日清战争战死者家属慰问活动、水灾、震灾救助。京都妇人慈善教会赠送牛奶、巡回义诊

日清战争

1895

福田小学(京都)

救世军日本支部设立

1896

大日本贫民救助慈善会成立

 

1897

大日本佛教徒饥馑救济会(印度饥馑救济,东京)护士学校(京都)

 

1898

北海道免费旅馆,菩萨会孤儿院(冈山)

 

1899

贫困儿童养育、教育机构设置:广岛、福冈、香川、德岛、千叶、山形、京都

 

1900

免刑者、出狱者保护设施。净土宗慈善会、京都救济院

 

1901

多所孤儿院设立,名古屋养老院,大日本佛教慈善会财团成立(净土真宗、京都),东海佛教慈善会,信浓福田会(长野)、尾道慈善会(广岛)

慈善团体联谊会(大阪,后改组为中央社会事业协会)

1902

矿毒受害者救济佛教同盟会成立。慈善女学校(京都),大阪养老院

 

1903

东京养老院、佛教育儿院(京都)

第一届全国慈善大会召开(大阪),日本慈善同盟会成立(后改为中央慈善协会)

1904

多所孤儿院、育儿院成立。开展军属支援活动

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成立

1905

多所孤儿院、育儿院、贫儿学校成立

 

1906

多所孤儿院、育儿院成立

 

1907

多所孤儿院、育儿院

 

1908

私人盲人学校(东京、埼玉),女子教诲师养成所

中央慈善协会成立

1909

义诊、施药,感化事业,儿童保护

内务省民间社会事业国库补助,民间慈善奖励,《慈善》杂志创刊

1910

免刑者保护、妇女夜校(大阪)、浅草寺慈善医院(东京)

 

1911

多所贫儿学校设立,感化事业。大谷派慈善协会,埼玉免费旅馆,敦贺佛教慈善会(福井)

恩赐财团济生会设立。内务府第一次细民调查

1912

免刑者保护事业,儿童保护事业,佛教徒社会事业研究会成立

 

1913

免刑者保护事业,知恩院华顶妇女会罹难救助、军事援助活动

救济事业研究会成立,《救济研究》创刊

1914

免刑者保护事业(大阪、北海道、东京、茨城、山口、静冈、长崎、大分、熊本)

樱岛火山受害者救助

东北歉收农民救助

第一届全国佛教徒社会事业大会(东京)

 

1915

免刑者保护事业(滋贺、秋田)

仙台佛教幼儿园

私立聋哑学校

大山佛教慈善团(山形)

 

1916

免刑者保护事业(新泻、奈良、广岛)

四日市佛教保育院(三重)

佛教和合幼儿园(茨城)

净土宗东京慈善会成立

东京佛教护国团

实践救济会(京都)

 

岩崎佐一设立“桃花塾”,救助智障者

1917

宗教大学(现大正大学)设立社会事业研究室

养老事业(京都、佐贺)

军事救护法

内务省设置救护科

《慈善》杂志改为《慈善与救济》

1918

日莲宗大学(现立正大学)设立社会事业研究室

大日本佛教慈善会举办社会救济事业者联合会

大米暴动

内务大臣顾问机关“救济失业调查会”成立

1919

大日本佛教慈善会财团设立社会事业研究所

内务省地方局救护科改称社会课

大阪社会问题研究所成立

1920

龙谷大学文学部设立社会事业讲座

各地成立佛教会(奈良、兵库、秋田、茨城、长野、山口、静冈)西本愿寺社会事业研究所设立女子部

全国社会事业大会

1921

东洋大学设立社会事业科

各地成立佛教会、佛教联合会(群马、福冈、广岛、茨城)从大阪开始,各地寺院、教会免费向社会开放,供大众修行、游戏等

中央慈善会改为中央社会事业协会《慈善与救济》改名为《社会事业》

1922

各地成立佛教会

京都妇女慈善协会巡回义诊所

东福寺三圣医院(京都)

首相接见佛教各派代表,希望在免刑者救助、少年保护等方面做出贡献。

为成年人禁酒法、少年法、健康保险法、儿童保护日

1923

关东大地震救护

服刑者教诲研究所

净土宗大谷派第一届全国社会事业大会召开

关东大地震

盲聋哑学校令

1924

首相接见宗教各派代表,鼓励宗教在精神教化方面尽力

藤音得忍赴欧考察基督教的社会事业

净土真宗设立从事社会事业的辅导使

 

1925

大谷光瑞视察欧洲的思想、宗教、社会事业

本愿寺派开始社会事业调查

治安维持法、军事教育令

普通选举法(25岁以上男子、接受国家补助者除外)浴风会成立,救助关东地震受灾者

1926

东京真宗妇女会附属六华园从事少女保护

中央社会事业举办第一届全国儿童保护事业会议

1927

保姆养成所扩充为武藏野女子学院

世界金融危机开始

全国地方政府设置社会课

1928

《保育事业概论》出版

少年保护事业研究会成立

 

1929

京都佛教青年会成立

西本愿寺社会部开设农忙期托儿所讲习班

昭和经济危机

日本社会事业学会成立

工厂法改正(禁止妇女儿童上夜班)

1930

东京慈善医院成立

京都佛教社会事业协会成立

第一所麻风病疗养所建立(长岛爱生园)

1931

巡回婴幼儿义诊

西本愿寺发布“佛教保育院规定”

九一八事变

全日本私立社会事业联盟成立

全国养老事业协会成立

1932

婴幼儿巡回义诊(西本愿寺与大日本佛教慈善财团)

