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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邢东风博士惠赐大作:《马祖和建阳》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08-06)

【提 要】闽北建阳是马祖道一禅…

 

                                 

 

闽北建阳是马祖道一禅师曾经住过的地方,也是他最早受徒传法的所在,因而是马祖教团最早的根据地,无论在马祖本人的经历还是中国禅宗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关于马祖在建阳的经历和遗迹,历来缺乏专门性的研究。本文依据有关的史料记载,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对历史上关于马祖建阳经历的记载情况、建阳马祖遗迹的历史和现状、马祖建阳经历的大致年代、他进出建阳的可能路径、以及唐代建阳佛教的基本情况等问题进行综合考察。

关键词马祖  建阳  佛迹岭  圣迹寺

邢东风  哲学博士  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

 

 

建阳,北靠武夷,南瞰建欧,西接邵武,东邻松溪,雄踞闽北中央。境内多丘陵山冈,间有河谷、平原、盆地,有建溪上游水系麻阳、崇阳、南浦三溪流过,其中麻阳溪和崇阳溪的合流之处,形成一片冲积平原,这里自古以来便是建阳人们的生活中心。

    建阳历史文化悠久。据考古资料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古越族人居住。秦属闽中郡,汉属会稽郡。西汉元鼎六年(-111),闽越王余善筑大潭城,是为建阳筑城之始。东汉建安十年(205)立建平县,西晋太康元年(280)改为建阳,属建安郡。刘宋以后有因有省。唐武德四年(621)重设,武德八年(625)并入建安,垂拱四年(688)复置,隶属建州[]。以后历代设县,宋属建州,元属建宁路,明清时期属建宁府。新中国以后曾两度作为建阳行政公署驻地,今为福建省南坪市属下的县级市。

在历史上,由于北方地区的多次大规模战乱,经济文化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建阳地处东南,且有武夷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因而可避战乱之祸,有类世外桃源;另一方面,建阳位于内地与福建的交通要冲,从福建出入内地的主要道路都要经过此地,因而可以经常保持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在这一带地方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加上特有的自然条件和住民的勤劳智慧,于是当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建阳地处山区,虽非富庶之地,然而却以独特的物产闻名于世,例如历史上著名的建锦、建茶、建瓷、建纸、建版书、偃鼠皮之类,均出此地。建阳境内现有唐代窑址多处,从遗址的规模、筑窑方式、以及陶瓷制品的精美程度,可以想见当时此地工艺技术和商业的发达[]。宋代以后,建阳一带的经济文化更有新的发展。建窑为当时著名的陶瓷产地,这里的黑釉兔毫盏不仅进贡朝廷,而且享誉海外[]。另外,当时建阳的白茶也很著名,大概用建盏沏白茶,更是别具美观。建阳的麻沙和崇化(今书坊镇)曾经书坊林立,著名的“建本”就出自这里,故有“图书之府”的称号[],与成都、临安并列为当时全国的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建阳曾经群贤毕至、名人荟粹,又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之一。朱熹、宋慈、游酢、蔡元定、刘克庄等,或是出身于此,或在这里任职、讲学,建阳也因此赢得了“南闽阙里”及“七贤过化之乡”[]的美誉。如今在建阳保存的建窑遗址、考亭书院遗址、晦庵遗址、书坊遗址、朱熹墓、朱母墓、蔡氏宗祠、游氏宗祠、宋理宗手书摩崖石刻等诸多历史文化遗迹,历历斑斑,无不印证昔日建阳的辉煌。

    除此之外,建阳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当地的宗教文化积累甚为丰厚。其中最令笔者关心的是唐代马祖道一禅师曾经来到这里。根据史料记载,马祖生平的大致经历是在四川出生、出家学道,然后到湖北、湖南,在南岳师从怀让,以后到建阳,最后落定江西。为调查马祖遗迹,笔者继去年的江西和南岳之行之后[],最近又访问了建阳。本文试图依据历史上关于马祖建阳经历的记载,结合此次调查所得的资料,围绕着有关马祖的建阳经历以及建阳的马祖遗迹的各种问题,作一综合性的追踪探讨。

    一、史料中的马祖和建阳

关于马祖的建阳经历,在与马祖时代最为接近的唐代史料中没有记载,例如权德舆的《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宗密关于马祖生平事迹的记述、《祖堂集》卷十四的马祖章等等,都不曾提到此事。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权德舆为什么没有此类记载。权氏曾与马祖有过直接的接触,马祖去世后不久,又为马祖塔撰写了《塔铭》,文中记述了马祖的生平,然而没有提到马祖的建阳经历。事实上权德舆不仅亲近过马祖,而且与建州的官员也有交往,例如他曾撰文为赴建州任职的赵某送别,文中称建州为“东闽剧地”,又提到安平穆公(即崔造)曾在那里任职[⑦],可见崔造应是权氏和赵某都熟悉的人物,权氏对建州的情况也有了解。该文大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⑧],时在马祖去世十几年之后,按理说权氏此时对马祖生前的情况应当更加清楚,可是他作为迄今所知记载马祖生平的所有作者当中最了解马祖的人物,对马祖的建阳经历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一情况令人费解。究竟是马祖不曾到过建阳呢?还是马祖的这段经历被忽略了呢?目前无从判断。

关于马祖到过建阳的事迹,始见于宋代史料的记载。其中最早的是宋初赞宁的《宋高僧传》。不过他在马祖的传记里没有提到此事,而是在马祖弟子志贤、道通、明觉的传记中透露了消息:

        释志贤,姓江,建阳人也。……天宝元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曾无间然,汲水拾薪,惟务勤苦[⑨]

释道通,姓何氏,庐江人。……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舍丱披缁,诵经合格,敕度之,当天宝初载也。时道一禅师肇化建阳佛跡岩聚徒,通往焉。一师于临川、南康龚公山,亦影随而去[⑩]

释明觉,俗姓猷,河内人也。祖为官岭南,后徙居为建阳人也。觉儒家之子,风流蕴藉,好问求知,曾无倦懈,宿怀道性。闻道一禅师于佛迹岭行禅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建阳佛迹岭亦名佛迹岩,马祖于天宝元年(742)开始在这里聚徒传法,志贤、道通、明觉等人也在这一期间投奔马祖门下。其中志贤、明觉二人是建阳本地出身,他们得知马祖在佛迹岭传法当非难事;而道通出身庐江(在今安徽),随父宦居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市),他自南安远道而来,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马祖的名声已经超出建阳远播闽南。不过,上述记载都是在叙述志贤等人的出家经历时顺便提到马祖的建阳经历,因而对马祖的这段经历只是一笔带过,对于佛迹岭的情况也未提供具体说明。另外,赞宁既然在志贤等人的传记中明确提到马祖曾在建阳佛迹岭传法,那么他显然清楚地知道马祖的这段经历,可是他在马祖的传记里却没有提到此事,这种情况同样令人费解。

继《宋高僧传》之后,在宋代编修的禅宗灯史中也记载了马祖的建阳经历,其中最早的见于《景德传灯录》:

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

师(指智藏――引者)遂往佛迹岩参礼大寂,与百丈海禅师同为入室,皆承印记[]

从这两项记载来看,佛迹岭和佛迹岩显然是同一地方,因此这两个山名在《景德传灯录》中也被互称并用。按照《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智藏是到佛迹岭投奔马祖的,那么马祖当时自然也在那里。但是根据唐人的记载,智藏投奔祖的地点是在江西临川,例如刻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的唐技重建大宝光塔碑铭》[]就没有提到智藏到佛迹岭之事,而是说他“年二十三,首事大寂于临川西里山”。假如唐人的记载更为可信那么恐怕智藏不曾到建阳佛迹当然,即使智藏不曾到过建阳,也不等于马祖没有到过那里。从《景德传灯录》开始,马祖的建阳经历被明确写入马祖的传记,但是其中关于这一经历的记载比《宋高僧传》更为简略,只有“始自建阳佛迹岭”一句。不过,这个记载虽简而又简,可是对后来禅宗灯史的影响却甚为深远,无论是《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还是《天圣广灯录》、《五灯会元》、《五灯严统》等灯史著作,都在相关部分一字不差地沿袭了这一提法。对一般人来说,恐怕《景德传灯录》的影响远远大于《宋高僧传》,关于马祖的建阳经历,后人大多是根据《景德传灯录》等禅宗灯史著作而获得了解的。正由于《景德传灯录》等灯史著作流传广泛,而对马祖的建阳经历又记载得过于简略,所以后人对这一方面情况的了解也往往是知有其事而不得其详。

