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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的寺塔与城市空间景观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1-11)

地标物…


                                        


       地标物是城市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建筑组群等,一般在城市中心地段,或位于空间轴线的起始点和交汇点,地位特殊,具有良好的观赏视域,“图形一背景”的主次结构清晰,其关键的物质形态在整个环境中令人难忘,地标物是观察者的外部观察参考点,有着清晰的形式,与背景形成对比,占据突出的空间位置,因而很容易被识别。唐长安城中林立的寺塔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地标物,它们是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段成式《寺塔记》记载,长安寺塔18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西京外州的寺观壁画》中,记有寺塔45处,其中长安寺塔34处,洛阳寺塔11处,可见,寺塔在长安城中占有一定的数量比例。

        大庄严寺塔。位于永阳、和平坊东半部,仁寿三年(603年),隋文帝为皇后立禅定寺,由工部尚书宇文恺督建。“…永阳坊……半以东大庄严寺,隋初置,仁寿三年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尺),(周)匝百二十步,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之比”[1]。《续高僧传》也称“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间等宫胭,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2]。大庄严寺塔高度合97米。

       大总持寺塔。位于永阳、和平坊西半部。“(永阳坊)半以西,大总持寺,隋大业元年场帝为父文帝立,初名禅定寺,制度与庄严同,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东)浮图不异[3]。

        荐福寺塔。位于安仁坊西北隅。院门北开,正与寺门隔街相对,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4]。“浮图凡十五级,高三百尺”,荐福寺塔高度合88米。据北宋政和六年《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记:“自景龙至本朝政和丙申(1116年)三百九十二年(实为409年),风雨摧剥,檐角垫毁,……泊以周回副屋,堕砖所击,上漏下湿,损弊尤甚。”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荐福寺条下有金元时注:“贞佑乙亥(12巧年),塔之缠腰尚存。辛卯(1231年)迁徙,废荡殆尽,惟砖塔在焉。”1960年此塔整修,发现塔底层外壁遗留有梁头卯孔,证明塔底层原来确实建有周圈木构副阶,即史料中所谓的副屋、缠腰[5]。

        大慈思寺塔。位于晋昌坊半以东。慈恩寺塔是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根据玄奖法师建议而营造的:“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得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流失,兼防火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伽之故迹。……赦……宜用砖造,……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四面各一百三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6]。端门的位置当在中轴线上中院(或寺院)南门之外。高宗“改就西院”,立于中院之外并偏离中轴线的地方。塔建成后,约五十年,开始崩塌,于是在武后长安(701一705年)重建,《长安志》记载:“(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其注曰:永徽三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奉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焕烂,东有翻经院”[7]。“东夏刹表旧式”即指仿木构楼阁式塔的样式。慈恩寺塔(大雁塔)雄伟壮观,登临远眺,京都繁华一览无余,文人雅士到此,无不吟诗作赋,岑参的“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橙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弯”传为吟咏雁塔之名篇。慈恩寺塔高度合88米。

       清禅寺塔。位于兴宁坊清禅寺。《续高僧传》记载:“开皇之初,……崇建浮图一区,用酬国俸。帝闻大悦。……开皇十一年(591年),晋王镇总杨越,为造露盘并诸花饰。十四年(594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惊耀太虚,京邑弥最”,费用“料钱三千余贯计,砖八十万”[8]。

       青龙寺塔。位于新昌坊青龙寺。塔基位于中三门遗址正北25米处,平面呈方形,长宽皆巧米,塔基残存厚1.6米。塔基中部有一南北长4.4米、北端宽4米、南端宽4.4米的直壁方形坑,坑深由现存塔基面向下1.8米,从其位置看,当是塔心的地宫部分[9]。从遗址规模看,此塔或为隋唐时期所盛行的木塔。

        法界尼寺塔。位于丰乐坊法界尼寺。“隋文献皇后为尼华晖令容所立。有双浮图,各崇一百三十尺”[10],法界尼寺塔高合38米。

       大兴善寺塔。位于靖善坊大兴善寺。唐跳宗咸通年间张乔《兴善寺贝多树》:“势随双刹直,寒出四墙遥”。

       大云经寺塔。位于怀远坊大云经寺。“(大云经)寺内有浮图,东西相值。东浮图之北佛塔,名三绝塔,隋文帝所立。塔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绝为名”。“此寺当中宝阁,祟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11]。

        静法寺塔。位于延康坊静法寺。“隋开皇十年,左武候大将军陈国公窦抗所立,寺门折抗宅棨戟所造。西院有木浮图,抗弟琏为母成安公主建,重叠绮丽,崇一百五十尺”[12],静法寺塔高合44米。

        西明寺塔。位于延康坊西明寺。据苏顾(肠于727年)《唐长安西明寺塔碑》,寺内有塔,但碑文中并没有有关佛塔位置、规模及形式的记述,仍是着重于殿堂、观阁的描写[13]。可见佛塔在寺内的地位,不能与佛殿相提并论。

