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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教授发表“2010年中国佛教报告”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1-08-05)

内容提要:2010年度的佛教报告,从以下八个方面报告和评述了佛教积极稳健的发展状况:一、中国…

    内容提要:2010年度的佛教报告,从以下八个方面报告和评述了佛教积极稳健的发展状况:一、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二、与中国佛教有关的新政策法规;三、佛教界和佛学界共同关注的学术研究热点;四、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突出表现;五、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基本状态;六、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趋向;七、中国佛教权益保护的积极推进;八、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新一页。在“问题与思考”部分,报告者分析了佛教寺院数量与信仰人数比例失调的局面和改善乏力背后的计划性思维,建议以信众需求为本,加以合理疏导和依法管理,彻底化解20年来未能解决的所谓“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的问题,使佛教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中国佛教 积极  稳健

    作者简介:王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哲学和佛教艺术研究,著有《中国佛教表现艺术》等专著。

    中国佛教的2010年,是在积极稳健的发展中度过的。政、教、学、企,无论是信仰者还是研究者,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参与者,都对佛教的健康发展表示深度关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新理事会领导成员的确认,充分显示了积极稳健的趋向。在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共同支持下,以“百年辛亥 百年佛教 丕振宗风 继往开来”为主题的“中华佛教宗风论坛”隆重举办,影响广泛;永信法师作为第一位走上 “欧洲论坛”的中国僧侣,阐释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内涵,受到各国政要瞩目;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巨大自然灾害面前藏传佛教僧侣的无畏投入、慈悲情怀和爱国精神,使西方为之震撼;“蒙古佛教”概念的理论探讨,在佛教传承体系观念方面不囿成见,求真务实,立意深远;总之,全年各项活动的推进,都展现了这种积极进取、稳健发展的态势。多年来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正在得到正视和改进,虽然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全部解决,但是佛教界和佛学界的共同忧患意识、认真思考和切实行动,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2010年7月26日,《中国宗教的现状与未来——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调查数据 ,认为最近30年来在中国恢复最为迅速的宗教还是佛教,信仰者人数也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大约占18%,也就是说认同信仰佛教的人大约有1.85亿。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当中国只有6亿人口时,中国领导人曾经估算佛教信仰者大约1个亿,如今人口达到13亿多,信佛的人恢复到2亿左右是比较正常的。由于佛教信仰的确认方式不同于西方的“受洗”制度,信众虽多,但是举行“三皈依”仪式的较少,正式皈依的佛教信仰者应该不超过2000万人。其余80%没有正式皈依。信众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是精英阶层,主要由佛教界、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构成,人数不会超过数十万,但是他们的信仰基于理性,且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推崇“以佛治心”,推崇佛教为现实社会服务,后发潜力十分强大;第二是实力阶层,主要由企业界的大大小小老总构成,人数有数百万之多,他们的信仰从感性向理性过渡,对佛教的发展在硬件建设方面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但是也带来社会指责佛教受到金钱腐蚀诟病的负面困扰;第三是草根阶层,主要是城市平民和农村农民,人数超亿万,信仰基本是感性的,带有浓厚的积德向善、祈福避害倾向,人员构成日见年轻化,是佛教信仰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五大宗教以及民间信仰中,佛教无疑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普及深远的,而其面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也最艰巨。如果要理解中国佛教,必须清醒地看到其人数之众、历史之久、理论之高、根基之深、阶层之多、使命之艰。

    一、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

    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2010年2月1日在北京举行,距2002年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历时8年,数次延期。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是全国佛教界和相关各界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对于明确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引领中国佛教健康发展,团结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为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肩负起除弊兴利、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两点:

    1、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共七章四十九条,较从前的章程相比做了很大的修改,具有重要意义,更加规范,更加实用,更具可操作性,对中国佛教协会未来整体作用的发挥,应该起到制度性、机制性的保障作用。

    比较突出的是其中第二十七条:“本会理事会设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汉传佛教教务委员会、佛教教育委员会、慈善公益委员会、权益保护委员会、海外交流委员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居士事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由会长会议制定。”

    与修改前的《章程》第二十四条:“本会理事会设佛教教务工作委员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佛教联谊工作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相比较,新《章程》规定设有九个专委会,明确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的佛教事业中的应该发挥引领作用的九个方面。前三个方面是对传统的三大语系三大传承的分别关照,后六个方面则涉及教育、慈善、权益、外事、文艺、居士,特别是慈善公益、权益保护和居士事务三个委员会的建立,是前所未有的,突显了对慈善公益、居士事务和佛教自身权益保护加以重视的现代意识。新《章程》严格规定了专门委员会的运行机制,两月举行一次例会,年初工作提出计划,年末要做工作报告,要接受理事会的监督,等等。

