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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征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05)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征王海燕(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征

王海燕

(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在共同文化诉求平台上的交流活动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阶层,汉藏佛教界承载着对于国家命运关注的历史使命,在或张或弛的汉藏关系历史发展阶段上,自觉认识到现代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政治之间依赖相存的关系,避开胶着而僵持的政治蔽障,吻合治藏政策实施环节切入点的宗教文化交流,成为联结汉藏双方的啮合点及纽带。基于共同的文化渊源和认同的交流活动推进了汉藏佛教彼此间的了解和借鉴,在逐步拓展的过程中体现了文化对于政治的跨越与纠补。

[关键词]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佛教界;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发展缓滞,而佛教界僧人多方式、多渠道引介弘传佛教文化,成为通达双方关系的历史联结和桥架,文化间的接触和对话成为共同感知汉藏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线索与切入点。他们关注政治走向与边疆地区形势,积极奔走在汉藏两地之间传法弘道,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内涵和核心的共性与一致,双方绵延不断的文化交流逐渐超越政治关系的历史基线向纵深延展。班禅大师在边疆弘法宣化,在内地举办法会、建立佛教学院、佛教学会。白普仁喇嘛多次在江浙和热河等地举行法会,翻译典籍,促进内地僧人研究藏密,参与组建前往西藏求法的预备基础学校——上海藏文学院。“多杰觉拔尊者,是与白普仁喇嘛同时代弘传西藏密教的两位大德。而多杰觉拔尊者弘化的足迹,更遍及汉、满、蒙、回各地区,传法灌顶,举办法会,他是最早把西藏密教传布于内地的人。”[1]多杰觉拔格西是密宗在内地弘传初期最为著名的经典译者,“多杰觉拔格西传法中译出密轨 108种,由程宅安等刊行,名《密乘法海》,为近代汉译藏传密典之藁矢。”[2]诺那呼图克图1924年谒见段祺瑞执政,驻锡雍和宫,开始在内地弘法。贡噶呼图克图于1936至1938年间驻锡重庆传法,1940年在六巴贡噶寺创办木雅显密学院,“接受僧侣入塾受教,贡噶活佛在寺中主讲显教,并迎请德格八蚌寺大德察渣堪布,莅寺主讲密教经论。”[3]在杨质夫协助下,喜饶嘉措大师研读汉文藏文佛教经典,并撰写佛教研究论文,“1936年冬,经黎丹和蒙藏委员会派驻拉萨办事处的代表蒋致余(通称蒋参议)的介绍,国民政府决定聘大师赴京讲学,由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会同聘任大师为国立五大学(北京、清华、中央、武汉、中山)西藏文化讲座、汉藏文化讲师。”[4]

大勇法师倡导成立“入藏求法团”掀起内地僧人前往西藏求法的开端。1924年9月,在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陶初白等居士支持下,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佛教藏文学院。1925年冬,“留藏学法团”到达西康,留驻打箭炉。1929年大勇法师圆寂后,法尊法师继续率领“留藏学法团”的学员前行。1932年,以“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5]为宗旨成立汉藏教理院,以学习藏文为主,探究汉藏佛教教理、文化、历史,培养了一批译经和留藏学法的高僧。佛教界僧人成为藏、汉民族交流的纽带与主导。

一、 创设历史条件构建汉藏交流平台

民国初年,内地佛教界的复兴和发展是构建汉地僧人入藏求法并与西藏僧人进行交流对话平台的前提。清末民初褫夺寺产、“庙产兴学”破坏了寺院的正常秩序,丛林制度的流弊延滞佛教的发展,加之社会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如何消除历史疽患的延蔓与束缚,如何使佛教涤尘赋新与社会接轨,从而在现代政治制度中探求适应新境况的途径,解决自身社会定位以拓展存续的空间,成为汉地佛教复兴艰途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佛教在改善汉藏关系、建设边疆地区中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双方交往过程中始终附着特有的历史符号和标签,“它在某种可测程度上,赋予行为的连续过程以形态、方向、特性及意义,”[6]揭示了历史复杂因素的多方面影响。回溯汉藏关系的发展,如何从由于文化陌生和隔阂而造成的社会和宗教解释上的差异过渡到行为规则和立场的统一,参明佛教政策以建立双方沟通的渠道,是汉藏佛教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汉藏佛教界僧人主要以探研佛教与救世、救国、文化、政治、民族等互动关系为指导,建立研究机构团体、创办刊物、译经讲法,引导佛教的交流发展,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维系的立场出发认识佛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九世班禅大师为例,其在蒙藏地区所享有的政治宗教地位及其对国民政府政策拥护的政治表达,对促进汉藏佛教交流具有典范推动作用。倡导建立现代佛教第一人的太虚法师,以建立人生佛教和世界佛教为目标,创立以藏文系(包括梵文系)为主体的佛教中心,着力推进汉藏佛教文化之间的沟通。著名僧人对西藏历史与汉藏佛教关系的研究,对汉藏关系发展走向的关注和解析,为汉地僧人理性认识西藏佛教文化提供了生动写本。

