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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满韩愈对待佛教态度 批评他是唯心主义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8-05)

核心提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

核心提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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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资料图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佛教》  作者: 王兴国  出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2]。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41年12月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曾从师于我国现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汤用彤,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早在1959年10月,毛泽东就曾在一个深夜找任继愈谈过话,内容涉及哲学、哲学史、宗教研究等(任继愈:《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1978年12月20日《文汇报》)。1962年,任继愈将自己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的论文七篇,其中包括与汤用彤合写的一篇,题名《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交三联书店于1963年10月出版。这七篇文章的题目是:《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与汤用彤合写)、《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作为前一篇的附录)、《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

此书出版的时间虽标明是1963年10月,但根据出版社的情况,一般正式出书要晚于上述时间。而前述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表明,当此书出版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它,并作出了反应。由于任继愈的这本论文集只讲了从汉代至唐代的佛教,所以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说: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遵照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批示的精神,1964年7月,任继愈奉命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长期担任了该所的领导职务。在此前后,毛泽东又找任继愈谈过话,还请他吃饺子。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联系毛泽东批示和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作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从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

韩愈在唐代是以辟佛而称著的人物之一。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宦官杜英奇从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宪宗命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

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佛教崇拜的狂热之一斑。对此,韩愈很不以为然,他给宪宗上了一篇《论佛骨表》。在表中,韩愈从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立场出发,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他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的远古时代,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自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韩昌黎集》卷三十九)显然,韩愈列举这些历史事实,是为了向宪宗说明事佛求福,是根本靠不住的,这一着正好击中了宪宗的要害。所以宪宗览表之后,大怒,欲加韩愈以极刑。赖裴度、崔群力救,才改为贬潮州刺史。

韩愈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辟佛,而且企图利用儒家的思想材料,创立一个能与佛教和道教对抗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因为自从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它自身思辨体系比较严密,另一方面又逐渐与中国传统思想某些内容相结合,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颇有取儒家传统思想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这不仅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因此如何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与佛教的理论体系相抗衡,便成了当时思想界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韩愈意识到了这一任务,并企图努力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他的卓绝之处。但韩愈在创立新理论体系的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他只注意民族思想传统的继承,而忽视甚至排斥对外来文化优秀内容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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