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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

本文作者: 9年前 (2009-12-27)

  高原上的古通道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棗吐蕃尼婆罗道。这条道路经拉…

 

  高原上的古通道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棗吐蕃尼婆罗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再经尼婆罗首都而入印度。

  这条道路南端最初的开通,可能与藏王松赞干布迎请尼婆罗赤尊公主有关。据藏文典籍《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派大臣吞米桑布扎为“迎婚使”,携带着大量金币、金粉、璎珞等礼物前去尼婆罗请婚。开始,尼婆罗王借口吐蕃之地荒凉且无佛教而不允,吐蕃则威胁说:“如不许以公主,则发五万化身军队,令其摧毁尼婆罗,且将公主带来。”尼婆罗王无奈,只好同意将公主下嫁吐蕃。赤尊公主入藏,藏史记载松赞干布曾派人至芒域迎接,尼婆罗臣民也将公主送至芒域。而“芒域”的中心位置,大致就在今日西藏西南部中尼边境的吉隆一带。唐代初年,唐王朝遣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便利用了松赞干布时期凿通的南段路线,从而将从中原经吐蕃,再经尼婆罗而至印度的南、北两段通道全程连通。

  在此之前的中印陆路交通,多是采取“天山道”(即传统的“丝绸之路”)或者“云南道”。这条新路开通以后,立即成为佛教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高僧玄照、玄太、道方、道生、玄会等人,都是从这条新道西行印度求法;西藏佛教“前宏期”的奠基人之一莲花生大师从印度进藏,也是走的这条经过“芒域”入山口的道路,相传他还曾在此降服过本教的“十二女神”,将她们收伏为佛教的护法神。不仅如此,中原的纸与造纸术,也经由此道由吐蕃传入尼婆罗和印度。

  然而,1000多年的历史风尘早已湮灭了这条古道的痕迹,后世的人们已难以辨明其具体的走向与出山口究竟在何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力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唐使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为了调查证实这条古代国际交通线上的历史遗迹,我们这支考古调查队沿着吉隆与中尼边境一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踏查,取得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发现,从而揭开了唐代中西交通史迹考古上重要的一页。

  罗桑老人的情怀

  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在当地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老人,他不仅对这里的风土民情、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而且还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感。最与众不同的,是他怀里无论何时都揣着一架十分精致的折叠式望远镜,那还是上个世纪从英国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只要他端起望远镜四处眺望,周围的老少爷们无不流露出由衷的敬慕神情。

  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罗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经常主动为我们带路、翻译。一天在野外调查的途中,他表情有些忧虑地提到,现在县城北面的马拉山下,县里正在修建一条水渠,可能要炸掉一块“神石”。他想请我们出面跟县里说一下,不要破坏了这块“神石”,因为乡里的老人常常要到那里去朝拜,向它供祭酥油和“风马旗”(藏区一种印有狮、马、虎、龙、鹏及佛像的小旗幡,以示对天、地、人三界神灵的崇拜)。

  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块石头可不一般,上面刻有好多汉字。”我们一听,立刻感到这个线索十分重要。回到县城,马上向主管工作的县委刘书记打听这件事。刘书记证实道:的确有这么一块石头,上面有些模模糊糊的汉字,大概是清代赵尔丰时期刻的吧,请你们去看看重不重要,不要紧的话,过两天群众开渠就要把它给炸掉了。棗这一带由于在清代曾驻扎过屯垦的清兵,所以人们都对“赵尔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请罗桑老人作向导,驱车前往马拉山口。

  车出县城,向北行驶约5公里左右,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山沟。在离沟口不远处,罗桑让司机停车。他领着大家步行片刻,穿过一条名叫“鲁玛满久”的小溪,爬上山坡,来到一块崖阴下面,用衣袖揩了揩上面抹涂的厚厚的一层酥油,指着一块长宽不到一米的岩面对我们说:“看吧,就是这块石头!”

  我们凑近岩石细细观察,上面隐隐约约的确可以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每个字约2厘米见方,都有阴线刻出的方框相间,但由于上面抹涂的酥油太多,无法准确地识出。于是,从车上取来汽油喷灯,烧热一锅温水,逐行逐字的洗净酥油。猛然,眼前一亮,岩面上开头的一行文字十分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眼前:“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

  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一通唐碑?!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从清洗干净的石刻额题上,一排每字约5厘米见方的篆书也显露出来,虽然有些漫漶不清,但却可以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直到这时,我们方才确信,眼前这通下半部已残的摩崖石刻,既不是一块西藏常见的宗教信拜物,也不是所谓赵尔丰所刻的石碑,而的的确确是一通唐代碑铭,从碑铭的书体、行文格式,也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面前,我们强压下内心的激动,加紧进行清洗,当时已经预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会让世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