太虚法师发起整理佛教的改进运动,办理僧教育机构,组织各省成立僧教育会及僧教育会联合组织,有组织地与全国各地教育会相抗衡。虽然各地的僧教育会彼此分散,缺乏密切的联系,受到地方势力的限制与束缚,但是从规模和影响范围来看,改进运动在抵制庙产兴学、振兴国民教育、复兴佛教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寺庙管理条例得以修正出台。佛教界为争取寺产保护、抵制地方强占而进行的抗争也随着寺庙管理条例的逐步规范化渐次平息(但在河南省等省份仍存在着破坏佛教、毁灭寺产的活动),成为解决寺产纠纷诉讼、维护佛教发展所依凭的法律条文。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袛洹精舍,太虚法师在南京筹建毗卢寺。此后,相继成立北京佛教藏文学院、上海菩提学会、汉藏教理院等研究藏传佛教的文化机构,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宗教也以其组织来推行它的意识文化,从而发挥出独特的意识影响力。”[7]佛教杂志的刊行事宜也多有起色,太虚法师主编中华佛教总会杂志《佛教月报》,亲创《觉社》(1920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01月第一期出版”[8])作为共同探讨佛学的核心刊物和平台,介绍佛教理论、各地佛教状况,为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媒介作用。

从全国性和地方性佛教组织、佛教报刊的创建和刊行到多种研究、翻译书籍的出版,再到佛学交流媒介渠道的不断拓展,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以及彼此引介成为佛教自身兴起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而如何顺应和弥补彼此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差异,进一步扩充双方交流切磋的社会空间,与太虚法师等著名僧人对佛教的理解、对佛教发展出路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具有密切的关系。太虚法师等僧人在佛教改进运动中整理僧伽制度,进行教理、教制、教产等内容的革新,积极向西藏寺院学习,从藏传佛教修行的次第、恪守的戒律、寺院的管理等方面来规范内地佛教,借鉴其中优良成分,整齐佛教寺院,建立现代僧制,以促进汉地佛教的振兴与发展。

1920年代内地佛教界掀起学习日本密法的风潮,部分国内和留日学僧在研究日本密宗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汉地佛教与西藏密宗之间的渊源联系及相互补充的特质。由之,密宗研究逐步转向关注追索西藏密宗,汉地佛教界从早期的东密风潮转向学习藏密,其中,以留日学习密法归来的大勇法师为代表,这不仅缘于大勇法师悉知西藏密宗的仪轨及经典,与居于内地的西藏僧人对汉地佛教界的承认以及彼此关系的融洽密切相关,而且对于西藏宗教神秘魅力的感悟和释解也吸引着更多僧人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去接触和研究密法。

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是民国时期佛教发展的内在张力和政策因素相生相进的历史过程,文化自身发展与政策的主动适应演绎出政治在文化交往中的社会功用。为促进地理遥隔、交通阻难、语言文字迥异的汉藏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政府出台政策资助僧人往来交流,并多方给以佛教发展更多的社会空间。从民国初年接管蒙藏事务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治理边地机构的不断完善,从蒙藏宗教管理条例的逐步制定到边疆教育政策的陆续颁行,这些都成为文化交流发展的政策归因与制度保障。支持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是蒙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和补助汉藏僧侣游学办法的出台、遴选入藏僧人的考察和资助合同的拟定等,是以文化之间的往来逐步拓延政治的对话机缘和谈判空间。藏传佛教不是作为现代教育对立或忽略的对象,而是附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同步推进,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引入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概念,重视推进边疆文化教育是双方交流向多渠道深层次发展的智力支持。同时,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均以边疆文化核心为基础,同步适应边疆宗教文化的客观现实,以实现汉藏文化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二、文化交往的渐进深入促进汉藏关系的赓续