        兴福寺塔。位于修德坊兴福寺。贞观八年立为寺。圭峰禅师“会昌元年(841年),坐灭于兴福塔院”[14],知寺内有塔,但方位不祥。

        千福寺塔。位于安定坊千福寺。咸亨四年立为寺。“千福寺西塔院~一东塔院额,高力士书。……楚金和尚碑……鲁公所书,即《多宝塔碑》也。塔在寺电造塔人木匠李伏……”[15]寺内有东、西二塔,西塔即多宝塔。

        资圣寺塔。位于祟仁坊资圣寺。龙朔三年立寺。寺内有“团塔院”,又称“北团塔”[16],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l7]。塔当立于寺院北部,塔上画有菩萨和花鸟。

       兴唐寺塔,位于大宁坊兴唐寺。神龙元年立寺,寺内有“东塔院”[18]。

       慈日寺塔。位于怀德坊慧日寺。开皇六年立寺。寺内有九层浮图,一百五十尺,贞观三年,沙门道口所立。李俨《道因法师碑》,法师终于长安慧日之寺[19],慧日寺塔高合44米。

       赵景公寺塔。位于常乐坊赵景公寺。“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侧。塔既可移,应是木构。

       隋唐时期,祈福建塔仍是社会上主要的佛教建筑活动之一,塔的结构也仍然承袭南北朝时期的木构与砖石两种主要方式,木塔在唐时占有较大比例。砖石塔外观上主要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平面形式以方形为主。在上述塔中,木塔有大庄严寺塔、大总持寺塔、静法寺塔、赵景公寺塔、青龙寺塔、千福寺塔等。砖石塔有清禅寺塔、荐福寺塔、大慈恩寺塔。不能确定塔材质的有法界尼寺塔、大兴善寺塔、大云经寺塔、西明寺塔、兴福寺塔、资圣寺塔、兴唐寺塔、葱日寺塔、光宅寺塔等。上述塔中,按塔高来排列,大庄严寺塔、大总持寺塔(三百三十尺97米)、清禅寺塔(一十一级京邑称最)、大慈恩寺塔(六级三百尺88米)、荐福寺塔(十五级三百尺88米)、慧日寺塔(九层一百五十尺科米)、静法寺塔(一百五十尺科米)、法界尼寺塔(一百三十尺38米),不能确定塔高的有:青龙寺塔、大兴善寺塔、大云经寺塔、西明寺塔、兴福寺塔、千福寺塔、资圣寺塔、兴唐寺塔、赵景公寺塔等。

        

        建筑以一定方式的组合形成城市空间,建筑相互之间的关联组合,决定城市空间的大小、形式和用途,建筑是城市空间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地标物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其清晰的形态在塑造城市空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集中于两点:

       其一,影响城市的空间肌理。人类从聚居活动开始,在大自然的土地上最基本的行为活动就是道路和场所。形成城市时,错综复杂的道路网和场所就形成了它在城市地面的肌理组织,它反映了城市地面和立体空间的状态,并反映城市新旧更替和发展开拓的过程。我国古代城市的空间肌理是细密和均质的,现代城市的空间肌理由于工业区、文化区、商业区、居住区等功能划分,每个区内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布局方式等也都有所差异,形成了整体的不均质、粗犷的空间肌理,并且在不同的空间层次都具有新的变化。唐长安城是棋盘型城市,其肌理的构成规律是基本形加上骨架。骨架是城市肌理的组织结构,由棋盘形街道确立,基本形由建筑物及其聚集方式确立。建筑对城市景观的影响经常集中在地标物上,它是观察者的外部观察参考点,往往越是熟悉城市的人越依赖地标物作为向导。使建筑成为地标物通常由两种方式:一是使它在很多地点都能看到;二是通过与邻近元素退让或高度的变化,建立局部的对比[21]。