    因此,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学诚法师认为,目前中国佛教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建设,他认为:在当今全球背景下的商业社会,佛教界尤其需要结合过去佛教的清规戒律,研究、探索、制订现代佛教制度;同时要加强佛教教职人员的培养,佛教信众的培养以及对居士的关注和管理,只有做好居士这方面的工作才能更好的维护佛教清净庄严的形象,加强广大民众对信念的价值及佛教在社会存在价值的认识。

    2、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三大语系结合、老中青结合,同时兼顾居士和比丘尼的代表性,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佛教发展现状和今后发展潜力,对我国佛教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本届会长传印长老不仅系出正宗、修为持重、饱学睿智,而且勤勉敬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从事佛教教育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德高望重。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素来淡泊名利,和尚本色,此次越级当选为会长,众望所归,对中国佛教保持积极稳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稳定作用。

   注重修持和文化传播及制度建设的常务副会长学诚法师,擅长处理实际事务及基本建设的秘书长王健,配合传印会长,形成中国佛教协会常务领导的有效核心力量,为今后五年的佛教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理事会中副会长设置达25人之多,盛况空前,用意深远,集思广益,求真务实,削弱了职务的权利感,增强了责任的实效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认为:“我经常对人讲,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佛教的认同度越来越深。这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全面进步,社会资源的整合面以及社会力量的共振面越来越大的原故;更是因为佛教信仰对中国老百姓的灵性生活越来越有影响力,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积极彰显的原故。所以我们说,佛教离不开‘人间’,而‘人间’也需要佛教。佛教能够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二、与中国佛教有关的新政策新法规

    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五周年,国家宗教局为此召开座谈会,深入分析了当前宗教工作的总体形势,深刻阐述了贯彻实施条例的重要意义,并就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条例、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新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前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条例实施五年来的成绩,要求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切实做好宗教工作。

    贯彻执行条例,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条例的配套办法。因此国家宗教局在2010年制定发布《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发布《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决定》;会同国务院台办下发《对台宗教交流管理办法》。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管理办法》;修订《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修改《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聘任办法》、《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同时按照国务院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取消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审批”等三个行政审批项目,清理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国家宗教事务局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

    上述法规和办法,对于佛教界执行落实《宗教事务条例》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人事和财务等两个方面。

    人事方面,资格认定是加强现代化管理的重要举措。中国佛教协会在国家宗教局的指导和推动下,出台了《汉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南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等4个办法。如何认定资格,是困扰佛教界多年的老问题。假僧侣鱼目混珠,假活佛招摇撞骗,败坏佛教声誉、欺诈群众财色、招致社会诟病。资格认定是各界期待已久的应机对治制度,一旦全面落实,作为公众人物的僧侣在正规网络上即可查询到,以假乱真的歹徒再难以骗人。

    从4月之后直到下半年的新闻报导中可以观察到,资格认定工作虽然在逐步推开,但是全国范围内进度相差较大,距离达到全面彻底有序的现代化管理,还有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

    此外,关于《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的第五条:“住持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连任一般不超过三届。”第七条:“寺院住持原则上不得兼任其他寺院住持。”等条款,对于“子孙庙”传统意识还很浓厚的寺院而言,要加以贯彻,还有相当大的拖延阻力。而目前寺多僧少,德高望重的大和尚更少的局面普遍存在,各地急切礼请,短期内也难以阻止兼任住持的现象继续维持和不断发生。

    财务方面,基层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例如,有些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家长作风盛行,肆意侵吞场所财物,中饱私囊;有些宗教活动场所资金流向混乱;有些单位和个人侵占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为扭转寺院经济管理不规范的弊病,《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是非常及时的,对于防范佛教团体受到金钱腐蚀,可以建设性地从根本制度上给予保障。

    但是,根据该《办法》的第三十二条:“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宗教活动场所提交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指导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整改。”就会出现管理机关对自己管理的机构进行审查的“自审”程序,这并不符合国家对于审计工作的基本法规,也容易导致个别“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机关”本身发生滥用职权、沆瀣一气、瞒上欺下的腐败现象。就目前佛教资产的性质而言,其来源不外乎政府的专项拨款或社会捐赠资金,仍然属于社会财产的范畴,《审计法》第二十三条:“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而且,中国佛教协会最新章程的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本会的资产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接受理事会和审计部门的监督。”特别指出是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因此,《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还有继续完善的必要。

    此外,在中央领导的关心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国家宗教局经过近两年努力,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为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宗教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检查督导各地贯彻落实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赢得了宗教界拥护和好评。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佛教界。与人们对佛教界经济富足的印象落差较大的现实是,除去东南富庶地区和繁华都市之外,大多数寺院,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的寺院,教职人员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也由来已久。为数十万弱势僧侣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筹措这笔资金一直是各级宗教主管部门在努力争取完成的艰巨任务,但是并不为外界所了解。其实此事应该加以披露,必然得到亿万信众的普遍关注,如果把国家的关怀与民众的资助供养结合起来,建立辅助贫困寺院弱势僧侣的专项公共基金,问题将可以逐步得到尽快解决。