文化作为具有多元特征的载体在双方历史接触与纵深交流中沉淀,汉藏佛教的丰富和发展不仅表现在翻译经典和修习仪轨的借鉴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彼此文化演进中对他者文化优秀成分的认识与肯定、理解与吸收。“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贮藏和堆积的历程,某种文化如能与他种文化常常接触,则其所贮藏和堆积的东西,也必愈多。” [9]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同质性以及在不同文化交融接触的过程中,“借用的范围与速度,受到相互接触的民族拥有的共同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内容程度大小之影响。”[10]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之间的共融和认同成为彼此接触和交往扩大的内涵因素,双方政治上的接触和交往与文化交流活动相互促进,文化交流活动超越双方政治关系的隔阂和曲折,在历史的罅隙中不断寻求共同的政治命题。九世班禅大师在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的宣化促进了边疆民众对统一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识,喜饶嘉措大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交有关边疆发展的提案,力促边疆教育政策、经济政策不断合理化。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的体验中包涵政治诉求和意见表达,文化的联结超越行政管理方式成为促进双方关系延续和彼此了解的重要手段,在共同的历史回忆中,开始消融双方清末以来关系蔽障。

同时,前往西藏游学的汉地僧人入住西藏寺院学习佛教经典,调研了解西藏的政治、社会阶层、风土人情等,分析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走向,成为内地认识西藏和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欧阳无畏大师在大旺进行调查,写就《藏尼游记》和《大旺调查记》;法尊法师结合自己对西藏的综合研究,完成《西藏政教史》、《我去过的西藏》、《西藏与西藏佛教》等著述,最早译介《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辨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等佛教经典,“推动文化的传播,沟通文化间的理解,促进文化间的交流”[11];碧松法师首返内地便向蒋介石汇报了西藏的具体情况,并转交了达扎摄政的信件。为沟通汉藏关系、促进汉藏交流范围和渠道的拓展,汉藏佛教界僧人从佛教和文化的历史视角不遗余力地身践力行,建立文化研究机构汉藏教理院(1932-1950),藏传佛教僧人前来讲经弘法,聘请入藏求法返回内地的僧人担任教员,开设西藏佛教、文化、政治等系列课程,刊印发行各种关于西藏内容的教科书。在蒙藏委员会的支持下,汉藏教理院成为内地了解和认识西藏的重要窗口,资助内地僧人前往西藏求法,注重培养僧材,关注西藏文化研究,政界和佛教界人士以汉藏关系发展作为在汉藏教理院演讲和讲学的中心内容,佛教研究成为维系联结汉藏关系的重要媒质。

在汉藏文化交流活动展开过程中,为适应和促进交流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延,中央政府也对国家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在专门机构中建立新的运作机制、制定专项规章政策等。而藏传佛教高僧在长期的佛事活动中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认识逐渐从模糊疑虑走向信任理解,例如,九世班禅大师在筹设内地蒙藏学院的呈文和学院大纲中,明确表示沟通文化是为了寻求双方关系的发展,文化之间的接触和普遍发展是汉藏关系的重要环节。宗教本身具有的社会性影响着汉藏佛教界在维系民族关系发展时表现出来的历史价值,然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内的借鉴和补充,更是基于对现世和历史理解的接近,交流活动中对彼此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促进了汉藏民族之间逐步冰释历史的遗症,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共同心理基础上形成对现时政策和发展的积极认识与期待。