在宋代的历史文献中,除了佛教史料以外,其他文献中也没有记载马祖和建阳的因缘。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的舆地资料中,对于各地的历史人物、山川景物、佛道寺观等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且既有与建阳佛迹岭同名或以“佛迹”命名的佛教遗迹记载,也有关于马祖遗迹的记载,例如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倒是记录了名为“佛跡石”和“佛跡山”的地方[],遗迹特征与后来明清时代所记建阳佛迹岭颇为近似,然而一在福州,一在泉州,皆与建阳无缘;南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记录了与阳建同名的“佛迹岩”,然而位于广东的惠州[]另外,《方舆胜览》的作者祝穆刚好是建阳出身,他对家乡的历史传说、山川景物不可能没有了解,但是在他的笔下,对远在赣南的马祖岩作了详细的记录[],而对于同是马祖遗迹、且近在自己家乡的建阳佛迹岭却只字未提。这种情况颇为蹊跷,究竟是他根本不知道马祖到过他的家乡呢?还是他认为马祖与他家乡的因缘不值得记录呢?总之,宋代舆地文献记录了闽粤一带多处名为“佛迹”的地方,但是偏偏没有提到建阳的佛迹岭,而在关于建阳的记载中,既不见马祖经历的记载,也没有提到佛迹岭之名。究竟何以如此?是建阳佛迹岭不值一提?还是舆地学家们对此全无了解?这是留给后人的疑问。

到了明代,马祖的建阳经历和建阳的马祖遗迹在《一统志》、方志以及僧史著作里都有记载,而且还增加了新的信息。例如在李贤的《大明一统志》“建宁府”条有如下记载:

    圣迹寺,唐咸通间建,相传马道一禅师卓锡于此,留迹在石,深如篆镌[]

《大明一统志》完成于天顺五年(1461),其中关于马祖的文字是笔者迄今所见明代最早的记载。书中第一次披露了马祖住锡建阳的地点就在圣迹寺,并记录了该寺创建于咸通年间(860874)和马祖“留迹在石”的情况。又同书卷七十六还简要记述了马祖的生平,将马祖作为建宁历史上的仙释人物,从而第一次在佛教以外的文献中肯定了马祖和建阳的关系。

继《大明一统志》之后,在嘉靖年间(15211566)编修的《建阳县志》里也有关于马祖的资料,其中将马祖作为建阳的历史人物作了如下记载:

马道一禅师,……来崇泰里佛迹岭创寺,苦鼠雀蚊蚁之扰,作法禁止之,逮今永绝[]

这部县志比《大明一统志》更明确地指出佛迹岭所在的位置,并记载了马祖在当地从事过的活动,由此可以知道马祖到过的佛迹岭就在明代建阳的崇泰里,以及他在那里曾经致力于消除鼠雀蚊蚁之患的努力。此外,同书卷三还记有马祖桥: “马祖桥,洪武七年李仲贤募众建。”据此可知,在明初的洪武七年(1374)建阳境内曾有马祖桥的修建,此桥以“马祖”命名,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当地人在此之前已对马祖和建阳有过某种关系的传说确信不疑,假如没有这种信念,便无法想像建阳的人们会凭白无故地修建一座以“马祖”命名的桥梁。

除了以上两种资料以外,建阳出身的永觉元贤禅师于崇祯二年(1629)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建州禅僧史的著作《建州弘释录》,其中也明确提到马祖的建阳经历:

    唐建阳佛迹岭道一禅师,……后入闽,居建阳之佛迹岭。时闽中诸释,久滞权渐,忽闻顿旨,翕然趋向,甘泉志贤,千顷明觉,实首依之,卒成大器。……七闽禅学,实师为之肇云(原注: 佛迹岭今为圣迹寺)[]

根据元贤的记载可知,佛迹岭和圣迹寺应在一处,或者说圣迹寺就在佛迹岭,由于马祖来这里传法,于是福建地区始有禅宗顿悟教旨的流传。元贤的记载除了承袭以往僧传和禅宗灯史关于马祖到过建阳的说法之外,更进而强调马祖的建阳经历对福建禅宗发展的奠基作用。他的老师博山元来就认为建州不仅是“理学渊薮”,而且是“禅学渊薮”[21],元贤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建州的“禅学渊薮”是从马祖来到建阳开始的: “自马祖入闽,肇化于建阳之佛迹岭,而禅学始大行焉”[22]。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在《建州弘释录》中把马祖作为建州弘法的第一人。元贤本人学贯儒、释,又曾续补《五灯会元》,而且还是建阳出身,当然孰知禅宗的历史和建阳的故旧传闻,加上他的地方意识,于是才可以作出这种独具慧眼的论断。

    到了清代,在《一统志》和福建的方志资料中对马祖的建阳经历及建阳的马祖遗迹也有记载。例如乾隆二年(1737)编修的《福建通志》里关于建阳圣迹寺的记述,与《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完全相同[23]。此后,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编修的《大清一统志》又有如下记载:

佛迹岭寺,在建阳县西二十里,唐咸通中建,旧名圣迹寺,相传马道一禅师卓锡于此,留迹在石,深如篆镌。本朝康熙十八年重建,改今名[24]

这项记载提供了以下新的消息: 一是圣迹寺的具体位置,即建阳县城以西二十里处;二是圣迹寺的重建,即康熙十八年(1679)的重建;三是圣迹寺的改名,即康熙十八年重建以后改名为“佛迹岭寺”。继乾隆《大清一统志》之后,据说嘉庆年间(17961820)编修的《一统志》也有相关记载,内容完全相同[25]

    此外,在道光十二年(1832)由建阳县知事李再灏编修的《建阳县志》里有三项与马祖相关的记载:

(一)道一,俗姓马,汉州什邡人。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幼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开元中习禅定于南岳传法院,遇怀让师,有磨砖不能作镜,坐禅岂能成佛之语。同参者九人,惟道一密受心印。来崇泰里佛迹岭创寺,苦鼠雀蚊蚁之扰,作法禁止之,逮今永绝。后游方至建昌石门山,于贞元己巳三月四日坐化。元和中谥大寂禅师(原注: 旧志)。

(二)圣迹寺,在崇泰里佛迹岭,唐马祖禅师出家始此。马祖,汉州什邡人也,南岳让禅师法嗣第一世,四方禅诵皆宗仰之,称为江西道一禅师。石上有马祖行迹,如篆镌然。唐咸通中,邑人翁郜疏请敕建。国朝康熙己未,翁裔孙廷震倡请古雪禅师仝徒桂庭重兴。

(三)崇泰里水石上有足迹一尺二寸,无雕啄痕,因立院曰圣迹(原注: 旧志)。[26]

以上第一项将马祖作为建阳的历史人物,对其包括建阳经历在内的生平事迹作了概要记述,但内容与明嘉靖《建阳县志》的相关部分基本相同,没有提供新的消息。第二项主要记述圣迹寺的情况,其中含有新的内容: 一是把圣迹寺说成马祖出家的地方,但这种说法与马祖在四川什邡罗汉寺出家的史实不符,而且与前面“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的记载互相抵牾;二是将马祖在圣迹寺留下的遗迹表述为“石上有马祖行迹”,也就是说寺内石上有马祖行走的痕迹,这个表述比以往“留迹在石”的提法更加清楚明白;三是说明咸通年间圣迹寺创立的缘起,即由本地人翁郜上书请求皇帝敕命而得以建立;四是指出康熙十八年重修圣迹寺的因缘,即由翁氏后裔请来古雪禅师以及徒弟桂庭,然后得以重兴。第三项对圣迹寺内石上的马祖遗迹作具体描述,并说明该寺名称即由这个“圣迹”而来。应当顺便一提的是,第三项的内容是作为唐代的“丛谈”而被收录,因此它很可能源于古老的传说,不一定都是空穴来风。另外,关于圣迹寺的名称,道光《建阳县志》没有使用“佛迹岭寺”之名,而是径称“圣迹寺”,这种情况或许表明当时又恢复了“圣迹寺”的称呼,或是虽有“佛迹岭寺”之名,而当地习惯上还是称为“圣迹寺”。