    三、佛教界和佛学界共同关注的学术研究热点

    (一)百年佛教研究

    对于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佛教界和佛学界从自身的角度表示了共同的关注,百年佛教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

    2010年9月9日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在香港举办,论坛在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共同支持下,由(香港)中华佛教文化院、(香港)凤凰卫视、(大陆)至爱无声公益基金、(台湾)曾子南宗师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显示了两岸三地大中华佛教的同根同源。

    论坛以“百年辛亥 百年佛教 丕振宗风 继往开来”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坛对过去百年佛教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百年佛教的发展作出展望,确立佛教要以人为本、四众和合、契理契机、依法弘教,要引领亿万信众净化心灵、觉悟人生、启迪智慧、奉献社会,从而成为“人间佛教”的典范。随着专家学者对议题的深刻讨论,更加清晰地阐明,“人间佛教”的内涵,就是把佛教社会化、现代化、教育化和慈善化,在“四化”的过程中,弘扬优良传统,做到清净庄严、悲智修证、求同存异、辅世教化、弘道人寰。这是论坛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论坛是一个僧俗团结的盛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具有立意深、层次高、规模大、形式多样等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教学商四界和合 阵容强、起点高、规模大

    中央统战部、国宗局、中国佛协、中央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府对论坛的鼎力支持和精心指导,决定了论坛的活动筹办的起点高,出席阵容强、社会关注度高等各方面的高端性,为论坛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

    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特首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国学大师饶宗颐、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等以及本焕长老、梦参长老、惟贤长老、净慧长老、觉光长老、永惺长老、净良长老发来贺信题辞,恭贺此次香港历史上最高层次的佛学盛事。许家璐先生、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中联办副主任黎桂康和黄兰发、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袁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以及本焕长老、梦参长老、惟贤长老、净慧长老、觉光长老、永惺长老、净良长老、智慧长老、心道法师等出席主礼了论坛活动。出席活动的11位长老高僧分别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有4位年龄超过90岁以上,本焕长老高寿104岁亦专程赴港参与。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和禅宗六大祖庭以及海峡两岸佛山名剎的都派出住持方丈赴港参会。

    2.主题首开先河具历史意义本次论坛从佛教发展的现状和需要出发,选择了以「百年辛亥 百年佛教 丕振宗风 继往开来」作为主题,论坛各项相关的活动、议程及演讲题目无一不围绕着这个主题而进行。鲜明而极具针对性的主题,获得了出席者的普遍认同,多位出席者认为, 本次论坛的主题旗帜鲜明、首开先河,是应发展所需,急时代所急,能凝聚人心,取得共识,为论坛的举办赋予了历史性的意义。

    3.确认了“人间佛教”的传承渊源本次论坛进一步确认了“人间佛教”在过去百年中的伟大意义在于“以人为本”。论坛认为,释迦牟尼佛陀是“人间佛教”的创始者,他以自己的人生,证明人可以成佛;他给予所有人足够的信心,昭示“人人皆可成佛”的真理,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仰;禅宗六祖慧能是“人间佛教”的践行者,他以自己的人生,证实“佛法在人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真理,开创了彻底适应中国国情、体现中国佛教本质之路,令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坚和领军力量;近代太虚大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他以自己的人生,证实了“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近几十年的佛教传承者,更加具体地演绎“人间佛教”的内涵,也就是把佛教社会化、现代化、教育化和慈善化。

    4.学术权威多、层次高、成果丰硕主题及专题演讲研讨是论坛的核心活动。演讲者来自中国佛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普陀山佛学院、香港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辅仁大学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学府,绝大部分出席者都是当今一流的佛学研究权威,例如杜继文教授、楼宇烈教授、方立天教授、李焯芬教授、霍韬晦教授、蓝吉富教授、吴汝钧教授、王志远教授、赖永海教授和湛如法师、净因法师、觉醒法师、明海法师、宽运法师、济群法师、达照法师等。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汉学家许嘉璐教授作了以「忆念太虚大师营建人间净土」为题的主题演讲。许嘉璐总结了太虚大师的佛学思想,并指出,现在正是建设人间佛教的契机,佛教要有更为宏阔的眼光,应该秉承大师把佛教推广到全世界的遗志,和世界上其他体现着古老而年轻智慧的宗教和其他形态的文化紧密配合。为达此目的,中国佛教应自强,需要再出现一批太虚这样的大师,首尾相续,使法灯越燃越旺。要加快僧才的培养,尤其是杰出型僧才、国际型僧才。大陆和香港、台湾,在这方面各有优长,现在两岸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两岸佛教完全可能在多年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25位专家学者在8场演讲中,回顾了中国佛教百年的历史进程,重点对虚云、太虚、谛闲、圆瑛等百年高僧的思想及宗风特点进行了研讨梳理,藉古鉴今,对中国佛教今后发展的路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多位与会者反映,本次论坛的演讲,观点鲜明,言之有物,不是走走过场的空话套话,学术水平很高。 论坛的每一场演讲都座无虚席,各场均有数十位听众在场外排队候补入场,更有数百位听众曾透过热线要求订位因座位有限未能取得入场券。