三、汉藏佛教界主体间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征

历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赋予社会群体以不同的角色定位,不同的历史群体因其社会分工不同,在文化传承发展及其与他者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之间的共同因素是以佛教为基础,虽则佛教派别、传承形式、修习过程等各有特点,但在相互对照存在的共同演进中,彼此在他者的经典和体系内丰富和完整自身,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中勾勒出文化交流的主线,从文化接触的不同层面寻求可以对话空间,书写历史的承继,构成双方交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的合法性是自身发展以及与其它组织进行交往的基础和前提,内地佛教组织和佛教协会都经由各级政府核准批复成立,在佛教刊物的发行和寺院的重建及修缮上,政府均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不同省份在不同执政时期会有所不同,或抑制寺产争夺倡议保护寺院,或对破坏佛教的地方机关加以限制等,例如,戴季陶发表讲话支持河南佛教重建,刘文辉资助汉藏教理院。由于“这些佛教团体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稳定资源的支持”[12],存在某一省份、某一条令会对寺院组织形成障碍,或因之而迫使全国佛教组织解散,或者在寺庙管理上出现越权等诸多问题,但以政策为依托,以条例为保障,以地方政府出资建立佛教组织和僧教育学校,开展时轮法会、护国息灾法会、设坛诵经等佛事活动,佛教组织和佛教协会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因素及其资金支持是活动得以延展的动力和依凭。

在佛教组织和佛教协会内部,佛教界作为活动主体其社会地位是影响汉藏文化交流的客观社会性因素,汉地佛教人士推进佛教复兴运动的作为及其与藏传佛教高僧的对话沟通成为汉藏社会的交汇点。“一个群体的集体功能和某种地位体系相一致,”[13]作为佛教文化交流的精英主体,著名高僧的行为对于群体性文化内涵的影响具有他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太虚法师等著名僧人在内地、日本、南亚和欧美佛教界享有的威望促进了佛教改进运动的开展。首先,佛教界僧人客观认识到汉藏佛教的不同特点以及彼此可以借鉴的成分,从而在他者文化环境中能够自我适应进行交流;其次,在佛教与汉藏关系的理解上,认识到佛教隐含的内在牵系和潜化功用,不主观扩大佛教具有的政治连索性,而是探悉政策主导前提下的深层脉络;再者,藏传佛教界僧人支持内地佛教重建,尊崇汉地佛教特点,结合内地实际进行佛事活动,拓宽双方接纳认知进而建立对接沟通的渠道;最后,汉藏佛教界能够超越战事纠纷以及谈判磋商等政治因素的羁绊,依据政策主体和形势主脉,建立不间断的群体性意识的文化交往。藏传佛教僧人对内地佛教界的影响及其文化交流的积极作为引起各方关注,中央政府赐以名号,加以优崇,给藏传佛教僧人充裕的活动空间,而且作为政治决策信号的表达,中央政府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双方的交往行动,也不是以参与者的角色着染佛教文化的色调,而是允承支持佛教界根据文化自身的特质彼此交流融合。政府对文化交往活动未附加超越文化本身的外在条件,交流过程曲线上每一个点对应着文化和政治的区间吻合,是交往得以充分延续的客观制度要素。

汉藏佛教界以佛教文化为基础,争取和利用政治空间进行文化交往的过程体现其与政策之间彼此捭阖的历史特征。在汉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在其中的作用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不断地被提起并加以讨论。在施政间或梗滞的情形下,尤其是在西藏地方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意识尚未较为全面明确和理解之时,民国政府或利用新的契机,或遵循历史惯例,或回避对峙寻求谈判,均未能消除彼此的隔阂。因之,关注和期待佛教界之间文化交往的政治效应成为汉藏历史扣连的衔结。首先,文化交往过程涉及的范围与汉地佛教的发展和僧人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相关联。文化交流不是历史的偶然和投机,而是适应文化发展轨迹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主动选择,个人所归属的社会群体规范影响着个人行为,“至于社会地位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则取决于社会的统一和整合。”[14]在蒙藏政策难以有效施行的情况下,藏传佛教界僧人在内地奔走既适应汉地佛教界对藏密研究的需要,又利于政府以佛教宣化劝导稳固边疆政治,弥补凝聚民众心理的政治缺位。其次,在政局动荡、国家危急的形势下,现代佛教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与政治动向。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佛教救国理念的实践,是佛教文化在和平向善概念上的行为注解。“九·一八事变”以后,佛教界拥护抗战建国的政策,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祈祷,表达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并向日本佛教界发出共同和平的呼吁,抨击部分日本佛教徒的暗下侵略行为。再者,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有效地回避了西藏地方对于政府人员往来的敏感甚至抵制。文化交流本身并不牵涉胶着的政治问题,但是如何在障碍和攘纷中找到可以贯通的隙口,如何弱化彼此对于政治羁绊的态度和立场成为交往难以避绕的问题。汉藏佛教文化之间虽有碰撞和差异,但是,文化交往过程中并没有因此引起政治上的摩擦与冲突,未曾偏离或消逝彼此的特质被动地迎合和迁就政治关系。


