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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来普通民众对佛教的认知——刘云军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7-13)

海内外学术界对佛学的研究渊源己久,成果丰硕。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学界交流日趋频繁、深入,国内一些学者…

海内外学术界对佛学的研究渊源己久,成果丰硕。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学界交流日趋频繁、深入,国内一些学者对传统的写作范式和思维模式重新思考。如葛兆光提出的重写思想史、龚隽对传统禅宗史研究的反思等,都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葛兆光对现行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精英思想、经典思想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精英思想、经典思想未必真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提出要研究“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逐渐被国人所信仰。历经数百年,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完全脱离了印度色彩,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教。“所谓中国佛教,就是指在这个时代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由中国人发展起来的宗教。”经两晋到唐宋,佛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血液,“亦即为本位文化的一种,这是无法否认的。”

佛教产生之初,即为了解决世俗之人精神需要。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争取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主动积极的改变,出现了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顾伟康将中国佛教区分为经典佛教和民俗佛教,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将初传入中国的佛教从信仰层面分为士大夫佛教、王室佛教、民众佛教。王青分析了顾伟康和许理和的佛教层面划分后,对民俗佛教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人格化、偶像化的神祗崇拜,第二是简约化、中国化的教义教理。第三是简易化、世俗化的戒律修行。王青进一步认为:“尽管民俗佛教在佛教史的研究中一再被忽略,然而,这并不说明民俗佛教的不重要,中国佛教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来自于民俗佛教而非教理佛教。确实,民俗佛教对原始佛教的教理教义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造与歪曲,但这恰恰是佛教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适应、接收、传播、流行、兴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通过对宋元以来出现的民间日用百科全书中佛教内容的分析,探讨普通民众对佛教知识的掌握和佛教知识需求。疏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宋朝建立后,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特别注意采用各种措施稳固统治,扶植和利用宗教是历朝赵宋皇帝其中一项重要的国策。北宋的佛教,除了徽宗一度排斥佛教,其余各朝都保护佛教。宋代佛教对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诸如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对民众一般生活的影响等。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佛教世俗化、平民化成为一种趋势。

类书“是辑录历代典籍中各个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类别或按字韵编排,便于查找和征引资料的工具书。”与前代相比,宋代类书从数量、种类都有较大的发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人类书超过三百部,远胜前代历朝类书总合。宋代类书充分发展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赵宋王朝统治者参酌前代成败之经验,大力提倡文治,创造了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二是因应科举之需要,备场屋之用。三是雕版印刷业发展,为刻印类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民间日用类书是将日常生活所需之各种常识,以分门别类方式刊载,方便人们随时利用的一种书籍,其性质如同今日的家庭生活手册,或俗称之家庭生活小百科。酒井忠夫认为,民问日用类书的普遍出现代表此时期庶民教育普及和庶民教育的发展。真正综合性生活日用的类书应渊源于《事林广记》。

《事林广记》是署名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陈元靓所编的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问类书。该书门类广泛,天文、地理、政刑、社会、文学、游艺,无所不包。编纂目的是为了取便日常通用,因此包含了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事林广记》问世以后,在民问流传很广,自南宋末到明代初期,书坊不断翻刻。每次翻刻,又都增补一些新内容。据日本学者森田宪司研究,《事林广记》现存最古的版本是元至顺年间(1330~1332)建安椿庄书院刊本,最晚的是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刊本。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元至顺年间(1330~1332)建安椿庄书院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影印元至顺年间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事林广记》,题作《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199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元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日本元禄十二年(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京都今井七郎兵卫等人的刻本《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这三种不同时期的刻本,大致可以反映《事林广记》伴随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内容变化。

笔者经过比对,发现元至顺年问的《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与元后至元六年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所收佛教内容完全一致,故而两书合为一书介绍。