       其二,表现城市的空间景观意象。唐代,为了维护坊市制度的严密性,规定民居、商用建筑皆不得起楼阁。如唐大历十四年(780年)六月一日救:“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救百日内毁拆”[22]。文宗太和九年(832年)六月赦:“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23]。《唐律》还规定:“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仗一百。虽会赦令,皆令改正”。如高宗时期,河间王李孝恭子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侯晦言日:‘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不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楼”[24]。在这样“不得起楼阁”的大背景下,长安城内绝大部分为低层院落式住宅,但宇文恺在利用地形上颇费心机,将长安城内六条高坡附会成六艾卦象,“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乾卦六爻,分别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九高岗被视为“潜龙”,属于“勿用”之地。上九高岗被视为“亢龙有悔”之地。九二高岗被视为“见龙在田,利在大人”之地。因而只能“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高岗被视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之地,在这里立百司,是要求百司百吏谨慎小心,忧深思远,效忠皇帝。“九五”高岗被视为“飞龙在天,利在大人”之地,这一爻最贵重,官民人等当然不能居住,因而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郭城内各坊当坡头之处,皆为官衙、王府和寺观所据,这不仅突出了这些建筑物的高大雄伟,突破了板滞的平面形制的局限,实现了构图的完整,使空间形式富于变化,而且严密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有利于都城防卫。唐长安城寺塔林立,寺塔是城内的高层建筑,寺塔建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建筑的空间组织形式,实际上决定了除宫殿区以外的长安城的外观和风貌。西南角地势低下,因此在西南角永阳坊建禅定寺(庄严寺),寺内建高三百三十尺的木塔,又建大总持寺,寺内制度与庄严寺同,二寺占据永阳、和平二坊之地。《雍录·唐曲江》说:“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幽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26]。外郭城的东南角高,西南角低,因而采取高处凿池,低处建塔的处理,使之平衡。这的确是利用和改造地形地势,以不同的结构方式、不同的体积和外观的建筑来达到平衡的独特创造。在长安主街朱雀街上除兴善寺、玄都观夹街对峙外,在安仁、丰乐二坊也有荐福寺塔与法界尼寺之双塔隔街相对,法界尼寺的双浮图各崇一百三十尺。唐建大明宫后,城市中心东移,大明宫正殿含元殿与晋昌坊的慈恩寺塔遥遥相对,慈恩寺塔成了大明宫前形如屏障的主要对景。大明宫前远方有崇仁坊的资圣寺塔,新昌坊内的青龙寺塔,曲池坊的建福寺内崇一百五十尺弥勒阁。这些塔和高大雄伟的宫殿,遥相呼应,起到了控制总体城市空间的均衡作用,也构成城市的立体轮廓。

       由于长安城内宫殿雄伟,寺塔高耸。如果在适当的角度,就会欣赏到优美的天际线。城市天际线即空间的天际轮廓线,城市天际线是城市景观地形和地物要素以天空为背景的连续界面,是城市的空间总貌,是一个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和城市格局之间的有机体给予人们的综合印象。人们看到的具体轮廓线是人们在相距一组城市形体足够远之后所看到的城市建筑群展开形成的天际线,是个体形象退居于群体形象之后的一种群象特征。由于建筑实体的真实感和天空虚无缥缈形成的强烈视觉反差,所以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城市天际线,给人的视觉造就的是一幅幅步移景异的剪影艺术品。形成天际线主要是自然地理因素、建筑规划控制、建筑风格、动态作用等等造成的。城市天际线注重的是建筑的叠加效果,遵循“实一空一实”的美景韵律,“实”即地平线上的建筑物,有高低宽窄的变化,“空”即建筑物之间的空隙,有广狭长短之分。从长安城南面北望,其郭城正中是体量大、形制庄重的明德门楼,向左右,经形制较小的启夏、安化城楼作为空间轮廓的过渡,而延续到城之两角。建有游廊亭榭的芙蓉园、西侧的弥勒阁与体积巨大尺度高的庄严、总持二寺的木塔遥相呼应,它们正是城内高低错落、绵延不断的建筑群在节奏上有力的一个收束,在视觉上则严格规定了城市范围和封闭性平面的设计特点,庄严、总持二寺高耸天际的木塔,实际上起到了唐长安城西南角的界标作用,崇三百三十尺的庄严、总持二寺木塔和崇一百五十尺的弥勒阁以城墙为前景,形成一幅剪影式的画面,呈现的是精彩的、完整的、有一定韵律节奏的城市轮廓(图l)。


唐长安城的寺塔与城市空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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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城朱雀大街是通向宫殿区的南北御街,十分宽大,形成了良好的视通廊,从朱雀大街中部往北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朱雀门楼,向左则会依次看到法界尼寺双塔、含光门楼、静法寺塔、西明寺塔、大云经寺双塔,向右则会依次看到荐福寺塔、安上门楼、资圣寺塔,这是一道起伏较大的天际线(图2)。

唐长安城的寺塔与城市空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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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红 郑州大学博士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  宋颖慧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别教授)

注释:


[1] [3]《两京断记》卷三
[2〕《续高僧传》卷十八。
[4]《长安志》卷七,《安仁坊》。
[5]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7]《长安志》卷八
[8]《续高僧传》卷十七《释昙崇传》。
[9]中科陇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l0]((长安志》卷九《丰乐坊》。
[11]《长安志》卷十《怀远坊》。
[12]((长安志))卷十《延康坊》。
[13]((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七。
[14〕《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引裴休《圭峰禅师碑》。
[151((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引《唐画断》及《名画记》。
[16]《历代名画记》卷三《资圣寺》。
[17]《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崇仁坊》。
[18]《历代名画记》卷三《兴唐寺》。
[19]《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怀德坊》。
[20]《寺塔记》卷上。
[21] [美]凯文·林奇著.方盖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
[22]《唐会要))卷五十九《工部尚书》。
[23]《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
[24]《旧唐书》卷六十《河间王幸恭传附子晦传》。
[25]《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
[26]《雍录》卷六《唐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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