四、文化交流进程的拓展体现政策的推进作用

认识文化交流发展过程中佛教界的活动特征及其历史纽带作用,可以解读与之紧密联系的核心政策的适应性、可操作性及其中蕴有的促进因素。在汉地佛教界复兴的过程中,寺院管理条例相继出台并不断得以修订与补充;边疆宗教教育政策尊重藏传佛教的社会地位,逐步调整现代教育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民国中央政府逐渐认识到佛教文化在稳定民众心理、推进与汉藏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实施治藏政策时注重汉藏佛教界活动的积极因素并加以引导,以政府为主导推助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其中,鼓励汉藏僧侣游学是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政策。出版相关刊物、翻译释读经典更为广泛,并成为内地佛教组织研修的重要内容。汉地僧人先曾自发组织前往西藏求法尝试,蒙藏委员会也随后以政府名义支持更多的汉地僧人前往西藏三大寺学法,不仅促进了汉地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而且推动了内地佛教组织和团体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关注。

从历史的逆向分析认识,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活动体现了民族宗教政策所蕴含的理性因素。“制度性宗教只有获得政府的支持并由其加以组织,方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15]民国时期,制定专款条例保护和监督寺院,以扭转清末以来各地非法对寺院财产的占有和寺院事务的干预,明确列举有关内地喇嘛寺庙的管理、经费开支、修缮等事宜条文,尝试性地寻求地方政府管理寺院与获求寺院自身发展的结合点。虽则寺庙管理条例的初台是为了消除内地因寺庙争夺而造成的社会动荡,政策的萌发具有临时性和解决已然问题的后发性,但是寺庙管理条例实施和调整是政策对于现实的求解和补答。寺庙管理政策与内地佛教复兴和佛教文化发展相适应,使一度存在的全国性褫夺寺产的破坏行动得以平息,寺院作为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开展的基础性平台得以保护。从颁行寺院管理条例——各地佛教组织抵制——修正出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民国宗教政策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方案,但是僧人在寺院管理上的话语权得到尊重,在政策的修订过程中僧人的联合主张成为政府反思政策缺陷的重要依据,并在修订和新制政策时予以参考和采纳。

其后,多杰觉拔格西返回西藏通过多方争取,西藏地方开始欢迎内地僧人前往学法并免除劳役。蒙藏委员会随之出台支持汉藏僧侣游学办法,根据合同规定拨付专门款项资助僧人在西藏静心研修。蒙藏委员会制定边疆教育政策,以引入现代文化为目标,通过文化教育开启西藏文化的新发展,支持汉藏僧侣游学虽仅仅是政策的一端,但详细规定具体实施办法、严格的遴选考试程序、签订合同、经费核算和学习期限等内容。从蒙藏委员会和驻藏办事处对游学西藏僧侣的资助、学习和考核的情况来看,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是学僧求法的重要保障。支持汉藏僧侣游学政策的颁行实施适应了汉地佛教界僧人前往西藏求法的热潮,虽然由于战争国内经济匮乏短缺,但是对于僧人的资助仍依既定方案实行。从僧人在西藏研修的实施效果来看,一些汉藏教理院的毕业生和教员得以实现抵达西藏求法的愿望。西藏地方虽然没有依照资助规则遴选僧人前往内地求法,但是这一政策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积极效用不容低估。

北京佛教藏文学院的建立、留藏学法团的组建是汉地僧人前往西藏求法的先声;东本格西、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大师等大师的演讲是汉藏教理院共同融合研究的精彩片断;班禅大师的宣化活动维系了边疆民众团结;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返藏以后争取并促成西藏对内地僧人入藏学法的支持,典型历史画面的每一次闪现都凝结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传密法的同时,也介绍西藏显密修习的次第、西藏佛教经典和律论等。历史在记录所发生事件的同时,也预示着相关事态的发展和未来历史的走向。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藏密在内地的兴起成为这一历史记录的浓墨,藏传佛教高僧的感触和理解缘于主观判断与民族政策的有机结合,不仅消除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政策的疑惧,而且更为直观地认识和理解了汉藏佛教文化政策的实践性,表明民国时期相关宗教文化政策的客观历史性,理性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成为民国时期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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