根据道光《建阳县志》的原注,有的记载取自“旧志”,即直接沿用以前的县志资料,但建阳历史上先后编修过十一部县志[27],道光《建阳县志》依据的是其中的哪一部,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既然道光《建阳县志》的记载其来有自,因此可以推想,关于“马祖――佛迹岭――圣迹石――圣迹寺”的联想和传说,早在道光年间以前就在建阳当地出现了。这个传说的原始要素大致如下: 佛迹岭上有一石,石上有一硕大足迹;马祖到过建阳佛迹岭,于是那个足迹被说成来自马祖;佛迹岭上的佛寺,也因那个“圣迹”而得名。

    综观历代相关资料,可知马祖的建阳经历始见于宋代的佛教史籍,然而当时的记载多为只言片语,内容仅限于马祖到过建阳以及接纳弟子之事,没有涉及马祖的其他活动,也未提到马祖的遗迹;另一方面,唐宋时期有的史料明明记载了马祖的生平和遗迹,可是偏偏没有提到马祖和建阳的关系,这又给人带来重重疑问;至明清时代,在佛教史籍、《一统志》、地方志等资料中都有关于马祖和建阳关系的记载,而且内容有所增加,其中关于马祖建阳经历的记述增加得较少,而关于建阳的马祖遗迹的记述增加得较多;根据明清时期的记载,可以大致了解建阳当地关于“马祖――圣迹――圣迹寺”的传说,这种传说本身可以视为当地自古以来对于马祖建阳经历的“人证”。

    二、圣迹寺与马祖遗迹

    二○○七年三月五日夜,笔者自杭州出发,经金华、衢州、上饶、武夷山,次日上午抵达建阳。列车一路翻山越岭,跨桥过洞,经过武夷山地段时,山高路陡,车行缓慢,加上春节过后不久,沿途的人们又开始外出打工,于是各站常有争抢上车的场面,不禁使人感慨山民外出的辛苦,更不难想像古来闽赣两地的交通由于武夷山脉的阻隔,当时的行路之难尚不知几何辛劳,马祖当年出入闽赣,只能比今人辛苦万千。

三月六日下午,笔者访问了圣迹寺。

圣迹寺位于建阳市西的莒口镇[28],距建阳市区约二十公里。莒口多山地丘陵,亦有平原盆地,麻阳溪自西向东横贯境内,莒口镇区就坐落在这条河流的一侧,而对面一侧就是佛迹岭。这里现在是建阳市属下的一个镇,古时名为崇泰里。崇泰里和莒口的历史都很悠久,这两个地名早在南宋史料中就有记载[29]。今天的莒口镇,古时一直称为崇泰里[30],而莒口在古代则是崇泰里的一个集市[31]。这个集市显然是当时住在麻阳溪对岸佛迹岭上僧人们的衣食之源,恐怕马祖的时代也不例外。只是物换星移,随着时间的流逝,莒口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这个地名最终取代了崇泰里。

佛迹岭是一片不太高的山冈,圣迹寺就坐落在山间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这里距莒口镇中心区不过两公里,与镇区隔水相望。圣迹寺坐北朝南,背面靠山,面前是一片方圆一、二百米的田地,周边或山或谷。圣迹寺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脚之下、农田北端,从农田向寺院方面望去,依次为山墙、山门、大雄宝殿,左右两侧各有偏房。这些建筑差不多都是十几年前重新修复,但是建筑的基址大致还是旧有的格局。除主体建筑之外,在农田东南方向百米左右开外的山谷之间有一小亭,传说中的圣迹石就在亭内,亭子本身系水泥构筑,当然也是若干年前修建而成。据建阳本地资料介绍,“文化大革命”期间,圣迹寺内佛像被毁,寺院改作莒口大队耕山队宿舍;1990年前后,圣迹寺开始恢复;寺内大雄宝殿原为清乾隆二十七年修建,1991年重建,现为全县最大的大雄宝殿[32]

寺内目前有尼师数人常住,另有若干居士帮忙。笔者到访时,受到一位年长尼师的接待。从她与同行的谢道华局长、莒口镇领导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寺院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相当融洽,当地官员不仅对寺院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还为寺院的规划出计献策。

    这里就是当年马祖住锡的地方。如今,圣迹寺内还保存有碑刻、刻石、圣迹石等古代遗迹。笔者此次调查中见到的共有以下六项:

第一,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立石碑一方

位于圣迹寺入口处偏房侧壁正中,细高狭长,高约二米以上,有两处断裂,刻立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题名《重兴古佛迹寺碑记》,由曾任建阳县知县的郑昱撰文、当时的圣迹寺住持桂庭昌禅师及建阳县知县李六成等人刻立。因此碑现被嵌入墙壁,故碑的最下方有部分文字被覆盖,不过大部分碑文尚依稀可辨。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圣迹寺的来历、康熙十三年(1674)翁氏后裔帝青等人延请古雪禅师前来主持募捐修复古寺、继由古雪弟子桂庭禅师代为主持修复工程、以及当时的捐资细目等等。兹将碑文抄录于下(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文中“/”号表示另起一行):

重兴古佛迹寺碑记

        予闻释迦如来应化,正当西周盛时。时佛法未入中国,千有余年,至汉明帝夜梦金人,始使求经于西域,中途适值白马驼经而来,惟摩腾、竺法二尊者应诏。晋司马氏时,佛图澄、鸠摩罗什初译诸经,法演三乘,东土之熏染□□□[33]/止莲社十八高贤而已。故禅宗肇自世尊拈花,至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七传南岳让,让传马祖。祖钦慕佛迹,初辟宗风。唐兵部尚书翁郜公偕刺史公,师固乔梓,重祖道德,发心创寺,缁素咸皈。第因朝代几更,不免隆替□康[34]/熙甲寅,嗣孙翁子帝青等念佛迹之久颓,冀宗功之不替,首倡合族,暨遐迩护法,公启三请龙山  古雪大和尚主缘捐资,仍同檀越,募化十方,宰官众信,重兴宝殿、法堂,各寮俱备,及门弟子李行镜、钱行珠,发心造大像、经阁,普[35] □/赎张氏竹山,永供修造功德,相次告竣。时  郡守范使君亦启  古公和尚中兴斗峰,乃命嗣法  桂庭禅师代其堂构而丹艧,诚善述也。绝席九年,复赴翠岩之请,命法侄晦乾去所,二大师及法嗣纯一公等相继住持,自[36]□/重兴,凡所施香灯并买田若干,收寄在檀越翁氏崇泰里十图十甲一户佛迹内输纳,斯皆  古老、  桂公道化所致,抑亦帝青仪滋诸子襄成殊胜之事?非但释门因果不昧,即吾儒博施济众,功岂浪哉?余昔抚潭阳,正值鼎兴[37]□/值公事之暇,始获瞻礼,睹其殿像巄嵷,俨若灵山,由是发愿护持,复启  古公和尚说法。未几,翁子帝青以重兴事绩山场恒产乞言于余,余固儒者,无能言佛事也,请即以诸公之所言者言之,从实勒之于石,永垂不朽。是为记。/

