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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黄心川、方立天三位大师畅谈长安佛教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10-21)

编者按  10月27日,由陕西省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西安市佛教协会、西…

    编者按  10月27日,由陕西省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协会、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西安市佛教协会、西安市大慈恩寺和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华商报社协办的“净心慈恩 盛世长安”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将在西安隆重召开。届时,来自五湖四海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及佛教流行国家驻华大使将莅临盛会,一起对长安佛教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同时,还将举办“净心慈恩 盛世长安”主题晚会、大慈恩寺大雄宝殿落成与佛像开光仪式、玄奘西行文化展、慈恩印象图片展、电影《玄奘大师》的首映式及长安佛教·世纪论坛等多项活动。这将是一次高规格的佛教学术盛会。值此盛会来临之际,本报特别提前将方立天、冯其庸、黄心川三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教授的论文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先睹为快。

 

流沙梦里两昆仑 ■冯其庸  

冯其庸、黄心川、方立天三位大师畅谈长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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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86年秋天第一次到新疆的,那是应新疆大学的邀请去讲学,讲学结束后,我考察了吐鲁番的高昌、交河古城,还到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到了火焰山。之后,20年间我连续去了吐鲁番六次,根据高昌王麯文泰对玄奘法师的大力资助,我称吐鲁番是玄奘取经的第二个起点。那次,我又游览了天山的天池,考察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遗址和新发现的西大寺。这几处的考察,已经使我感到了眼前的这片新天地,充满着神奇,充满着历史文化的气息。

  在我临回北京之前,我又去了南疆,到了库车。我是特意坐长途汽车去的,这样可以多看到一些当地的奇山异水和特异的民族风情。光是库车这一块地方,二十年间,我前后去了六次,我在梦里也常常梦见这片神秘而奇妙的山水。

  我三次上了帕米尔高原,每经卡拉库里湖,总要在湖边停留多时,仰望着世界高峰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九别峰峰头的万年积雪,我仿佛从现在一直看到了远古。

  2005年8月15日,我与喀什市政府、中央电视台在明铁盖山口为玄奘法师立东归碑记,16日,我又与大家一起经历特殊的艰险,穿越一道道的山溪急流,终于找到了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公主堡”。紧贴公主堡就是一条由明铁盖山口下来的蜿蜒曲折的羊肠古道,据路过的牧民讲,这是自古以来的瓦罕通道,从而使我恍然大悟,玄奘法师当年回来是从这条古道下山因而路过公主堡的。

  我的西域之行最难忘记的是2005年的罗布泊、楼兰之行。当年我已虚岁83岁了,但我曾多次说过要去罗布泊、楼兰。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得到机会了,我与中央台的摄制组,借助新疆部队的协助和多位专家的指导,终于于2005年9月25日开始作罗布泊、楼兰之旅。我们这次的大漠之行,是为了确证玄奘法师到达于阗后东归的路线,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法师到达于阗后,其东归的路线,是先经尼壤(今尼雅),再东行入大流沙(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东行至沮末地(今且末),再东北行至纳缚波(今罗布泊),“即楼兰地,展转达于自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从上述文字的指向来看,很明显他是从尼壤经罗布泊、楼兰而走上东归的大道的。

  玄奘法师取经路线的探索,是有深厚的学术内涵的,光靠文献的记载而不作实地的调查考察,更不能弄清问题。我现在虽然是将文献的记载与实际的调查结合起来了,而且也得出了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考察结果。但需要考察调查的何止于此,所以我对明铁盖的调查和对尼壤、纳缚波、楼兰、营盘、龙城、白龙堆、三陇沙、玉门关的调查,也还只是这项调查的尝试。顺便还要说一点,玄奘出玉门关是唐玉门关,其地址是在今安西的双塔堡,现在已被埋入水库。但玄奘回归所进的玉门关,却是现今矗立在沙漠里的与汉长城连成一体的汉玉门关。因为这是张骞通西域的古道,也是从西域回归的必经之道。这一点,也可算做是这次调查的意外收获。

长安佛教与长安文化 ■黄心川

冯其庸、黄心川、方立天三位大师畅谈长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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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是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发展地,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它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花结实的地方,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向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乃至欧美各国传播的发源地,以及与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曾是寺庙最多的城市之一。

  长安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佛教的发展无疑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强大的唐代国力,是长安佛教发展的最大的支柱,中国佛教背靠国家的强大经济与政治力量,把佛教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由是说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佛教才能有发展;国家政治开明了,佛教才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中国佛教的发展顶峰得益于长安佛教,其衰落也与长安佛教有关。因为长安不再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唐盛世不再有了,所以处于高峰期的佛教也就结束了。由此可见,长安的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命运是相连的,没有长安佛教,就没有中国佛教的辉煌时代。

  众所周知,从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重心开始北移或南迁,佛教也随着政权的交替与移动,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特别是宋以后的儒家文化强势影响与儒学的正宗地位,佛教只能向儒学靠拢,走上了三教合一或三教合流的道路,佛教的自身不再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民间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大。这种衰落的趋势局面到了明清时代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长安的佛教也在这种衰落的形势下最终湮灭了,昔日香火旺燃的寺院已经不再了,佛教的发源地只是徒有其名,剩下的是一些残缺不堪的遗迹。

  长安佛教的盛势与衰落,其实正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佛教的盛衰兴涨过程,也表现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转移的中心佛教外化的情形。如今我们又躬逢盛世,中国文化将再次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辉,中国佛教已经走上黄金的时代,未来中国佛教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如何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去把佛教的事业做得更好,让佛教保持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让长安佛教再次为陕西的文化与经济服务,为西安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教训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长安佛教已经在中国佛教界开始崛起,以法门寺合十塔为中心的舍利崇拜,和以大雁塔与慈恩寺玄奘法师为中心的西安佛教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陕西佛教复兴的两大根本支柱,也是当代长安佛教最重要的气象。未来的陕西佛教与长安佛教将围绕着这两大中心而进一步拓展,最终将长安佛教的气势再现人间。

 

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奇观 ■方立天

冯其庸、黄心川、方立天三位大师畅谈长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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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代传入佛教以来,长安佛教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趋兴盛,至隋唐时代,更是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为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汉唐长安佛教这一宏伟而又罕见的历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总结长安佛教的历史意义:(一)推动中国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长安僧人的译经和弘法活动,在佛教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多方面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在长安创建的华严宗、净土宗,更是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推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佛教有大功于中国,其功包括长安佛教之功在内。如在长安创建的华严宗的性理之学,就对宋代儒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导意义。(三)推动长安成为佛教文化城市和国际大都市。隋唐长安佛教兴盛时期,拥有数以百计的寺院和数以万计的中外僧人,大量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动,足以表明长安是富有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佛教流布,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重大现象,大量外国僧人云集长安,带来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使了经济繁荣,进而推动了长安成为屹立在东方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四)推动唐代国家的伟大和强大。唐代幅员广大、文治武功、对外开放、交通西域,佛教传布,文化多元,构成为国家伟大和强大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伟大和强大的重要动力。以长安佛教为中心的唐代佛教,作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也促进了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还增强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的了解、友谊和和谐。历史表明,佛教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源泉,就社会影响力来说,唐代佛教一度似在儒、道之上。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有着长期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遗产的长安佛教,其现实价值是值得肯定、不容置疑的。

  长安佛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值得人们深入总结。长安佛教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藏,有待人们精心开发。长安佛教是一座崇高的神圣丰碑,需要人们大力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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