    5.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本次论坛不仅有效地组织了一个水平高建言良多的学术论坛,亦围绕论坛主题,策划了以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推广活动和议程环节,令论坛主题更加深入人心,扩大了论坛的影响:A. 大型电视专题片为配合论坛的召开,更加系统详尽地介绍高僧大德在百年中对中华佛教所作出的贡献,论坛组委会委托凤凰卫视制作了一部长达80分钟的名为《百年菩提——中华佛教世纪先师礼赞》的专题片并于9月18日和19日向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通过欧洲台、美洲台等向超过10亿的华语观众播出。凤凰卫视观众致电反映,专题片讲述了百年来中国佛教鲜为人知的史实,如佛教在各个历史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如佛教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奋起抗敌等,都令人肃然起敬。再不说,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中华佛教有这段历史了。B. 网上推选活动论坛组委会提供了152位自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已经往生的、德高望重的、贡献卓著的高僧大德和佛学权威的名单以及每位前辈的生平简介,在凤凰网展开了推选活动。组委会根据网上推选的结果,推举出15位高僧6位大德及2位学者,并在论坛的中华佛教百年礼赞暨闭幕式上对他们进行了礼赞。从8月25日至9月5日期间,有超过182万人次参与了投票,中华佛教百年来152前辈的生平事迹和他们的思想, 透过网选这种为年轻人乐于使用的方式作了一次全面而普及的宣传推广。C. 论坛专题连载论坛邀请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和港大佛学研究中心总监净因法师担任主笔,在论坛开幕前夕以连载的方式在大公报上刊出了专题系列,重点介绍最有代表性的百年高僧大德。 D. 新闻报道推广(1)论坛在香港的举办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先后有超过百位记者采访了论坛的新闻发布会、开幕式、演讲、和闭幕式等活动。采访论坛活动的媒体包括;中央驻港媒体有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 香港的报章有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东方日报、太阳报、头条日报、成报、商报等;台湾驻港媒体有中央社、联合报系驻港新闻中心和人间福报等;电子媒体包括凤凰卫视、亚洲电视; 佛教媒体包括凤凰网佛教专栏(内地)、佛教在线(内地),佛门网(香港); 温暖人间、法灯、香港佛教、福缘等杂志。论坛活动的讯息得到了网络媒体的广泛转载,以“宗风论坛”为关键词搜寻,百度网有16.8万篇,Google网有155万条之多。

    6.参与广泛 影响深远论坛的出席者,从高僧长老到青年才俊,从学界泰斗到后起之秀,如此高层次的僧俗精英汇聚一处共商未来,堪称中国佛教主流阵容的一次大检阅;论坛近千名出席者中,还包括;200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青年法师; 80位来自社会科院高级佛学研修班和北京、上海、江苏、深圳、福建等地企业家居士;台湾的佛光山星云大师的代表佛光山住持心培法师和满莲法师;特别从外地赶来出席百年礼赞活动的台湾佛教协会会长净良法师;灵鹫山心道法师亲自率领的20多位台湾法师。此外,论坛的举办在东南亚也引起了重视,泰国僧王特别派遣副僧王赴会并致贺辞,泰王国亦派出了主管佛教的教育部副部长出席论坛活动;柬埔寨僧王亦亲自赴会并致贺辞。此次论坛整合了政、教、学、商四界,社会化程度高,是一个僧俗团结的盛会,是论坛的一大亮点。

    与中华佛教宗风论坛主题近似的,还有以“近现代高僧大德思想与行迹”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佛教学术研讨会,着重彰显近现代高僧大德的悲心宏愿和不朽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唤醒时代责任心。此次研讨会于2010年6月20日,由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佛教在线、南京毗卢寺共同主办,与会学者和法师结合当代社会需要,就近现代高僧大德的佛教思想、爱国情操、弘法行迹展开交流与探讨。此外,2010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学诚副会长出席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指出百年来佛教对世界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佛教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特有的适应能力,被广泛地传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受到越来越多西方人士的青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佛教传到西方。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深层次融合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全面渗入东方社会,佛教也悄无声息地走进西方社会。与适应中华文明的特点有所不同,佛教在认识外在物质世界时所表现出的深邃洞察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而对民主制度的高度重视,使它在适应西方社会时,不但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而且还更展现出其圆融无碍的精神特质。实际上,佛教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生根发芽,在与本土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中,正逐渐走向新的融合。可以预料的是,在促进东西方文化深入交流的进程中,佛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对蒙古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文化的再认识蒙古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是佛教传承体系中与汉传佛教并列的三大体系,不论在国家软实力方面,还是在文化战略安全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从传播地域来看,蒙古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分别分布在中国北部、西部、西南部,形成拱卫内地的环状本土信仰屏障。这道屏障是否具有向心力,对内是民族团结问题,对外是国家安全问题。自古以来,这三大传承对邻近的周边国家都具有相当深的关联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保境安民、睦邻友好、扩大交流等多层面都需要以战略眼光重新加以审视。

