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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慧远创立净土宗的主客观原因——徐胜利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7-16)

慧远(334—416)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使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西晋王朝,佛教在中…

慧远(334—416)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使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之前的西晋王朝,佛教在中国虽有发展,但声势并不甚大,而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东晋之后,佛教蓬勃发展,寺庙林立,僧尼遍地。这虽然与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神秀、慧能等许多大师的努力分不开,而“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因为慧远创立了净土宗,经过唐代高僧善导的努力,成为佛教宗派中信徒最多的一派,慧远也因此被推崇为净土初祖。那么,慧远是在什么情况下创立净土宗的呢?

一、慧远创立净土宗的客观原因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有两个原因,特别能显出东晋时代中国佛教的处境与面对的问题:一是东汉末年至东晋的一百多年间,战乱迭起,民不聊生,有利于佛教传播;二是儒学与名教在汉末衰落,思想界出现混乱,士人阶层另行探索人生方向,而归于周易与老庄,玄风兴起,成为佛学生根的契机。

(一)慧远创立净土宗的社会政治原因

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战乱了十六年,尸横遍野,人命危贱,朝不保夕,人民生活的苦难自不待言。在北方又引发了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聚众起兵,大举南侵,建立了五胡十六国等割据政权。西晋灭亡后,司马氏集团便在南方建立起了东晋。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慧远降生了。《慧远传》日:“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人也。”“楼烦县”(《高僧传》卷六)原在雁门关北,属于治所在今代县之雁门郡。而彼时的雁门郡已非晋朝的版图,而在后赵羯族石氏的控制之下。慧远少年时代是在石虎的暴政中度过的。石虎从石勒的儿子石弘手中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大掠妇女,很多百姓被逼自杀。他死后,诸子争夺皇位,更是互相残杀,民不聊生。《慧远传》说慧远“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高僧传》卷六),可见慧远到青年时期仍未脱离战乱的处境。这无疑对“弱而好书”思有“深致”的慧远产生影响——现实的苦难,生命的无常,政局的动荡,儒教的无能为力,使他一听到沙门释道安讲解《般若经》,便“豁然而悟”,感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欣然“投簪落彩,委命受业”,出家为僧了。

西晋灭亡后,北方的一些世家大族为躲避五胡乱华的处境,纷纷渡江南下,这些北方士族不可避免地与南方士族产生了权力之争、地位之争和利益之争。即使掌控朝廷大权的北方士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王敦之乱刚刚平息,又有苏峻之乱;苏峻之乱平息未久,桓温又野心勃勃,窥视朝鼎,他先是兴起北伐之战,接着又发生了淝水之战。所以,慧远从战乱的北方,辗转南渡,虽然稍事安定,但山外的社会仍然是不平静的。人们在这种动乱不测、瞬息万变的环境缝隙中生活,急需一种短平快的方式与理论来应对。针对这种社会问题,作为道安大师寄托了“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厚望的慧远,既然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不能够救生济世,那他一定会在佛学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当然,他不可能使用政治手段或经济手段,只能从拯救世态人心的宗教行为上着手了。

(二)慧远创立净土宗的思想文化原因

在汉末与三国时期,佛教经典虽然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但与国内固有的文化思想,以及儒道两家的学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引起思想史上的轩然大波。而民间自由信仰佛教,却日益增盛,知识分子也逐渐在将近百年问,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形成了两晋时期的玄风——玄谈的风气,致使南北朝将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命运一样,都在支离矛盾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个时期并不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的转变,而是因为政治的转变和战争的影响,使佛教文化变成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应时之需。这在民间和士人阶层问,各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民间的信仰。因为长期战乱的结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决不了饥馑苦难的生活。天道既不足凭,生命又无保障,恐怖、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输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回的传说,使人们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与菩萨的原义就一变而为与传统神祗的信仰相同了。二是士人的皈依。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国破家残,民不堪命,汉初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学说,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人不能满足和信服,已经失去了统治力量。魏晋以来,士大夫们–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他们放开视野,从儒学以外的学术思想里求取智慧,在“老庄”中讨生活,由对社会的关心转为对个人的关心,不愿再经心世务,而相尚为庄老玄虚,树立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其所宗奉的《易经》、《老子》、《庄子》等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遇,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便形成了遁世而逃佛的风气(参见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而这个时代,固然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其具体表现即是所谓“魏晋风度”。这种风度其实主要是流行于士林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与下层的平民百姓无缘,比如服药、饮酒、做诗、谈玄,下层百姓根本没有这种条件。如“竹林七贤”,他们嗜酒如狂,行为放达,蔑视礼教,傲世反俗。如阮籍能够一醉数月,尝驾车漫游,不择道路,穷途大哭而返。刘伶裸身狂饮,有人而讥之,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世说新语校笺》)而嵇康不仅饮酒,还服药以求长生,山涛荐他当官,他不仅不答应,还写了一封绝交书,书中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这是思想的大开放,个性的大张扬。

