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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佛学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13)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弟。幼时就读家塾,…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生于湖南长沙。家世官宦,亦为书香门弟。幼时就读家塾,习四书五经,旁及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年13随兄衡恪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越二年考取公费赴日生,因脚疾回国,转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次年留学欧洲,先后就读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主攻语言文学。又因脚疾,被迫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回国,辗转于南昌、南京、北京各地生活。191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4年后转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教授的指导下,潜心于东方古文字的研究。1925年应梁启超和吴宓二先生的举荐,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聘历史系、中文系教授。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先生携家南下,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研究及白诗研究等。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中国史教授。越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又任教于广西大学,次年转教于成都燕京大学。1945年赴牛津大学讲课兼治眼疾,治愈无望,辞去教席,于第二年经美洲回国,仍回清华教书。1949年到广州岭南大学讲席。1952年院系调整,转为中山大学教授。以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初,曾遭到迫害。80岁时,因心力衰竭和肠梗阻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自幼熟读经史,又屡次赴外国求学,掌握了西方学界的基本理论,因此他通晓东西方文学,深得二种文化的精髓,虽无国外任何学位,但却为举世公认的“大师巨匠”。他一生颠沛流离,有时甚至生活难继,既使在双目失明的境况下,仍然勤于研究,学问不辍。他著述等身,给我们留下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等煌煌巨著。其学问涉及了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学科,其中有的学科在国内属于新开辟的领域,在国外也处于领先的地位,故被称之为“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的奇人。
    陈寅恪先生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他对本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各种文字的佛经研究,也值得大书一笔。敦煌文献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外国人研究很多,但也有局限性,有的只是隔靴搔痒,不得深入其理。先生通晓外文,擅长训诂,谙悉经典,因此能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很多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解决了佛教史上的一些悬案,“抠”出了中国敦煌佛学研究的特色,他的敦煌文献研究,可以说至今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既使是当今学者也不得不膺服他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执牛耳。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先生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影响了后出的几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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