    蒙古佛教

    2010年3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内蒙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二0一0年蒙古佛教文化高层学术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这次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内蒙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首次合作的丰硕成果。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国等国的学者出席了论坛。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蒙古佛教文化高层学术论坛的举办,正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在新的形势下针对学术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开辟的新概念、新视野、新工程。根据全面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希望以蒙古佛教文化作为切入点之一,探讨佛教的宽容性、包容性以及对民族文化交融的推动作用,促进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的建设,其中包括继承蒙古语文诵经传统、扩大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范围,以及加强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总之,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大前提,我们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在学术领域里把“蒙古佛教”这个概念搞深搞透,建设新的理论、新的范畴。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志远教授指出:蒙古佛教,是一个自古至今客观存在于宏大空间中的事实,但是多年来在学术领域却缺乏系统研究,甚至几乎遗失了这个概念。“藏传佛教”的提法,是三十年来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纠正了以往以“喇嘛教”来称呼藏传佛教的偏颇。正像不能把汉传佛教称为“和尚教”一样,“喇嘛教”同样不是一个恰当的称呼。但是,“藏传佛教”的提法也模糊了一个明显的历史真实,把传统的概念“蒙藏佛教”逐渐地几乎完全替代了。应该说,就史实而言,“蒙藏佛教”的提法是比较贴切的。“喇嘛教”概念的内涵之一是“蒙藏佛教”,而“藏传佛教”的概念中却淡化了蒙古佛教的地位。尽管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条路线是从西藏传入内地和蒙满的,而且形成了藏语系佛教,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藏语系佛教传布于全中国,东至苏杭,南至云贵,是在元朝之后,与蒙古族成为国家统治者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的历史上不仅客观存在着藏语系佛教,同时还存在着蒙语系佛教和满语系佛教。随着满语在社会生活中几乎完全退出,导致满语系佛教的全面衰落,但是蒙语系佛教却始终没有消失,顽强地生存至今。据悉包头市梅力更召是蒙语诵经的发源地。史料记载,梅力更召从一世葛根(住持)迪努瓦主持佛事以来,就和该庙一世法王乌格力贡达来把梵文和藏文的经书编译成蒙古文经书,并开始推行蒙古语诵经,用蒙古语教学和举行法会。据召庙喇嘛相传,康熙曾召集全国有学问的活佛和喇嘛到北京翻译著名经书《甘珠尔》和《丹珠尔》。罗布森丹碧佳拉森还著有《梅力更召葛根全集》,使蒙语诵经自成体系。该书吸收了这一地区蒙古族民间原有的祭祀活动及祝诵词,形成了大诵、小诵、黄河颂、成吉思汗颂等蒙语祝诵经文。该著作于1783年在北京“永利号印书馆”木刻印刷发行,不久便流传海外。根据现任梅力更召庙管会主任、内蒙古佛教协会副会长、包头佛教协会会长等职的梅力更召第六世乔尔吉活佛孟克巴图提供的线索,在大不列颠图书馆地下室三层,发现了一本名为《梅力更召葛根全集》的经书。目前,孟克巴图在过去的资料和《梅力更召葛根全集》影印本的基础上,又对蒙文诵经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写。因此,重新提出“蒙古佛教”这一概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是蒙古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就语言、民族、传播区域和思想特征等范畴而言,佛学界多年来已经认可存在三大语系佛教——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传承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但是,当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蒙古佛教”之后,却发现我们应该对佛教历史和理论提出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的学术成果。基于本次论坛的研讨,起码应该提出对佛教传播体系的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一、佛教传播语系应该包括六大系统,即梵语系、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蒙语系、满语系;尽管在每个语系中存在着诵读时的区域性的差异(例如日本、韩国分别以日语、韩语来读汉文大藏经),但是作为语系的范本,能够以具有独立性的文字作为经典记录工具的,大约只此六种。其中满语系已经基本消亡,惟文献尚存。梵语系在尼泊尔、印度都依然应用,蒙语系更不容忽视。二、佛教传承体系则应该在以往的三大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之外,增加北传佛教,成为四大系统。此处所说的“北传佛教”,特指蒙古佛教;所谓“北传”,传播地域从蒙古高原向南进入北京、承德;向北越过戈壁至库伦、贝加尔湖,向东越过内外兴安岭直至库页岛,向西越过天山直至古西域,地域之广,超过西藏;传承体系,相对独立于藏传佛教而直接受封于中央政府;传播对象,在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之前几乎囊括了亚洲大陆北部所有民族民众。以地域、传承、经典和信众四个基本条件衡量,北传佛教或蒙古佛教是具备自身特色的客观实体。四大系统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个性差异;我们既不能由于其个性差异就忽略相互关系,也不能由于其相互关系就抹杀其个性差异。学术研究不同于行政命令,一方面是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另一方面是不会强迫别人盲目崇信,主张相互切磋商榷。因此,本次论坛对蒙古佛教的界定和评价,只是开启了深入研究的大门,希望以此为起点,在蒙古佛教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蒙古佛教的传播和传承、蒙古佛教召庙文化艺术和教育、蒙古佛教与蒙古世俗文化、蒙古佛教与蒙古语文诵经体系、蒙古佛教与萨满教等诸多方面,把对蒙古佛教的研究推动起来。不仅提出对蒙古佛教历史地位的新评价,而且推动对蒙古佛教的全方位深入研究,是本届论坛最重要的成就。