《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的佛教内容集中出现在丁集卷下《禅教类》,顺序排在儒教之后,道教之前,内容包括佛法源流、五宗正法、五教法源、禅机名数等大类,每类下细分为多个小目,在具体内容之前有一《如来演教图》。具体分类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所记载的佛教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l、内容通俗浅显、文字简洁。如[佛法源流·初祖]“大迦叶尊者,奉世尊法衣于鸡足山入灭尽定,以俟弥勒下生尊者阿难传正眼法藏,继绍祖位。”[五宗正法·沩山宗]“沩山,仰山也,乃百丈之口,至五代开运二年,不嗣。沩山、仰山、南塔、清化。”[禅机名数·二相]“心相、身相。”这些佛教知识类似今日之名词解释,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的展开论述。

2、几乎均为禅宗知识。《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总目设有“佛教”,正文中作“禅宗类”。通观该类佛教内容,除了“五教法源”中提到“密教”外,所记几乎都是禅宗知识。文中不仅大量介绍禅宗常识,各方面都渗透禅宗内容。如“佛法源流”中对正确修佛的看法:

佛者,觉也。人能觉悟其平日所为,去其不善而行乎善,是亦佛;知心之不善,而徒区区持斋诵经,果何益哉?!

强调心性的重要性,反对传统修佛方式,正是禅宗的特点。

3、内容属于基础性的佛教常识,没有任何高深佛教义理或学术性探讨,明显与士大夫中流行的佛教趣味不同。

4、对佛教深信不疑,极力宣传其神性。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广泛的信仰群体,“对于整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有它巨大而不可磨灭的潜力。”《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的编者对佛教表示坚定的支持。如《禅教类》开篇“佛法源流”第一句话对佛作了简单明确的定性:“佛,西方圣人也。”“修行捷径”更是通篇为信仰佛教的论证:

元城先生日:孔、佛之言,相为终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我佛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其言若出一人,其心亦一揆尔。世人动辄诋毁佛法,殊不知刍荛之言,圣人择焉。佛法亦教人为善之一端,岂不及于刍荛之言乎?。

5、个人化或地方化的叙述。宋代佛教与普通民众生活结合得相当紧密。唐宋后,为禅宗、净土宗之天下。自明清后,可谓净土宗之天下。十分的兴盛,但在《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似乎根本看不到净土宗的印记。另外,按照学术界的研究,南宋以来,禅宗南宗“五宗七派”唯临济、曹洞两派盛行,其余失传,有“林天下,曹一角”之说,可见临济禅当时影响力要大于曹洞宗。但在《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对曹洞宗的颂扬明显高于临济宗。如在对禅宗三十三祖介绍完毕之后的总结性话语中,《事林广记》编者进行了如此描述:

右三十三世正法眼藏,凡一千六百六十一年,至曹溪示寂,大抵传佛心宗,续佛惠命,……至达磨大师奉其衣来自南天竹(竺),得可祖继绍。又五世至曹溪,乃置其衣而不传,其以是为筌蹄乎?大哉曹溪!先终知终用乃无穷,可谓通天下之佛法,成天下之口口者也。

究竟是何种原因让《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编者对曹洞宗如此不遗余力的鼓吹,书中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查询,我们只能猜测可能是编者个人的信仰趋向或是当地曹洞宗信仰比较流行,直接影响了编者。

6、坚持三教调和思想。宋代儒释道三教合一观念成为人们共识,这种观念也体现在《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从文字编排次序上,“佛教(禅教类)”排在儒教之后,道教之前,显示了编者对三者的认识。在叙述佛教知识同时,编者不忘提醒读者三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在简单介绍贤首教、天台教、慈恩教、南山教、密教的“五教法源”后,紧接着写到:“以以(疑衍)上祖祖传心,灯灯续焰,三教鼎立,万世无穷。”

除了《佛教·禅宗类》中比较集中的佛教内容外,《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还有大量分散的佛教内容,举例如下:

1、佛教节日:

[四月八日]四月八日,释迦佛生日也。《岁华纪丽》云:佛以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胁,年十九岁于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往灵山入道。六年思道,不食。又四月八日,成佛。《荆楚岁时记》云:荆楚人以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高僧传》云:四月八目浴佛,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东京梦华录》云: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天禅院有浴佛斋会,乃煎香燎糖水相遗,谓之浴佛水。

[结夏]四月十五日,乃僧家结夏之曰。《荆楚岁时记》云:天下僧尼此目就禅刹挂搭,谓之结夏,又谓之结制。盖夏乃长养之节,在外行则恐伤草木虫类,故九十目安居。《禅苑宗规》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当法王禁足之辰,是释子护生之目。至七月十五日,应禅寺挂搭僧尼,尽皆散去,谓之解夏,又谓解制。《禅苑宗规》有云:金风渐渐,玉露渡滚,当觉皇解制之辰,是法岁周圆之曰。《大藏经》云:四月十五坐树下,至七月十五,僧尼坐草为一岁,禅谈语录,谓之法岁。

[中元]七月十五日,谓之中元。……《大藏经》云:目连以母生饿鬼中,佛令作盂兰盆,至七月十五曰,以百昧五果置盆中,供养十方大德,而后母得食。目连白佛几弟子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唐《王缙传》日:七月望日,宫中造盂兰盆,缀饰缪丑,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诸道佛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顺门奉迎导从,岁以为常。《东京梦华录》云:中元先数日,市井卖具(冥?)器、靴鞋、幞头、帽子、  金犀假带、五彩衣,以竹斫成三脚,高约三、五尺,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

2、名词解释:[三教]儒、道、释。

3、与僧人(或僧道)通信用语:

[称呼](僧家);[座前](僧道);[闲阔近别](僧人);[瞻恋](僧道);[起居](僧道);[神仙](僧道);[尊候](僧道);[托庇](僧道);[未由瞻拜](僧道);[祝颂](僧道);[奉书申禀](僧道);[叙未相识](僧道);[幸相识](僧道):[拜见承出](僧道);[拜见承接](僧道);[承访](僧道);[承访失接](僧道);[久不贡书](僧道);[贡书承答](僧道)。

4、戏谑调侃僧人:

这方面内容主要集中在“风月笑林”子目中,具体条目有“僧尼犯奸”、  “色空长老”、“长老入寂”、“张唐辅戏僧文鉴”、“尼姑寺”、“判僧奸情”、“判和尚相打”等,内容不脱对和尚、尼姑偷情的嘲弄、调侃。历朝历代反对佛教的舆论中,几乎都存在对僧尼中少数不守清规戒律,犯色戒情况的抨击。这种舆论不仅在朝堂上成为攻击佛教存在的理由,也影响了社会上普通民众对佛教徒的看法。不过,与士大夫从传统道德角度声色俱厉抨击不同,《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对僧尼偷情的态度是调侃、戏谑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表现出普通民众对僧尼正常情欲要求的一种相对宽容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佛教内容十分驳杂,既有正统佛教知识的普及,还有一些明显是底层普通民众对佛教(特别是佛教徒)的比较低俗的认识。比如在对待僧尼偷情事情上,《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没有采用道德礼教进行说教,而是以一种调侃或戏谑表达,明显与正统佛教或经典佛教认识存在极大的差距。

《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佛教内容主要集中在己集卷5《空门清派门》、卷8《藏经名相门》、卷9《禅门规范门》,顺序大致排在道教之后,主要内容有:

与《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相比,《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佛教内容有了一定变化。首先是少了佛教宗派的介绍。《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有《五宗正法》、《五宗法源》,简单介绍禅宗五宗。《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取消了这方面内容,可能与当时社会上禅宗各派经过融合、消长,各派趋于同一有关。