赐进士第现授册科都给事原任建阳县知县临皋郑昱拜撰/

今将檀护所施并买供佛香灯田山开列于后  一古老和尚捐衣钵资买罗缵卿田一段,计苗米七罗五斗,价银四两五钱,坐落佛迹岭上首。一檀越翁藩侯施田一段,计米六罗五斗,坐落漈里,又施米一罗,坐落前村洋。□□/檀越翁巍则、翁严翼共施田一段,计苗米六罗,坐落本寺门首上东西两边乾垄内。一檀越翁克沾、克弘、同侄久培、侄孙其辉,共施田一段,计苗米七罗五斗,坐落本寺门首中分垄内。一檀越翁帝青、宜滋共施田一段,计苗米□□/正,坐落前村洋里。翁帝青又施田米二罗正,坐落马祖桥头。一檀越翁尊锡施田一段,计苗米四罗六斗,坐落佛迹岭下;又施田一段,计米三罗,坐落竹山漈里;又施田一段,计苗米二罗五斗,坐落七级□上垄;又施一段,计米二□/五斗,前村洋里外;又助香灯田银四两正。一黄天舜、天元兄弟施田一段,计苗米七罗五斗,坐落灯垄坑上,三向至本寺,山下至黄宅田。一罗缵卿施田二段,计苗米三罗五斗,坐落寺门外塘东西两边山脚。一前村张纯贞同□□/秀,自置竹山一片,出卖与佛迹寺,坐落漈里,原有山脚乾田,计米二罗,久荒,今一并施入本寺开垦,永作香灯供佛。  以上三宗弟子江如山、魏性受、黄如来劝缘。已上共计下则民田四十亩零五分八厘一毫六忽,正米二石二□□/九合正,耗米二石一斗七升一合一勺,该征银二两九钱七分四厘五毫七丝三忽八微,丰米三斗六升六合二勺。奉/

本府正堂加四级范  批据监院僧如见投呈仰县立户输粮缴/

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季冬月  嗣法继席住持桂庭昌同  檀护公立暨旧新两序首领聀事化主不迷  克源  得宗  斯门  烁破  钝根等/

                                莒潭弟子张玉沭手拜书/

赐进士第文林郎知建阳县事知县李六成  县丞葛锡保  典史王之桐立

根据碑文的内容,可以了解以下情况:

    首先,碑文中提到“祖钦慕佛迹,初辟宗风”,就是说马祖仰慕佛迹,于是来到此地修行传法。这项记述不仅再次肯定了马祖的建阳经历,而且第一次对马祖到佛迹岭的原因提供了说明。碑文作者虽然自称“余固儒者,无能言佛事也”,但是从碑文的记述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佛教的历史相当熟悉,因此他的说法恐怕并非平空杜撰。事实上,根据宗密的记载,马祖投奔南岳怀让之前,确曾有过“巡礼圣迹”的经历[38];又据《宋高僧传》的记载,马祖从南岳时期到江西时期,一直都是“所游无滞,随摄而化”[39]若结合这样的记载来看,那么确实不能排除马祖因钦慕佛迹”而来到这里的可能,因为这样的举动显然比较符合马祖的一贯性格。假如史实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佛迹石的存在在先,而马祖的到来在后;可是按照马祖“留迹在石”的传说,则是先有马祖的到来,然后才有马祖留下的足迹,可见这个传说为了神化马祖而将事实的顺序颠倒过来。

其次,碑文中提到翁郜“发心创寺”之事,这个记载比道光《建阳县志》早了一百四十余年。按照这种说法,圣迹寺是由翁郜创建。翁郜乃唐末五代时人,关于他的身世记载,见于清初臣的《十国春秋》。其中说他是长安人,唐昭宗(889905在位)时官至左丞相、河西节度使,朱温篡唐(907年)以后,以在后梁致仕为耻,因其父在福建当官,知道闽地可以避乱,于是携家迁居建阳莒口[40]。按照翁郜的经历推测,圣迹寺的修建很可能在他迁居莒口之后,亦即五代初期。但是如上所述,在明清《一统志》、《福建通志》、道光《建阳县志》里,都说圣迹寺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另外,在现代人关于圣迹寺的记述中,一般学者都取建于咸通年间之说[41],而建阳本地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咸通年间说,另一种是南唐保大五年说。持前一种说法的有刘建所著《大潭[42]1994年编辑的《建阳志》[43],以及李家钦主编的《建阳大典》,其中《建阳县志》和《建阳大典》不但指称咸通年间翁郜奏请敕建圣迹寺,而且还披露了翁郜撰有碑记、“碑文现存于建阳市文化馆”的消息[44]。持后一种说法的是谢道华先生,他在所著《建阳市文物志》里说圣迹寺于“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始建寺”[45]。那么这些说法的根据如何呢?很显然,咸通年间说很可能是沿袭《大明一统志》以来的说法,但目前尚不知《建阳县志》《建阳大典》的说法是否另有翁郜撰写的碑记作为依据。而关于南唐保大五年说的根据,笔者当面向谢道华作过咨询,他的回答是此说依据翁郜的碑记。如此看来,要确定圣迹寺的建立年代,还有待于参照翁郜的碑记,因为翁郜是创建该寺的当事人,他的碑记很可能提供了这座古寺的最早消息,而且可能对于研究马祖在建阳的经历和遗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碑确曾一度收藏在建阳博物馆,但后被索回,目前下落不明,因此笔者未能见到。其实类似的情况还不止此,例如清代重修的圣迹寺大殿在谢道华写作《建阳市文物志》时尚有保存,殿内横梁上记载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但因圣迹寺的改建,旧殿被毁,其梁不存。这样的情况令人遗憾。翁郜的碑记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研究价值,足可供作镇寺之宝,笔者衷心期待此碑早日昭示天下。

无论如何,翁郜作为具有特殊背景的人物,对于调动修建圣迹寺所需要的各方资源,显然有着足够的影响力;而他作为举家迁居到莒口的外来户,从事修建圣迹寺的德行善举,又具有多方面的造福意义。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翁氏家族不仅在莒口落地生根,子孙繁衍成为当地的大户,而且一直与圣迹寺有着不解之缘,成为维护古寺香火的有力外援。这一点,从碑文中关于康熙年间翁氏后人纷纷捐田以充修复古寺资金的记载可见一斑。

再次,碑文记述了古雪禅师及其弟子桂庭主持重建圣迹寺的经纬,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雪师徒与圣迹寺及闽地佛教的关系。文中提到的古雪大和尚,即明末清初临济宗僧人古雪通喆(或作真喆)禅师。喆(1614~?),欧宁(今福建建欧)人,十六岁出家,得法于天童圆悟,住江西翠岩寺(在今南昌),后入福建,先后重兴多处古刹,如晋江龙山寺、建阳圣迹寺、建欧斗峰寺等[46],有《古雪喆禅师语录》二十卷。从碑文记载可知,康熙十三年(1672),翁氏后裔帝青等人有感于圣迹寺的衰颓,于是联合本族及远近护法人士,共同延请当时住在龙山寺的古雪禅师前来主持募捐化缘重建古寺。古雪禅师不仅为重建事业募捐化缘,而且还自己出资购买田地以充建设资金,他的在家弟子也一起为修复古寺出资献力。当修建工程初步告成之后,古雪禅师又被建宁知府范某请去复兴建欧的斗峰寺,可见修复圣迹寺的经历发生在古雪住持龙山寺和斗峰寺之间。从他席不暇暖奔走各地重兴闽地古寺的情况,不难想见他在当时的福建地区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僧人。古雪离开之后,由其弟子桂庭禅师住持圣迹寺。在莒口镇印制的《建阳西山风景区》画册上载有一幅石碑照片,上有“皇清继席第二代桂庭昌大禅师寿”的铭文,很可能是桂庭禅师的塔碑。由这些资料可以推断,由于古雪禅师为重兴圣迹寺所作的贡献,于是被奉为清代圣迹寺的初代祖师,其弟子桂庭禅师大概继古雪之后住持那里,所以被奉为第二代。