    藏传佛教

    2010年4月23日至25日,“佛教文化与西藏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普陀山举行。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普陀山佛教协会协办,来自国内佛学界、藏学界的有关学者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西藏民族学院副院长乔根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四川大学教授段玉明、 中国宗教杂志社副主编胡绍皆等向大会提交论文并作了学术交流。学术研讨会围绕“藏传佛教与西藏和谐社会”展开了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在藏民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对藏民族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心灵抚慰功能、文化调适功能、社会控制整合功能和稳定社会功能,在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对调整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与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藏传佛教在我国内地的传播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的生命观、寺院管理、藏民族观世音信仰的历史特点及其现代转型等问题。2010年11月26日至2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的指导下,由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首届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论坛”在成都顺利举行。论坛的主题也是《藏传佛教与和谐社会》,来自北京、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广东、江苏、重庆以及四川甘孜、阿坝、凉山等地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各界人士一百余位出席了盛会。本届论坛的议程,分为 “藏传佛教与和谐社会”;“藏传佛教教义与历史”和“象雄文化”; “香巴噶举文化”; “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和“香吧噶举文化”;论文分别从利美运动、藏学国际化研究、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历史、象雄文化、香巴噶举文化、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文化保护、藏文论文等八大方面对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和总结。虽然关于藏传佛教的两个学术会议分别在浙江和四川举行,但是主题的基本一致,表明这是大家一致关注的问题。学术研讨应该为政府决策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多的思想基础和优秀对策,在这方面,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要求。此外,2010年4月1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华严学会、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协办的“首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印度哲学研究会执行委员黄心川教授在研讨会上说,密教研究是印度文化和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处于十分薄弱的境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这项研究,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密教研究领域目前依然存在很多空白,需要学者们认真研究。

   南传佛教文化

    2010年4月20日至21日,首届国际贝叶文化研讨会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召开,来自泰国、老挝、西班牙及全国各地的贝叶文化研究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贝叶文化是早期佛教、南传佛教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的有关研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弥补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部分缺欠。中国贝叶经包含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原典、历代高僧大德的著述、以及佛教教义衍化或改造过的世俗经典等三个部分,自唐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国西南部的傣族聚居地区,成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并继续保留使用贝叶经的,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中国贝叶经中融进了大量世俗的文字。千百年来,傣族人民除了用贝叶刻制佛经之外,后来还刻录了大量的世俗文字掺杂其间。这些文字的内容非常复杂,比如天文,地理,历史,医学,故事,教育,甚至乡规民约等等。但世俗的典籍,都在前言、后记或者中间插入了佛经语录或佛经的教义。中国贝叶经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瑰宝之一。 2010年6月29日,《中国贝叶经全集》新闻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对《中国贝叶经全集》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及宗教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也对这承载了傣家传统文化的典籍寄予了厚望。