其次,将佛教基本概念和禅门规范单独列项,着重强调。《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也有佛教基本概念介绍和禅门规范内容,但没有单独介绍。《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对这两方面内容着重介绍,说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兴趣所在,也与佛教(主要是禅宗)变化有关。由于自身特点,禅宗产生初期,便带有农禅并重特色,在生活实践方面与其它宗派风格迥异。这种差异扩大了禅宗与传统佛教律学的不适应性,于是一种新的适应禅宗生活实践的佛教律学出现便是必然的了。这种新的戒律制度,就是禅宗的丛林清规。禅宗丛林规范的正式出现从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开始,宋人宗赜编纂的《禅苑清规》风行世间,清规已经成为禅宗寺院必不可少的“文件”。元代时,国家版刻丛林清规,清规成为禅院修行必不可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清规得到人们重视也就很自然了。

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百科全书大量涌现,本文不可能对其逐一介绍,下面选取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进行介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一部元代出现,明代多次印刷的家庭用百科全书。与宋元时期的《事林广记》不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里面对佛教没有专门的介绍,只有零散内容分布在各卷之中:

书信用语:

[具礼](僧家);[称呼](僧家);[座前](僧家);[闲阔近别](僧人);[闲阔远别](僧人);
[祝颂](僧人);[奉启申禀](僧道);[答申禀](僧道);[叙未相识](僧人);[不及诣见](僧道);[拜见承出](僧人);[拜见承延接](僧道);[承见访](僧人);[承访不及迎肃](僧人);[不及拜书](僧人);[奉书蒙谢回答](僧道);[得书未答](僧家)。

[劝善录]主要是宣扬因果报应,劝人向善,勿杀生等内容,可分为引用佛教话语或故事涉及僧人。

引用佛家话语:

[修为果报]儒家言施报,佛家言布施果报,其实一也。佛言欲得谷食,当勤耕种;欲得智慧,当勤学问;欲得长寿,当勤戒杀;欲得富贵,当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日财施,二日法施,三日无畏施,四日心施。财施者,以财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无畏施者,谓人及众生当恐惧时,吾安慰之使无畏,或教以脱离恐惧,使无畏。心施者,心虽不能济物,常存济物之心。佛以孝养父母,亦为布施。是凡施于外者皆为布施,故为下而忠诚事上,为长而仁慈安众,为师而谨于教导,为友而诚于琢磨,一言一语之间必期有益,一动一止之际必欲无伤。种种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损害,皆布施也。所为如此,存心又如此,后世岂得不获富贵之报?

[五戒之首]佛言五戒,以杀戒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楞伽经》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无有人杀害众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杀以贩卖。若能意舍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养。若于食肉未能尽断,愿且以渐次方便除去杀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见杀则不食,二者曾闻杀则不食,三者人专为我杀则不食,四者家所自杀则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废常食,且于众生无杀害意。

[受用随分说]佛言受即是空,受谓受苦受乐,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数味,放筋即空。出多驺从,既到即空。终日游观,既归即空。又如为善事既毕,其勤劳即空。而善业具在,为恶事既毕,其快意即空。而恶业具在,若深悟此理,则食可菲薄,无过用杀害之冤债。出可随分,无劳心苦人之烦恼。游观可息,无放荡废事之愆尤。善可勉为,无懈怠因循之失。恶可力戒,无恣纵怨仇之罪。

[仁寿必鉴]《大藏经》云:人不杀得长命报。如爱护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长寿。

涉及僧人故事:

[寿禅师放生得寿]禅师名延寿,丹阳人,初为余杭县衙吏,亏欠库中钱几半。有司鞠之,止是买放生用过,不意亏耗遽如许也,其罪当死。临刑颜色愉愉,顾谓狱吏曰:我在生放活万万生命,今死去径归西方,岂不乐哉!钱王闻而奇之,亟释其罪,遂为僧。夜梦观音,以甘露灌其口,慧性日明,著《万善同归集》数百卷。住持雪窦永明,寿至九十八岁,合掌坐化而终,瘗于塔下。有僧每日绕塔礼拜,人问其故,答曰:我抚州僧也,因病至阴府,命未尽放还。见殿角有僧画像一轴,阎王自来顶礼,余问之,一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寿禅师也,凡人死者皆经此处,唯寿禅师不经此处,已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图画于此供养。以此见好放生者,径生西方,又为阴府所重也如此。