最后,碑文所记捐资细目,反映了一些当时与圣迹寺相关的社会史情况。为了赞助重建古寺的工程,当时人们捐献的财产主要是田地,这些田地的价值可以银米计算,而在银米当中,又以米为主,也就是说一定的田地可以兑换成若干数量的米,可见米在当时的建阳可作通货之用。当时圣迹寺共募得田地四十余亩,这些田地或在寺的附近,或在寺外其他地方,假如没有全部换作银米的话,那么余下的田地就成为该寺的田产。实际上拥有寺田也是建阳历史上佛教的传统,刘建先生就曾指出这一情况,例如大潭山的开福寺在在最盛时有田三千六百余亩[47],相比之下,圣迹寺当时拥有的田产只能算小本家业了。在捐资者的名单当中,以翁氏族人为多,这或许是因为翁氏家族与圣迹寺之间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建阳一带宗族观念甚强,拥有悠久历史的家族遍布各处,祖先的行为和遗训被视为族人的行为规范,族长在族人中拥有号召的权威,因此翁氏祖先翁郜创建圣迹寺的业绩大概就成了翁氏一族根深蒂固的情结,而翁帝青可能又是当时翁氏家族中具有号召力的人物,于是他不仅首先发起修复圣迹寺的倡议,而且带动族人踊跃捐资。

另外,碑文中还提到了马祖桥,可见这座建于明初的古桥至康熙年间还有保存,而且其位置应当距圣迹寺不远。说到马祖桥,还有一处地方值得一提,那就是建阳的马祖庙。根据刘建先生的记述,清代建阳城里还有一座马祖庙[48],可见明清时期建阳县内以马祖命名的地方不止一处。

第二,  清乾隆十七年刻立石碑一方

此碑位于《重兴古佛迹寺碑记》的右侧,长方形,高约一米有余,无碑题,因被嵌入墙壁,目前不清楚碑题是原本没有还是后来被覆盖。此碑刻立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翁观光撰文,记述其侄布施圣迹寺之事。碑文如下:

闻之孝为百行之首,善乃万果之因。我 祖唐尚书翁郜公偕/马祖道一禅师入闽,卜居建寺,孝行善果,迄今千有余载。兹郜  /公三十三代孙,吾侄国学生  星耀买到黄宅,田米七罗五斗,坐/落佛迹灯笼坑,于乾隆十五年,同族重整莒口井头墓祠,将前米/抽出二罗五斗,充入墓祠,更余  田米五罗,  界中和尚劝施入/佛迹,作时价银三十五两,施入本寺香灯及奉祀我  祖,而界中/和尚用价银二十七两买到黄宅佛迹灯笼坑,苗米三罗七斗五/管,并施入本寺,永作香灯,一绍孝思,一坚善果,是宜勒石,永垂不/朽。叔  观光序。

大清乾隆十七年十月                                     佛迹本寺僧等仝檀越立

从碑文内容来看,作者翁观光系翁郜三十二代孙,可能是当时翁氏家族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此由他撰写碑文。乾隆十五年(1750),作者的侄子翁星耀买到黄宅,值米七罗五斗,其中二罗五斗用于修整翁氏家族墓祠,其余五罗换银三十五两,依界中和尚之劝,布施佛迹寺(即圣迹寺),供作寺内香灯钱并奉祀翁氏祖先。界中和尚的情况不详,或为当时圣迹寺的住持也未可知,而圣迹寺内很可能有供奉翁郜的牌位,因此在碑文作者看来,其侄的布施之举兼有积德和敬祖的意义。碑文的开头部分就举出翁郜偕马祖入闽卜居建寺之事,这种说法虽然把翁郜和马祖混淆为同时代的人物,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翁氏族人依然深信自己的祖先与马祖及圣迹寺有着特别的关系,同时也表明在他们的意识中,祖先的事例就是他们这些翁氏后人既致孝行(敬祖)又积善因(礼佛)的依据和准则。

第三,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立石碑一方

此碑位于《重兴古佛迹寺碑记》的左侧,长方形,高约一米有余,亦无碑题,因被嵌入墙壁,目前不清楚碑题是原本没有还是被覆盖。此碑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碑中大部分文字已模胡难辨。

第四,  圣迹石

    即明清时期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留有马祖足迹的大石。此石位于圣迹寺东南山谷间的圣迹亭内,由于石上建亭,石体大部已被覆盖,目前只能看到大石顶部的足迹及其边缘部分,刚好位于亭内地面中心。足迹比普通人脚大出一倍左右,呈左脚掌形状,其中脚掌部分比较平缓,脚趾部分有四个小坑,类似小脚指到中脚指的痕迹。足迹虽然酷似人脚痕迹,却无斧凿之痕,因此很难说是出之自然还是成于人工。大概正因为如此才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于是被说成“佛迹”、“圣迹”、或马祖的遗迹。这个足迹究竟成于何时,现已无从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足迹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把周围一带的山冈称为“佛迹岭”;换句话说,假如没有这个足迹,便不会有“佛迹岭”的名称。既然建阳“佛迹岭”在宋初的史料中已有记载,那么这座山上的“佛迹”只能出现得更早。

    第五,“佛迹岭” 刻石

    位于圣迹亭旁,利用亭旁山岩雕刻而成,横侧长方形,自右向左依次刻有“佛迹岭”三字,每字字幅约一尺左右,笔画已被涂红。此外,在“佛迹岭”三字的左右两边,各有纵向雕刻的文字若干,因风化剥落,已经模糊难辨,其中右边文字隐约如似“唐大□道一”,其中的阙字或许为“寂”,左边文字为“□□□□重立”。目前无法判断这些文字刻于何时。

    第六,康熙年间题诗刻石

位于圣迹亭以北数十米外山路旁,系雕刻山岩而成,横侧长方形,上刻五言诗一首,并有题记。全文如下:

康熙己卯夏

圣迹何年降,

入山又出山。

要知来去处,

试听水潺潺。

住持超戒题

此诗作于康熙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作者超戒,应为当时圣迹寺住持。诗中吟咏圣迹,前二句应指马祖来此而又离去之事,后二句暗示马祖遗迹就在流水潺潺之处。概圣迹亭附近为山谷,每逢夏季多雨时节,谷底应有流水潺潺,故最后一句既暗示马祖的去向就在脚下,同时或兼有注重当下的禅宗意趣。

总之,根据圣迹寺的遗迹实物和碑刻铭文,再参以历史上的文献记载,可知现在的圣迹寺一带就是马祖当初在建阳修行传法的具体地点;在马祖的当时,这里还没有正规的寺院,后来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由于翁郜的努力才有圣迹寺的建立;这座古寺在清代已经破败,从康熙至乾隆年间,在翁氏后人和古雪禅师等人的努力下,经过陆续修复才得以重兴,其中翁氏家族又是圣迹寺的有力外护;就圣迹寺现存的遗迹实物来说,佛迹石应为最古的遗迹,其他多为清代遗物,此外还有翁郜的碑记,但是目前去向不明。

三、马祖出入闽地的年代、路径及其他

以下结合有关史料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马祖出入闽地的时间、途径、以及唐代建

阳佛教的大致情况作一检讨。

(一)关于马祖在建阳的年代

一般来说,马祖在建阳的时间不长,这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看法。但是关于马祖在建阳

的起止年代,还有必要作更加精细的检讨。

关于马祖何时来到建阳,史料中没有直接的记载,但如上文所述,《宋高僧传》的志贤传和道通传里分别记述了天宝元年二人在建阳佛迹岭皈依马祖之事,于是学者们据此断定马祖当时住在建阳[49]。但是,道通传里提到马祖当时“肇化建阳佛跡岩聚徒”,也就是说马祖于天宝初年开始在佛迹岭接纳门徒,因此王荣国教授认为这一年很可能是马祖开始在佛迹岭聚徒传法的时间,而马祖从初来建阳到发生影响需要经过数年时间,因此他到达建阳的时间应当早于天宝元年,更具体地说,大致应在开元末年[50]。与王荣国的观点不谋而合,铃木哲雄也认为马祖阳的时间是在开元末天宝初[51]总之,根据《宋高僧传》的记载,马祖于天宝元年已在建阳,这一点应无疑问;但是正如王荣国教授指出的那样,马祖在建阳聚徒传法的时间不等于他到达建阳的时间,因此马祖在天宝元年之前一两年已经来到建阳的可能性很大。

关于马祖何时离开建阳,史料中同样没有提供说明。不过,由于马祖离开福建以后到了江西,因此可以根据他在江西的时间推测其离开建阳的大致年代。关于马祖到达江西的年代,史料也没有记载,但是禅宗灯史中有一段怀让派人到江西勘问马祖的著名禅话,可以作为推测马祖到达江西时间的参考依据:

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指怀让――引者)问众曰: “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 “已为众说法。”师曰: “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云: “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 “马师云: 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阙盐酱。”师然之[52]

根据这个禅话可知,马祖到江西传法以后,怀让曾派人前往勘问。那么这段故事应当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关于这个问题,既然已知天宝元年马祖在建阳,那么这段故事只能发生在这一年之后,余下的问题就是确定它的时间下限。根据张正甫的《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53],怀让卒于天宝三年744);《宋高僧传》更明记怀让终于天宝三年八月十日,其塔由马祖所建[54]。很显然,怀让在世时已经知道马祖到了江西,他派人前往江西勘问马祖之事,只能发生在天宝元年以后和天宝三年八月十日之前。考虑到马祖从建阳转移到江西需要一定的时间,以及怀让抱怨马祖到了江西之后迟迟未给消息(“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也就是说当怀让派人勘问马祖时,马祖进入江西已有一段时间,因此可以推断,马祖离开建阳和到达江西的时间大致应在天宝二年,最迟不会晚于天宝三年的上半年。

    综合言之,马祖的建阳经历大致始于开元末期(740741),终于天宝二、三年(743744),他在建阳度过了三年左右时光。关于这一点,铃木哲雄也认为马祖住留建阳的期间为一、二年或数年[55],这种看法与本文的推测也比较接近。

(二)关于马祖进出福建的途径

马祖从哪里进出福建?他的建阳之行经过了怎样的途径?关于这个问题,史料中没有记载。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 马祖离开南岳后到岭南的韶州(今广东韶关)参礼慧能遗迹,然后翻越大庾岭抵达虔州(今江西赣州),再由虔州向东进入汀州(今福建长汀),最后由汀州北上到达建阳;离开建阳以后,越过武夷山前往抚州(在今江西)[56]

如所周知,《宋高僧传》和禅宗语录灯史中只记载马祖到过南岳、建阳、江西,完全没有提到他从南岳到建阳以及从建阳到江西的途中还去了哪些地方。上述说法连马祖进出建阳前后的行进路线也作了具体的描述,可是没有提供任何资料依据,恐怕添枝加叶的成分过多,不足以为信史。这种说法大概源于后代的传说,而传说本身很可能又是在以往关于马祖“又知传衣付法曹溪为嫡,便依之(指怀让――引者)修行”[57]以及“所游无滞,随摄而化”[58]的说法的基础上铺张敷衍而成

此说如何姑且不论,马祖既然到过建阳,就必定有经过某个途径进出闽地的事实。由于史料记载不足,目前无从得知马祖进出建阳经过的是哪一条道路,但是可以通过确认古代福建与内地勾通的主要道路,推测马祖当年可能经过的途径。

据谢道华先生介绍,古代出入福建的主要道路均在闽北,其中连接福建与内地的关口主要有三,即杉关、分水关、渔梁驿,由此三处进入福建的道路均在建阳汇合,故建阳自古以来既是闽北地区的交通中心,也是福建与内地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

杉关位于福建西北光泽县边境,与江西黎川县交界,关内一侧道路经邵武而达建阳,据《大清一统志》,此关“为江闽往来之通道,相传唐广明元年置”[59]。此关若设于广明元年(880),那么通关的道路或应开通得更早。据说元末(1368)明军攻入福建时,即一路“以步骑由杉关邵武”,另一路“以舟师由海道破福州”,不足两月便拿下八闽之地[60]。可见这里不仅自唐以来就有道路可通,而且可供大军过境。

分水关又名大关,位于闽北武夷山市西北边境分水岭上,古属崇安县界内,关外连接江西铅山县,关内道路穿过武夷山市通向建阳,是古来闽赣两地的又一重要通道,故有“入闽第一山”、“入闽第一关”或“闵越要冲”之称[61]。关于此关的历史沿革,清代的记载说: “五代至宋皆置寨于此,元废,明洪武初复置,设巡司”[62]。然据明人李鸿的记述,“汉武帝征闽越,由分水关入,而道路始通,……乾元初,信州始有画壤云。宋平江南,分为江东路,于铅山分水关置驿,由崇安入闽,又于永丰柘阳关亦置驿,由浦城入闽,是为二大关”[63]。可见汉武帝讨伐闽越王时就已派大军到此,唐代乾元元年(758)又在关外划饶、衢、建、抚四州之地设置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市西北天津桥)[64],宋代则在铅山和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之间设分水关,又在永丰(今江西广丰)和浦城之间设柘阳关,以此二关作为入闽通道。元代宋禧曾记述他的闽中之行,说入分水关的当天晚上就到了崇安县驿,次日早上到县城[65],可见此路之畅达。以后,从建阳到分水关约八十公里的道路被称为“官马大道”,成为明清时期福建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命脉[66]

    渔梁驿位于福建最北的浦城县境内,沿着这条驿道,向北可以通向浙江江山县,向南可达建阳。据传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福建时即打到渔梁驿为止,北宋时设立驿站,可见这条道路同样非常古老。

    如果马祖当年进出闽地经过的是通常的大道,那就不会超出上述三条通道的范围。而在这三条路线中,渔梁驿一线向北通往浙江,但是马祖不曾到过浙江[67],因而这条线路可以排除。至于其他两条路线,如果以江西抚州为参考目标的话,那么杉关一线最为捷径,经邵武,过杉关,再入江西黎川,抚州指日可待;若走分水关一线,则须饶行更远的路程,显然舍近求远。根据这样的形势,再考虑到马祖继建阳之后到过抚州的历史记载,那么他当年经杉关一线出闽入赣的可能性应该最大。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也不完全排除他选择分水关一线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相对较小而已。

    这样,马祖离开福建的路线虽不能具体确定,但是其范围还是可以大致把握。那么马祖进入福建的途径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史料中只提到马祖继南岳之后到了建阳,而没有说明他从哪里进入福建。不过从地理形势来看,福建的东北和西南分别与浙江、广东接壤,西面与江西相邻,马祖从南岳前往建阳,只能经过浙、赣、粤三省内与福建相通的某一地方;在以南岳为出发点的情况下,从浙江或广东进入福建的路程相对遥远,取道江西更为便捷,因而马祖从江西入闽的可能性最大。再从古代闽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条件来看,如上所述,自古以来出入福建的主要通道集中在闽北,因而马祖从湖南取道江西、然后从闽北的杉关或分水关来到建阳的可能性更大。

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闽赣之间的其他通道。实际上,古代除了闽北之外,其他地方也有闽赣之间的交通道路,特别是沿着纵贯闽北至闽西的武夷山脉,分布着很多关隘寨堡,是为连接闽赣两地通道的关口。这些关隘的两侧大多山峦纵横,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虽有盐夫茶贩不时经过,然非通衢大道,不如闽北的道路那么顺畅。

上文提到的关于马祖从虔州向东由汀州入闽的说法,意味着马祖当年从江西瑞金进入福建长汀。姑且不论马祖入闽是否真的经过此路,不妨先来看看古时这里的交通条件。古代瑞金与长汀之间确有道路可通,例如在长汀西境隘岭一带,至今保存有古城镇及古驿站遗址。据说古城在宋代已筑有土城,驿站建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有人认为唐代由韶州经赣州至汀州的驿道就从这里通,因此这里是古代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关口[68]。古城及驿站遗址的确可以证明古代瑞金和长汀一带有所谓“福建西大门”的存在,但是这条通道的形成和发展应有其历史的过程,它在最初时期恐怕未必有如后代那般规模。瑞金本为淘金之地,唐末天祐元年(905)始置瑞金监,五代时才升格为县[69],直到元末,这座县城的周长还不足二里,到了明代才建成砖石城墙,至晚明扩大到十里[70]。可见此地乃穷乡僻壤,退回到马祖的时代,主要还是冒险淘金之人的去处。瑞金东邻的福建一侧为长汀,唐代先后为汀州和临汀郡的治所。汀州设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当时州内有三千余户,多是为了逃避赋役而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家;全州共有三县十一乡,至元和年间(806820)只有二千六百余户[71]。可见此地平均一县只有三、四个乡和八百多户人家,如此人烟稀少,于是成为逃户聚集之处。关于瑞金与汀州之间的交通,根据宋代记载,“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72],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启了两地的交通。不过即使有路可通,恐怕也是道路崎岖,险阻丛生,例如位于两县交界处的隘岭有一座最重要的关口,名曰隘岭隘,“其地巉巖嶔岖,林木深阻”,岭上道路于明嘉靖初年(1522)方才修成,崇祯五年(1632)“于隘口扼吭处圈砖为关”[73]。可见,即使已到明代,连号称“江闽要隘”的隘岭隘尚且如此,那么其他通道的情况可想而知。即使现代要在这里开通高速公路,其中仅隘隧道就有1452米(其中长汀段837米,瑞金段615米)之长,可见此地山高地险,道路难行,退回到马祖的时代,若要通过此路,尚不知还要加倍付出几多血汗。