西本愿寺保育研究所成立

儿童虐待防止法颁布

1933

西本愿寺社会部设立婴幼儿健康咨询室

儿童虐待防止法讲习会(京都)

少年保护法颁布

1934

东京台风水害救助

东北灾荒救助

恩赐财团爱育会

1935

佛教社会学院成立(浅野研真)

社会事业协会成立

 

1936

农忙期托儿所保姆养成所开设

 

1937

本愿寺派召开全国社会事业大会

社会事业运动周(福冈、富山、新泻、东海、奈良、和歌山、兵库、滋贺、山口等地)

卢沟桥事变

母子保护法

1938

农村地区军人家属儿童保护活动实施

本愿寺派慰问军人家属

厚生省设立

社会事业法颁布

国民健康保险法颁布

1939

本愿寺母子寮

后方奉公会成立

1940

在全国设立保护妇女儿童的保育设施

国民优生法

大政翼赞会成立

1941

 

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社会事业”改称“厚生问题”

1943

 

大日本母子爱育会成立

1944

 

学生动员令

女子勤劳挺身令

1945

本愿寺派成立战后处理事务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占领军总部制定“关于救济与社会福祉问题”的文件

1946

在宗门运营调查委员会上讨论宗派的社会事业问题、寺院的社会功能问题

奈良宝山寺设立社会事业部,实施难民紧急救助

生活保护法颁布

日本社会事业学校——近江学院成立

“厚生问题”改称“社会事业”

1947

西本愿寺社会部成立

名古屋无忧华会设立妇女保护寮

日本社会事业协会成立

儿童福祉法颁布

灾害救助法颁布

1948

宝山寺爱染寮获得养护设施资格认证

全国孤儿调查

厚生省制定“儿童福祉设施最低标准”

1949

日野诞生院保育园

第二母子寮

宝山寺极乐坊保育园(奈良)

第一届保姆资格考试

残疾者福祉法颁布

紧急失业者对策法颁布

1950

西本愿寺保育园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更生保护事业协会、社会事业协会成立

日本社会事业短期大学成立

1951

西本愿寺设立非营利住房白光庄

中央社会福祉协议会(后改称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成立

社会福祉事业法颁布

1952

社会福祉法人宝山寺福祉事业团成立

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联合会成立

1953

麻风病院送梵钟“惠之钟”

社会福祉事业振兴会法颁布

1954

麻风病患者救助募款活动

日本社会福祉学会成立

1955

东京保育协会成立(本愿寺派)

东大寺福祉事业团成立(奈良)

东大寺义肢园设立

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成立

第一届日本母亲大会召开

热海成立第一家国营养老院

1956

本愿寺派麻风病人救助运动展开

家庭护士派遣事业开始

1957

本愿寺派讨论里亲制度事业

日本社会事业大学成立

1958

西本愿寺设立义诊所

 

1969

 

日本身心残障儿童协会成立

1960

保育问题经营问题研究会召开

圣水保育院

精神障碍者福祉法颁布

1961

壶阪寺慈母园(全国最初的盲人养老院、奈良)

儿童抚养补助法颁布

《社会事业》改称《月刊福祉》

1962

龙谷大学短期大学部开设社会福祉学科

独居老人家庭服务员派遣制度实施

1963

本愿寺派宗门社会福祉事业助成基金设立

老人福祉法颁布

1964

社会福祉法人本愿寺社会福祉事业中心成立

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母子福祉法颁布

重度精神障碍儿童抚养法颁布

1965

壶阪寺在印度开展麻风病患者救助

 

1966

日本佛教社会福祉学会成立

联合国制定国际人权条约(日本1979年批准)

1967

本愿寺派东南亚佛教国家视察

新泻水银中毒事件

1968

龙谷大学文学部设立社会福祉学研究方向

全国自闭症患者全国协议会成立

1969

本愿寺派开展“光明社会运动”

日本佛教保育协会主办园长研修会

东京都七十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

1970

本愿寺派开设法律咨询机构

大阪博览会

日本老龄人口71%,进入老龄社会

1971

龙谷大学大学院开设社会福祉学硕士课程

佛教妇女会为巴勒斯坦难民募款

壶阪寺受奈良县政府委托经营智障儿童福利设施“都祁园”

联合国通过智障儿童权利宣言

1972

宝山寺特别养老院“梅寿庄”成立

全国七十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1973年起实施)

1973

壶阪寺盲人养老院“五色园”成立

 

1974

佛教保育大学讲座

老人福祉开发中心成立

1975

本愿寺派社会福祉研究协议会成立

育儿休假法颁布

联合国通过残疾者权利宣言

1976

本愿寺派宗门社会福祉协议会设置

 

1977

本愿寺派《净土真宗福祉白皮书》创刊

残障儿童福祉中心成立(奈良)

全国志愿者振兴中心成立

1978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社会福祉推进协议会成立,各地成立分会

 

1979

大阪特别养老院あそか园成立

养护学校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1980

壶阪寺在印度建成友谊小学

宝山寺设立平城儿童中心

 

1981

社会福祉大会召开(京都)

西本愿寺开设手语讲习班

壶阪寺特别养老院“光明园”成立

母子与寡妇福祉法颁布

1982

宝山寺建成保育园

 

1983

兴奋剂扑灭签名运动

 

1986

临终关怀研究会成立

医疗与宗教问题研讨会召开

颁布“长寿社会对策大纲”

1987

第一期临终关怀实践活动研究会召开

“生命问题的思考”研讨会召开

壶阪寺印度麻风病者救助财团成立

老年人护理振兴会成立

社会福祉士与护理福祉士法

1988

向总理府和法务大臣提交反兴奋剂签名簿

动员信徒支持参与残疾人运动会

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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