    (三)“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

    2010年10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重庆华岩寺、佛教在线(www.fjnet.com)联合主办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福慧慈缘会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知名院校的近百名学者对佛教护国思想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进行了充分的挖掘整理,并对这一思想在历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对于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展开了交流探讨。有学者提出,中国可借鉴佛教政治观、和平观和道德伦理观,为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治国方略和治心安邦良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曹中建书记认为,佛教与中国的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内容丰富的护国思想与实践,对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巨大贡献。深入挖掘和发扬佛教的护国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定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方立天教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阐述了对佛教护国思想的思考,方教授认为,忧患意识、慈悲观念、因果缘起理论,感恩报恩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关心人的安全,关心人的平安,关心人的辛苦,作为思考文化的本位,体现了佛教护国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有助于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和谐,非常值得弘扬。楼宇烈教授从个人修行与净化社会的关系对佛教的护国思想进行探讨。楼教授表示,在强调个人修行的同时不应仅仅看到净化“个业”,更应看到许多苦难是“共业”所造成,佛教“共业”思想也就是净化社会的思想,是护国思想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应该在实践中更好地来宣传引导。齐晓飞副局长在讲话中表示佛教的护国思想与实践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话题,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爱国爱教思想内涵有着很大的启发,齐晓飞副局长还指出,提倡佛教的爱国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环境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即“认同”,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还有政治的认同,这几个认同有着十分积极和现实的意义。四、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突出表现(一)面对自然灾害的自觉行动2010年4月14日晨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8月8日,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巨大自然灾害面前,藏传佛教僧侣的无畏投入、慈悲情怀和爱国精神,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僧侣的高度重视、热情评价,使西方为之震撼。地震发生之后,共有4万余名喇嘛云集玉树灾区。玉树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民族宗教界人士在抗震救灾中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川甘孜州一位宗教官员则表示,僧侣平时受到信众供养,现在为受灾群众超度祈福是分内之职,“他们在精神层面发挥的作用,恐怕是任何其他单位无法替代的。”4月17日进行的集体火葬,是震后规模最大的佛事活动。丧礼进行的两个小时中,上千僧人闭幕诵经,超度逝者。在扎西大通天葬台,结古寺还搭建了两个帐篷。十余位法师在帐篷内诵念《大日如来佛经》,持续时间将达七七四十九日。那些上门捐献功德的受灾藏民则被阿卡们一一谢绝。4月16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祈福回向法会,现场募集善款233万元;地震发生当日,河北省佛教协会即将20万元救灾款及100顶帐篷运抵灾区。随后,浙江省普陀山佛教协会捐款200万元,深圳弘法寺募集善款260余万元,四川甘孜石渠县色秀寺也捐献了500顶帐篷和价值30余万元的被褥等3卡车物资。继第十一世班禅为地震灾区捐赠10万元善款后,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17日发出倡议书,号召西藏藏传佛教弟子奉献爱心。当日在各法会现场,大昭寺募集到591747元,扎什伦布寺募集到89388元,哲蚌寺募集到70458元,共计75万余元。国家宗教局确保了灾区宗教活动场所恢复重建纳入国务院《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赢得宗教界的普遍赞誉。在抗震救灾中,宗教界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表彰。

    (二)慈善公益事业的制度保障2010年9月8日,中国佛教协会慈善公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正式召开。中国佛教协会传印会长指出,慈善公益委员会的工作就是秉承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引导广大佛教徒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参与各项慈善事业,把菩萨道的四摄六度,通过助残、助学、养老、救灾、扶贫帮困等具体的慈善公益活动落到实处,以实践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自觉觉他,自利利人”的伟大愿行。围绕这个核心,慈善公益委员会在9个专委会中率先行动起来,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对于开展好佛教慈善,创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次会议讨论并审议并通过了《慈善公益委员会工作规则》、《慈善公益委员会五年工作计划》和致全国佛教徒的倡议书——《充分发扬佛教慈悲济世优良传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三)慈善理念的普及和深化2010年11月8日上午,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和佛教在线联合主办的“佛教伦理与企业道德”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是“第19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分论坛之压轴论坛。论坛邀请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北省黄梅市四祖禅寺方丈净慧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志远教授,黄浦再生资源利用董事长陈光标先生,招金集团总经理翁占斌先生六位嘉宾来到现场。嘉宾们分别就什么是道德、佛教的道德定义、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建立的基础,企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如何以感恩、包容、分享、结缘的心态处理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论坛上佛教的智慧火花不断地碰撞闪现,使在场的近千名企业家获益匪浅。陈光标先生的慈善观念和方式,受到一部分与会者的赞许,也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质疑。王志远教授明确表示不赞成盲目布施,认为物质慈善固然重要,心灵慈善更为关键,要致力于使受布施者不仅在物质上更在心灵上站起来做人!法布施和无畏布施比财布施更有价值。不同观点的撞击引起论坛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激发了人们对慈善的深入思考。

    (四)慈善公益事业的新课题2010年11月24日,由北京佛教居士林和佛教在线(www.fjnet.com)共同主办的“生命关怀与和谐社会”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两岸的法师、居士、信众数十人济济一堂就生命关怀,尤其是临终关怀这一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台湾中华佛教居士会陈声汉理事长所在的诺那华藏经舍从1986年起一直致力于在台湾推动临终助念,并在生命关怀、生命教育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在座谈会上,陈声汉理事长与大家分享了这项坚持了20余年的工作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据陈理事长介绍,目前在台湾,临终助念在观念意识上已经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渐渐发展成了一种风俗,很多医院还成立了临终关怀病房,同时也为其他宗教开展临终关怀起到了积极作用。陈理事长表示,希望把临终关怀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地方,乃至于形成一种习俗,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自己亲人的最后一刻将如何给予其最好的帮助。 郑振煌教授认为生命关怀与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郑教授首先通过大乘佛教对生命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了阐释,郑教授表示,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每一种形式都需要我们去关怀。对于临终的一刻,郑教授认为这是不确定的一刻,因此也是十分关键的一刻,同时郑教授还希望大家将视野扩大,去关怀那些在贫困、灾难中挣扎的生命。北京佛教居士林吴炎主任简要地介绍了居士林带领林员们开展临终助念方面的情况,据吴炎主任介绍,北京佛教居士林今年成立了助念团,还将在北京各区县成立助念分部,并通过开展居士间的生活互助来推广临终助念,吴主任还介绍了推广工作的实施计划和种种构想,并表示希望将来到台湾对临终助念的实务进行充分的学习。在推广临终助念显得日益重要的今天,要多方面借鉴台湾好的经验与做法,也期待通过进一步引导与呼吁,让临终关怀成为大陆佛教徒继慈善公益之后又一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领域。

