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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在“宗教与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1-07-19)

大会发言席 大会现场 中国佛学网北京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联合主…

 

李利安教授在“宗教与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大会发言席 

李利安教授在“宗教与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大会现场

 

    中国佛学网北京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联合主办的“宗教与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宗教学会第七次全国会议于2011年7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的领导,中国五大宗教团体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媒体代表近百位参加了本次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等分别致辞。会议分为4个议题,依此构成四大场次:宗教与社会和谐、宗教与文化、宗教与和平、宗教学相关研究,共有38位代表分别在不同的场次上做大会发言。

    根据大会安排,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在以“宗教与文化”为主题的第二场做题为“宗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的大会发言。他的发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第二部分关于宗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他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总背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总趋势。

    他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总背景表现在两个层面,从国际层面来看是文化的全球化,也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或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趋同化及由此而展开的全球文化的空前会通趋势,是西方文化强势地位进一步延续前提下的文化会通,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日益认同与不断流行,是其他各种文化不断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是人类文化在合流进程中的不断进步,而这种进步的核心标志就是文化更加符合人性,更加符合现代生活,更加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从国内层面来看,就是中华文化的虚弱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五千年传承的文化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猛烈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毁灭性打击,在今天已经支离破碎,在自身结构与实践推广方面,今天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像古代社会那样存在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二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美丽圣洁的部分,今天更多地体现在经典的文本中、文物与遗址的残存中、专家学者的文字中、政界高层的美丽话语之中、国学体系内部分文化形态的载体中(如琴棋书画等),而在政府与社会管理体系中,在民众的精神领域以及社会实践领域所剩无几,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一些不遗余力地赞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们的真实精神境界与实际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至今的劣根性因素依然比比皆是,与现代社会发展潮流存在很多隔阂,无法支撑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冷静地理解和深刻地回味;四是中国当今所倡导的文化,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所谓的先进文化,均没有形成能够支撑民族复兴的文化体系,反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狭隘的甚至在一些人那里成为一种奴化性的教育,成为中华文化真正复兴的束缚。

    李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总目标不是文化传统的接续,或固有文化体系的修补,也不是古今或中西文化冲突的弥合,更不是文化促进和谐或文化维护稳定。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目标,应该是由文化复兴引领和支撑政治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资源。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逐步地也是全面向西方学习,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真正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人勤劳智慧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迅速得到释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令全球瞩目。但中国的问题也是举世公认的。财富不公,公权滥用,贪污腐败,人文淡漠,道德沦丧,精神涣散,一切向钱看,奴性极其普遍,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普遍缺失,这些现象说到底是文化素质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已经获得高度发展之后,这些问题的文化性探源更成为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经济腾飞并非必然通向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必须通过文化的真正复兴才能实现。一种不理解民主、没有公民意识的社会、一种没有公平与正义感的民众,一种得过且过、同流合污的精神风貌,是不可能支撑一个民主体制并推动民主体制的运行的。所以,文化复兴不是全面复兴国学,不是简单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寻找,也不是将“以德治国”作为最主要的途径,更不是孔子学院的纷纷建立与儒家学说的粉墨登场,判定中国当代文化复兴的唯一标准或者说是终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堪任引领和支撑中华民族全面而真正崛起的历史使命,并在崛起之后,以特有的文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而既塑造了民族精神,也获得世界的尊重。总之,文化复兴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化复兴就是理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启蒙,就是现代精神的陶冶,就是内在素质的全面升华,就是从文化上重塑当代中国人,并由这种重塑了的中国人去迎接一个自由、公正、民主的社会和真正强大的、受人尊敬的中国。

    他说,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必将是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三方会通,尤其是中西文化的会通。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发展?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表面上看,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极其繁荣,各相关主管部门都可以举出一大堆数据来证明这种繁荣的真切实在;另一方面,国学热持续不衰,传统文化复兴势头正猛。可是文化不是用来说唱的,不是用来玩赏的,不是用来开发经济利益的,不是用来维护稳定的,不是为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而是用来塑造民族灵魂的,用来支撑公正社会的,用来维护生命尊严的,用来实现真正幸福的。综观中国的现状,我们就知道,无论是文化的繁荣,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国学热的蒸蒸日上,都没有起到文化复兴的真正作用。在目前中国的文化类型中,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中涉及人类普世价值的部分,正在持续深入人心,并将进一步深得人心。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个人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独领风骚,但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虚弱至极,难当重任;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优势占尽,但在中国依然困境重重,而且也仅仅是一部分先进分子的指导思想,并非强制性为全民的共同信仰;西方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背景下迅速进入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西方文化一浪高过一浪地传入中国,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成为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的热烈选择。由此激发的中西文化关系的大论战成为近代中国的最大学案。可以这么说,近代中国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始终是围绕着中西文化关系而起伏变迁的,处理好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不可逾越的前提。拒绝西方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行的,即使是获得广泛赞同的“中体西用”,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中体”基础上的“西用”是本质不改、框架依旧、底蕴未变前提下的外在利用,是一种功利心态的表现。历史的经验向我们昭示,中西方文化必须走向真正的会通,中国的文化发展才能迎来世纪性突破,才能有希望实现真正的文化复兴,并在这种复兴中迎接和支撑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关于宗教在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问题,李教授从具有战略意义的六种文化关系展开说明。这六个方面是,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文化一体与文化多元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与文化自立的关系,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的关系。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部分的发言仅仅为核心要点,并没有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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