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直到汉代,都生活在缺乏宗教信仰的状况中,找不到精神归宿,对于“死”的问题,一直没有一种“圆满”的解释。正如启良先生所说:“从先秦诸子之日起,一直到汉代的今古文经学,思想家们对民众的关心,只是出于政治领域的民本主义考虑,而很少有人想过民众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一片精神家园,除了生存之外,还有一个死亡的问题。”(启良《中国文明史》126页)直到历史发展到东晋,这类问题才从佛学中得到了解答。此时鸠摩罗什来到中国,译出大量佛经,释氏教义渐趋完备。时代无论在社会政治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为慧远弘扬佛法,创立教派准备好了条件。

二、慧远创立净土宗的主观原因

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首先,东晋时南北对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杀,政治形势险峻,各类政治人物对慧远或奉承、拉拢,或施压、威胁。如何应对,成为决定慧远佛教生命的尖锐政治问题。其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学说、制度和生活规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礼制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并引发出王朝官员、士大夫的质疑和问难,急需佛教界对此作出回应。再次,随着僧人增多,良莠不齐在所难免,有的热衷势利,有的竞相奢华。僧人如何修持,僧团如何建设,即如何加强佛教自身建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佛教来A印度,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人的“根性”进行有效的传播,也有待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些都是当时摆在慧远面前,需要他去解决的历史性任务。

(一)慧远的学佛经历

慧远的一生几乎与东晋政权之兴亡相始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家前的求学活动。他“弱而好书”,年十三,即随舅令狐氏游学河南许洛等地,“少为诸生,博宗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高僧传》卷六)。慧远对儒家、道家典籍的广泛阅读,对他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跟随道安的25年。慧远出身于仕宦家庭,由于政局动荡,产生避世思想,终于归依道安。而“委命受业”之后,深得道安大师教诲,“年二十四,便就讲说”(《高僧传》卷六),积极宣扬教义。东晋兴宁元年(363),慧远30岁时,与道安等500人渡黄河居司州陛浑山(今河南嵩县东北);翌年,燕军进攻陆浑山,他又随道安来到荆州南阳(今河南邓县东南)。东晋太和二年(367),慧远34岁时,随道安转徙梁州襄阳,而燕国的慕容俊又杀来了,襄阳不能安居,只得再到别地。慧远接受佛教教义之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卷六)。慧远的佛教思想属于般若学的本无派,并且善于引用老庄来解释般若学,深得道安赏识。道安曾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卷六)太元四年(379),前秦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高僧传》卷六)。慧远便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太元六年(381),慧远来到武昌,创立西山寺,传播其弥陀净土思想,后又“道经武昌”(《武昌县志》卷二十六),最后来到庐山。

第三阶段是在庐山的35年。这也是慧远开展多方面佛教活动的主要阶段。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48岁时辗转来到庐山,沙门慧水请刺史恒伊为慧远建造东林寺。从此,慧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在这一时期中,慧远潜心佛学,广泛结交文人名士、朝廷权贵乃至皇帝,书信往来不绝,关系极为密切。“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高僧传》卷六)。因此,他虽然身不出庐山,而在上层社会中却有着很大的影响。经过慧远长期的凝聚、整合、建设,庐山东林寺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修持中心、佛教交流中心,佛学创新中心,名士隐居中心,儒佛道三家交流中心,一言以蔽之,是南方最为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