当然,马祖乃是一代高僧,生前足迹踏遍南中国的千山万水,无论走过哪里,山高水险或可等闲视之。但是,在史料有缺的情况下,无论把他入闽的路径设想为闽西还是闽北,都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对此问题不可臆断。

根据上述古代福建与内地交通道路情况的分析,马祖当年进出闽地的可能途径主要有闽北的杉关、分水关,以及闽西的隘岭一带,其中杉关一线路程最近,因此马祖走过这里的可能性也最大。

(三)关于唐代建阳的佛教

如上文所述,明代的永觉元贤已经指出是马祖最早将禅宗“顿旨”带入福建,而在此之前,闽地僧人还局限于“权渐”之教。现代学者也肯定禅宗在福建的流传始自马祖[74]。不过,马祖的建阳之行应当非如沙漠孤舟,假如建阳一带素与佛教无缘,那也很难想像他会来到这里。实际上,建阳地区的佛教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唐五代时期相当繁荣,当地既有的佛教存在,应当是促成马祖建阳之行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马祖的建阳经历也影响了以后福建地区佛教的发展和变化。

福建古有“佛国”之称,闽地佛教历史悠久。建阳也不例外,这里至晚在西晋时期已有佛教流传,例如童游的灵耀寺建于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建阳城东南的水陆寺建于东晋咸和年间(326334[75],二者不仅是建阳最古老的寺院,而且在整个福建境内也是历史悠久的古刹。据县志记载,水陆寺在唐代垂拱年间(685688)还被“拨赐田地”[76],恐怕它在唐代还是当地有影响的寺院。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闽地佛教以唐五代时期最为发达,特别在唐末五代时期,由于闽王王审知的崇佛,福建的佛教更为兴盛[77]。关于王审知入闽以后福建地区的崇佛之盛,南宋黄干曾有简要而生动的记述:

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家设木偶、绘像、堂殿之属,列之正寝,朝夕事之惟谨,髡其首而散于他州者,闽居十九焉[78]

这个记述说明当时福建民众的佛教信仰非常普遍,寺院数量及闽地出身的僧人人数均居全国首位。黄干本身为闽人,作为朱熹的学生和女婿,又有在建阳游学的经历,因而他所说的情况自应包括闽北建阳在内。说到闽北地区的佛教盛况,五代宋初的杨亿曾在他的《杨文公谈苑》里有如下记述:

建州多佛刹,人言吾乡建州山水奇秀,江淹为建安令,以为碧水丹山,,灵木珍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即吾邑也。而岩谷幽胜,上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建(原作“剑”,今改――引者)州今所管六县,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原作“陕”,今改――引者)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此处原有缺文――引者)五十二,仅十区。而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多也[79]

杨亿是闽北浦城出身的信佛文士,他的记述不仅引家乡一带的山川美景和佛刹林立以为自豪,而且列举了建州各县的寺院数字,从中可知五代宋初时期建阳的佛教寺院已有二百五十七所之多。

不难想像,如此众多的寺院不可能全部建成于一时,其中很多应于五代之前就已存在。据1994年编辑的《建阳县志》介绍,建阳佛教始于西晋,盛于唐代,及至清代逐渐衰落;从两晋到明代弘治年间,建阳佛寺共有一百九十二所,其中一百三十一所建于晋唐,占佛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80]。根据刘建先生的统计,唐五代时期兴建的寺院有一百三十一所,其中建于开元年间的有资化寺、开福寺(又名福山寺),建于晚唐时期的有如是寺、下历寺、崇福寺、宝林寺、宝应寺、长乐寺、普化寺、资福寺、蕉源寺、翠岩寺、仙岩寺等,另外还有修建年代不详的唐代寺院均安寺、崇果寺、石床寺、东祭寺、保安寺、妙音寺、南兴寺等;至于建于五代时期的寺院,还有很多[81]。又据王荣国教授的统计,唐代福建兴建佛教寺院共计七百一十五所,其中建阳有五十一所[82],居福建各地之首。另外,铃木哲雄试图通过《福建通志》的寺观记载把握福建地区的佛教容受情况,根据他的统计,在建阳的唐代寺院当中,初唐时期的有三所,中唐时期的有一所,晚唐时期的有十六所;又据他的统计结论,福州和建州在整个福建佛教史上是佛教最盛的地区,而建阳由于地处通向江西和浙江的要道,所以又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如以县为单位来看,建阳也是福建境内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83]

尽管上述统计互有出入,但也足以反映唐代建阳佛教盛况之一斑。当然,就不同的具体时代来说,马祖当时的建阳佛教应该尚未达到晚唐五代时期那么兴盛的程度,但是佛教在这一地区毕竟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积累,马祖不远千里从南岳来到建阳,这一远征的契机应当与建阳的佛教有着某种特殊的因缘,只是由于史料不足,现在无从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已。

马祖在建阳期间开始接纳弟子,从此形成了他自己的教团。上文提到的志贤、道通、明觉等人,都是在此期间投奔马祖的;另外据铃木哲雄推测,大珠慧海和汀州水塘可能也曾在建阳从学于马祖[84]。以后马祖虽然到了江西,但是对福建仍有影响,一方面吸引闽地出身的信徒前往参学,如怀海、怀晖、邓隐峰等,另一方面派遣弟子入闽传法,如水塘、惟宽等[85]。根据铃木哲雄的统计和王荣国的研究,从马祖开始直到唐末,与闽地有关的禅宗僧人共有一百三十八人,其中属于南岳系统的共二十人,在马祖以后传了四代,属于青原系统的共一百一十八人,在闽地的流传共有九代[86]。鉴于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当时禅门的“二大士”,受到各地禅僧的“往来憧憬”,加上南岳、青原二系之间交往密切,因此尽管南岳系在闽地的流传不长,但是青原系在闽地源源不断的流传,恐怕与马祖的影响不会毫无关系。

马祖在建阳住留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意义重大,因为马祖教团的最初形成就在这里。自从马祖教团出现以后,不仅禅宗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使南宗禅的势力获得突飞猛进的扩展,最终给整个禅宗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都带来莫大的影响。如果说中国式的禅是从马祖开始的话[87],那么马祖禅的发祥地就在建阳。因此,建阳作为“禅学渊薮”,也是中国禅宗的圣地之一。

此次调查除了访问圣迹寺之外,还访问了建阳市旅游局、莒口镇政府、建阳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建阳本地学者刘建先生。建阳市旅游局局长谢道华先生的盛情接待和大力帮助,刘建先生的热情赐教,相关部门的提供便利,无不令人感铭在心。谢道华先生除了担任行政工作以外,于建窑的研究方面也成绩斐然,且对建阳地区的考古事业卓有贡献;刘建先生本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编辑出版过字帖和书法大字典,他那厚厚的《大潭书》,将建阳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作了生动细致的再现。建阳人心胸开阔,虽有方言而不自闭[88],热情好客,酒量非凡,富于茶趣,收入虽不很高,却安居小城自得其乐,工作劳动之余,三五亲朋相聚,一边讲述小城的故事,一边品味香茶美酒。这片有着如此出色人物、如此悠久历史、如此文化遗迹、如此悠闲生活的土地,就是马祖到过的地方。建阳,令人神往不尽,使人回味无穷。