[不禁宰牛而获牛之罪]景世庠至阴司,见囚徒甚众,一沙门地坐,前列簿书,斥世庠日:汝本应富寿,坐杀牛三百,七啖天肉,今当贫天。世庠日:食犬有之,而牛实未尝杀。沙门日:汝为里正,里中杀牛而汝不禁,与汝杀何异?姑还警世。越明年,复卒。

[平日过恶打得过否]王韶晚年颇悔取熙河时事,尝游金山寺,以因果问众长老,皆言以王法杀人,如舟行压杀螺蚌,自是无心。韶犹疑之。时有刁景纯者,比韶为前辈,亦学佛,多在金山。忽一日与韶邂逅于长老坐问,韶复举前话以问,众答如初,刁独无语。韶曰:十八丈以为如何?刁曰:但打过得贤心下否?韶日:不知十八丈以为打得过否?刁曰:以某所见贤打过不得。曰:

何以知之?曰:若打得过,自不问也。韶亦不自安。后数岁发背,终日阖眼。医者告之曰:看病亦当看眼色,枢密试开眼看。韶曰:安敢开眼,斩头截脚人,有许多在前。月余病剧,遂卒。

以上警世故事,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佛教典籍中的话语,但僧人扮演了同样的教化角色。放生的寿禅师、阴司中决定生死的沙门,都代表了佛的化身。《平日过恶打得过否》中的刁景纯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亦学佛”,说明其仍然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故事处处流露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思想世界产生影响。

民国时期的日用百科类书中,仍然不缺乏佛教内容。如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黄绍绪、江铁主编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例言中提到该书宗旨:“日用百科全书,既为供给一般人士之普通读物,则其本身至少须备具‘完备’、‘简明’、‘实用’三条件。编者无论对于旧材料之去留,新材料之采用,均以此三条件为准。故本书取材范围力求包涵广大,凡科学、哲学、技术、艺术、历史、地理、农工商、教育以及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面之知识,无不该备。同时篇幅又不能过多,故各科取材侧重方法之介绍,不尚空论。文字方面,则力求浅易。关于学术、技术等比较,亦加以通俗解说,俾深者见浅,浅者见浅。”

通过全书例言可见,该书定位是“一般人士之普通读物”,因此内容涉及面很广,文字上很浅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书中内容的选取和深度。

该书上册第二编《哲学及宗教·宗教类》中有关于佛教的介绍“佛教源流”。“佛教源流”分“释迦小传”、“释迦在印度之略史”、“释迦在中国之略史”三部分。与之前日用百科类书中佛教介绍不同,此处佛教源流介绍减少了对释迦牟尼的神秘化,而且带有一定的学术色彩,与其说是宣传佛教,不如说是介绍佛教产生的知识更为妥帖。如“释迦小传”开头对佛祖生辰的描述:

佛教始祖为释迦牟尼,其诞生之年,聚讼不一。今多数学者所承认,为周昭王二十六年(即西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此《佛祖统记》、《辩正记》等之说,但历史家则主张释迦生于周灵王十五年(即西元前五百五十七年)。

很明显,这段对佛祖生辰的叙述,已经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带有一定学术色彩,并且是对传统佛教经典(如《佛祖统记》)等的怀疑,从学术角度进行描述,目的是希望给国人一个更为“真实”的佛祖形象,而不是如近代前日用百科全书中将佛祖视作神的做法。

“释迦在中国之略史”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介绍,一直到清末,文字简洁、叙述明了,没有任何宣传佛法之特征。符合该书例言所说“不尚空论”、“通俗解说”的定位。

通观以上几部宋元以来的民间日用百科全书,里面的佛教内容多数都是一些很浅显的东西,侧重佛教知识普及与实用方面(如与佛教徒进行交往,特别是书信来往的格式等),这些内容,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佛教的关注点更多的不是教义与深奥的义理,而是一些通俗性和实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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