(二)慧远的净土思想

由于慧远不仅“内通佛理,外善群书”(《高僧传》卷六),对儒佛道三教都有精深的理解和真切的体悟,善于比较和贯通,富有综合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而且对当时南北对峙、形势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有深切的体认,对佛教的生存环境有清醒的认识;更加上他具有“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高僧传》卷六)的担当精神。因此,他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大胆丌拓,勇于创新,时时处处眷顾佛教文化的本土处境,以佛教中国化的运思和举措,同应了时代对佛教的挑战,使佛教切合中国的实况和人们的需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在佛教理论上,慧远继承道安的思想,并着重发展了神不灭思想和佛教三世报应理论。慧远从道安受学多年,他从道安的“本无说”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佛教所谓最高实体和最高精神修养境界的关系。他在《法性论》中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认为佛教的最高实体和最高精神境界在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也就是说,人只要体认到“空”这个最高的实体,也就认识了自己的本性。这是慧远佛教出世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慧远还从“至极以不变为性”论点出发,进一步发挥了神不灭的理论。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神也者,圆应而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认为神(精神、灵魂)能感应发生一切事物和变化,但神本身是“无生”的、不变的,因而神也是“不灭”的、“不穷”的。他这个所谓不生不灭的神,也就是他为轮回、受报、以至成佛所寻找出来的主体承担者。慧远笃信灵魂不灭,又深怕陷入生死轮回,所以一心向往超脱轮回,投生西方净土佛国。

在神不灭论基础上,慧远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佛教涅檗论(理想境界论)。在慧远看来,人在生死流转中有主体“神”(人我),而“神”之所以有生死之累,是由于有情感等种种烦恼,认为只有灭除烦恼,了断生死,才能达到涅檗境界。基于这种认识,慧远说:“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冥神”即“神”达到一种超然不可知的境地。“绝境”即无境可对。“涅巢”(泥洹)就是与生死流转情况相反,人的“神”处于无境可对的超越状态。这种生绝神冥,形尽神存的涅粲境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创新学说(参见方立天《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认为,沙门承担移风易俗,使众生由迷妄转为觉悟的重任。而化导世俗,最重要的是要宣传因果报应说,使众生去恶从善,进而提升道德和觉悟。他撰写《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在神不灭论思想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因果报应理论。慧远一方面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报应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世”报应论;另一方面又以神不灭思想米论证三世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思想纳入到三世报应说之中,构成一种兼糅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困传统思想的因果报应论,此一理论成为尔后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圭臬。

慧远提倡弥陀净士信仰。“净土”乃指净土佛围,足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简炼而又具有很大想象空间的形象概括,易于为中国人接受。在慧远的倡导下,庐山东林寺成了中国第一个净土法门的道场。他曾在东晋元兴元年(402)率刘遗民等123人在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晒方”,结成“白莲社”,愿生西方净土世界,奉行息心忘念、心注西方、观想念佛的所谓念佛三味,作为实现往生净土的修持方法。并令刘遗民写下发愿文,文云:“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高僧传》卷六)这被净土宗视作弥陀净土信仰的开端。

分析慧远创立净土宗的上观原因,约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趋势的认识。因为魏晋以来文化思想的转变,玄谈之学已成弩末,致使求知者的欲望无法餍足。且因当时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由颓丧而变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愈难安定。结果,逃世思想门益增盛,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如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到处皆是。慧远人师以悲天悯人的胸襟,邀约当世知交名士,遁迹山林,也是当时必然的趋势,如刘遗民应邀入…的旧信就有“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的感伤训句,这就可见当时名士遁世逃佛的一股心情了。二是他对当时士人崇尚养生方术的认识。两汉、魏晋以来,除了思想上的玄学以外,方士养生之说也大行于世。炼丹吃药以求长生不老的风气,已经普遍存在。慧远大师也学过老庄之术,但终觉渺茫难凭,不是根本的方法,于是仍然返求诸己,归到一心。他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而且学术传统为名匠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派,深知后来求得实证的困难,便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注重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以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

总之,慧远隐居庐…,历30余年,影不出…,迹不入俗,以身作则,率众行道。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存中国广为流传,而且一直延续了一千余年,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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