大唐使节的碑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的222个文字全部清楚地显露出来,其中虽有相当部分的文字已泐陨,但其大意仍可以断断续续地得以了解。碑文记载云:大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杨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当于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从而可以完全断定,这是一通由当年大唐使节王玄策等人所建立的出使天竺的“记功碑”,也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有关唐代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的实物史料。碑中所记王玄策,据唐史记载,系洛阳人,在唐初贞观、显庆年间曾奉旨前后三度出使印度,是唐代中印交通史上十分著名的旅行家。通过后来进行的研究考证,我们才知道这通碑铭的发现,解决了历史上有关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中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过去史料记载十分混乱,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新发现的碑铭可以确知其是在唐显庆三年从中原出发,经过一年的旅行抵达中尼边境吉隆,然后才越过边境去往天竺。其次,是王玄策使团所选取的路线,过去对其究竟是从哪个山口出境的,也多存歧义,现在通过他们所建石碑的位置,可以确认其是采取由吉隆马拉山口的路线,向南出尼婆罗边境。其三,关于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的随行人员与外交目的。过去的史料中短缺,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碑文所记加以复原,弥补史书的重大不足之处。

  除此之外,这通初唐的碑铭还对于研究当时的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等问题也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这通碑铭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所发现的汉文石刻碑铭中年代最早的一通。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早165年。结合当时的唐蕃关系看,王玄策第三次出使之时,松赞干布已经去世,由吐蕃“大伦”禄东赞执掌朝政。禄东赞从唐高宗显庆元年起,由于发兵击白兰氐、吐谷浑而与唐处于对峙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唐使团还能够自中原越吐蕃腹心地带直抵其西南边境,说明尽管当时双方的关系虽已变得十分复杂,但也十分微妙。这当中很可能与文成公主所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关系。据史料记载,这条“尼婆罗道”初通之时,高僧玄照法师就是在吐蕃得到文成公主的指点和资助,才通过此道顺利抵达天竺的,而从文成公主的生卒年代上考证,当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时,文成公主还应在世。所以王玄策一行能够成行,是否也与得到文成公主的协助有关,是值得考虑的因素。碑文中还提到了不少历史地名,如“小杨同”这个地名,过去中外学者提出的地望很不一致,现在如果根据石碑本身所在的位置作为坐标来加以考察,这个历史上的不解之结也就迎刃相解了。

  如果不是罗桑老人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神石”情有独钟,如果不是我们这支考察队恰好赶在群众开渠炸石之前到达吉隆,那么,这块重要的碑或许将会永远地从这里消失,留下藏汉两个民族永远的遗憾。

  唐碑发现之后

  在对这块碑铭进行清洗之后,当天已经来不及进行详细记录、拓片,我们立即赶回县城,把这一重要发现向县政府作了汇报,并紧急电告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请求采取保护措施。次日,我们再赴现场对唐碑作了记录、拓片。

  第三天,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文化厅方面也派员赶来吉隆,与当地政府共商制定保护方案:一是请当地有经验的工匠将石碑整体切割下来,运回拉萨加以保护;二是就地采取保护措施。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按照第一方案,一是可能在切割、搬迁的过程中造成石碑的损坏,甚至更可能使石碑全部解体;二是如果离开了石碑的原生地点,作为一种中外交通史的史迹,也就失去了它具有的特殊意义。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案被认为比较合理可行。最后,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原定的水渠改道修建;二是对唐碑就地加固保护。

  唐碑发现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引起的轰动,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东洋史专家池田温称“这是能够与文献相对应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得大书特书”,另一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藏史专家山口瑞凤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历史地理学上重大问题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中原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的历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各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都向各界公布了西藏高原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然而直到今天,这通碑虽然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例如,碑文中除王玄策之外,还出现有贺守一、刘嘉宾、刘仁楷等人的名字,这些人中有的显然是王玄策使团的成员,但却至今未能在唐代的文献史料中查找到关于他们的材料。在当时如此重大的事件中,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来自何处?在使团中承担何种使命?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找到答案。此外,碑文中还提到王玄策、刘仁楷选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组成出使团的随员,这些关内的良家子弟们是6人,还是60人?碑文中这个很关键的字的泐陨,也给我们推测使团的规模留下未解的谜团;至于这些跟随王玄策历尽千辛万苦的出征健儿的英名,也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而沉入史海,无人知晓。

  吉隆唐碑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西藏高原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证明了喜马拉雅山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能早在汉唐时代,这里便有过一条“高原丝绸之路”或“佛教传播之路”存在,吉隆唐碑的发现,仅仅不过是撩开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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