2007523日截稿  原载《普门学报》第41期第5998页,20079月)

 

 

 



[] 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九。

[] 参见谢道华《建阳市文物志》第384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 关于建窑,可参见上书第6496页。

[] 关于建本,可参见上书第147152页。

[] 七贤是指南宋时代朱熹、蔡元定、刘、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等七位理学家。

[] 笔者于20063月上旬走访了江西抚州、南昌、赣州,又于3月末走访了南岳衡山。关于江西调查的情况,可参见拙作《马祖道一江西行迹调查记》一文(《普门学报》第三十三期)。

[] 参见《送建州赵使君序》,《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六。安平穆公即指崔造,约于建中末年至兴元元年(约783784)任建州刺史(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2178217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 郁贤皓采取蒋寅的说法,认为《送建州赵使君序》大约作于元和元年(参见《唐刺史考全编》第2180)。但是权文中谓“顷予忝职西垣,殆将十岁”(《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六),就是说他在中书省任职已近十年。按权氏于贞元十年(794)任中书舍人,元和五年(810)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三年(818)去世。若从他始入中书省的贞元十年算起,则写作此文的时间应在贞元二十年前后。同理,赵某赴任建州刺史的时间也应在同一年,而非元和初年。

[] 《宋高僧传》第207页,中华书局,1987年。

[] 同上书,226页。

[] 同上书,第254页。

[] 《景德传灯录》卷六马祖章。

[] 同上书,卷七西堂智藏章。

[] 唐技的碑铭全称为《虔州龚公山西堂敕谥大寂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今存江西赣县宝华寺内。

[] 《元丰九域志》卷九: “佛迹石,大磬石上,有大足跡。昔有胡僧经此,云是佛跡;”“佛跡山,上有足跡,故老相传以为佛跡。

[] 参见《記纂淵海》卷十五。惠州佛跡岩属于罗浮山之一部。

[] 参见《方舆胜览》卷二十“马祖岩”条。

[] 《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三。

[] 嘉靖《建阳县志》卷十六。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

[] 《建州弘释录》卷之上,继藏经》147 817页。

[21] 参见《建州弘释录》博山元来序,继藏经》147 813页。

[22] 参见《建州弘释录》永觉元贤序继藏经》147 814页。文中“闽”字原作“关”,当为“闽”字之误,今改。

[23] 参见《福建通志》卷六十三“圣迹寺”条。

[24] 《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一。

[25] 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第215商务书馆2006年。

[26] 以上引文均见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九。建阳市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刻本。

[27] 此说系根据建阳当地学者刘建先生的口授。

[28] 莒口的“莒”,当地人读为lǔ。

[29] 例如朱熹为他父亲朱松所作的《行状》里就提到他的母亲安葬在崇泰里(参见《韦斋集》卷首、《晦庵集》卷九十七)。朱母墓至今还保存在莒口镇的马伏。朱熹给蔡季通的书信里提到过莒口(参见《晦庵别集》卷一),南宋熊禾(建阳人)作过《建阳莒口桥》的赞文(参见《勿轩集》卷四)。

[30] 据嘉靖《建阳县志》的《建阳县境之图》,崇泰里位于县治西侧,又据道光《建阳县志》的《崇泰里图》,莒口在崇泰里西侧,这些记载分别与今莒口镇及莒口镇中心区的位置相应。

[31]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 “莒口市,在崇泰里,每月以三八日集。”可见莒口至明代为止还是崇泰里的一个集市。

[32] 参见李家钦《建阳大典》第419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阳县志》第840 (群众出版社,1994年)、谢道华《建阳市文物志》第119页。

[33] 因原碑下方被覆盖,故碑文各行的最下端约有二三字欠缺。下同。

[34] 碑文中“康”字剥落,据文义补。

[35] 此字难以辨认,然形似“普”字,姑以录之。

[36] 此字难以辨认,然形似“自”字,姑以录之。

[37] 此字难以辨认,然形似“兴”字,姑以录之。

[38] 宗密圆觉经大疏》卷三之下∶南沙道一,……后因巡礼圣迹,至和上处”(《卍》第14册,第557页)

[39] 《宋高僧传》第221页。

[40] 参见《十国春秋》卷九十七。《十国春秋》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以后《福建通志》卷五十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41] 参见国《福建佛教史》第481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第215 

商务书馆2006年)。

[42] 参见《大潭书》第91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43] 参见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阳县志》第840页。

[44] 参见上书第839页,又参见李家钦主编《建阳大典》第419页。

[45] 谢道华《建阳市文物志》第119页。

[46] 参见性统《续灯正统》卷四十二。

[47] 参见刘建《大潭书》第91页。

[48] 参见上书第417页。

[49] 参见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388页(岩波书店,1990年)、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第3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0] 参见王荣国《马祖道一禅师的传法活动考论》(《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142页,2005 

8月什邡市编印)。

[51] 参见铃木哲雄《唐五代の禅宗》第115页,大东出版社,1984年。

[52] 《景德传灯录》卷五。又《古尊宿语录》卷一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53] 载于《全唐文》卷六一九。

[54] 参见《宋高僧传》第200页。

[55] 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第84,山喜房佛林,1997年。

[56] 参见李浩《马祖道一大师传》第555769页(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又参见郭辉图《马祖道一生平年谱》(四川省什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马祖道一研究资料集》第408页,20058月什邡市编印)、《马祖道一返蜀的时间、动机及其影响》(《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1页,20058月什邡市编印)。

[57] 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

[58] 《宋高僧传》第221页。

[59] 转引自《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2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0] 参见王禕《书闽中死事》,《王忠文集》巻十八。

[61] 分别见《大明一统志》卷七十六、《大清一统志》卷二四二及卷三三一。

[62] 《大清一统志》卷三三一。

[63] 李鸿《封禁考略》,《江西通志》卷一四一。

[64] 参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921页。

[65] 参见宋禧《過崇安縣留贈稅使夏文敬》,《庸菴集》巻六。

[66] 参见刘建《大潭书》第388389页。

[67] 有的学者根据宗密关于马祖到过处州(今浙江丽水)的记载,认为马祖到过浙江(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2292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然宗密文中的“处”字显系“虔”字之误,故“处州”应指虔州(今江西赣州)。

[68] 参见《福建西大门――长汀古城镇闽赣交界处古驿站遗址》(作者不详),《中经在线》网,http://www.ceh.com.cn

[69] 参见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八“江西六”。

[7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八“江西六”。

[71]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第722723页,中华书局,1983年。

[72] 参见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

[73] 《大清一统志》巻三三三。

[74] 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82页、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第80页。

[75] 参见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七,又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1013页。

[76] 参见《水陆寺碑记》,载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七。

[77] 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141154页、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第7273页。

[78] 黄干《处士唐君焕文行状》,《勉斋集》卷三十七。

[79] 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六十三。

[80] 建阳地方志纂委《建阳县志》第839页。

[81] 参见刘建《大潭书》第9092页。

[82] 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47页《唐代福建兴造寺院区域分布表》。

[83] 见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第7578

[84] 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第8384页。

[85] 参见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8386页。

[86] 铃木哲雄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统计,唐代与闽地有关的禅宗僧人共计一百三十七人,其中南岳系二十人,在马祖以后传了四代,青原系一百一十七人,自青原下三世至十世共传八代(参见《唐五代禅宗史》第80页)。然而据王荣国教授的研究,其实在《景德传灯录》卷十四的目录中还有一位青原下二世的福州碎石和尚,青原系禅僧的入闽只比南岳系稍晚一代(参见《福建佛教史》第97页)。铃木哲雄的统计显然忽略了福州碎石和尚。

[87] 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和柳田圣山都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88] 从浙江南部到闽北一带,因山岳阻隔,自古便为小方言集中之地。然建阳人无论老少,大多乐于用普通话接应南来北往之人,这种现象大概刚好是此地自古为交通要道的文化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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