    (五)海内外慈善公益事业的突破性合作经国务院批准,2010年8月20日,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江苏省苏州市静思书院举行挂牌典礼与揭牌仪式,成为大陆第一家由境外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全国性基金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为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揭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等出席基金会成立大会。齐晓飞副局长在典礼中说,“慈济能在大陆登记,一方面是慈济对大陆的慈善贡献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大陆整体环境逐渐变化。包括陈云林会长、国家宗教局等部会首长都曾经为慈济基金会的成立投入相当大的努力。”慈济基金会创始人证严法师,透过王端正副理事长所代为发表的致词函中表示,慈济慈善事业就是体现利益他人、净化自己的生命情怀,不只是要“教富济贫”同时也要“济贫教富”,通过亲身接触苦难,发挥共善的力量。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由台湾证严法师担任理事长。基金会成立后,将扩大在大陆的各项救灾与扶贫工作力度。慈济功德会从1991年开始参与大陆慈善工作。1991年,大陆华东、华中遭遇特大洪水,慈济功德会在遭受重创的三省四县进行大规模的急难救助,并落实中长期的援建工作。近20年来,慈济已在大陆累计援建4400多户“慈济大爱屋”、50多所学校以及敬老院、妇幼中心、医疗大楼等,并长期开展义诊。据了解,慈济在大陆开展慈善援助工作涉及28个省、市、自治区,工作项目包括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甘肃集水抗旱水窖工程暨移民迁村援助、贵州扶贫暨迁村工程等,同时大规模开展贫困学生助学项目、骨髓捐赠、医疗援助、环境保护资源回收等工作五、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基本状态(一)佛教教育事业的制度保障2010年11月27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苏州盛大召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传印长老认为,佛教要务中,教育为第一!人才培养靠教育,佛教教育是实现人才建设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湛如法师在讲话中强调,佛教教育委员会在未来的五年,工作重点将着重于僧才的培养、佛学院教材的编写、各院校之间的联谊、佛教教育资讯网及《佛教教育通讯》的开办,师资队伍的建设,佛学研究奖励基金的设立,中青年法师的科研经费的筹集与发放、以及佛教教育相关的调研等方面。参会的代表们审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五年工作计划》,《佛教院校教材编审大纲》《佛学院教学大纲》等相关议程。还就如何充分发挥佛教教育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作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二)讲经交流会的坚持与提高为弘扬佛法、引导正信,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弘法利生的优良传统,培养和发现汉传佛教优秀讲经人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浙江省佛教协会协办、杭州市佛教协会承办的“2010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 是我国佛教界在杭州举行的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佛教盛会。于2010年11月2日在杭州佛学院隆重开幕。全国20个省市的41位法师参加了讲经交流活动。参加讲经交流会的法师都是从各省、市层层选拔和推荐的优秀僧青年。他们法相庄严、威仪具足、思维敏捷、机锋巧妙,展现了当代佛教僧人的良好风貌。讲经交流会分三天五个场次进行,演讲经典为《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观音菩萨普门品》等五部汉传佛教最基本、最流行的经典。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评审委员会。讲经说法是佛教僧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是弘扬佛法、引导正信的基本方法,是加强汉传佛教信仰建设、文化建设和人才建设的重要举措。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佛教界自身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重读和讲解佛教经典,是为了在认真钻研原典的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解读与演进,做到常讲常新、常听常新。通过学经讲经,挖掘和弘扬佛教经典中既契合教理教义、又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努力探索与当代社会的融通之处,寻求中国佛教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支撑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西北五省区汉传佛教高等佛学院——法门寺佛学院的成立法门寺佛学院成立仪式于7月22日在陕西扶风法门寺隆重举行。对于佛教而言,需要有安心立命的庙宇,需要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的佛门龙象。陕西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传佛教中的六大宗派创立于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拥有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的众多佛门领袖。法门寺佛学院的正式设立,弥补了西北五省区汉传佛教没有一所高等佛学院的缺憾,使我国佛教院校教育的全面布局更加完整和合理。法门寺佛学院继承佛教丛林优良传统,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以汉传佛教典籍为教学重点。佛学院院长由全国政协常务、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门寺方丈学诚大和尚担任。院长提出“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指导方针,重视“志、道、德、才、学”方面的教育。多年来,已开办了试读、预科、本科班教育,较好的完成了教学任务。目前,法门寺佛学院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佛学教育经验,在全国佛教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呼吁建立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据《中国民族报》2010年3月9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75岁的刀述仁居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座属于南传佛教的佛学院,培养自己的南传佛教人才,促进佛教文化更好地传播与交流”。他说,“我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分支,它们的地位是均等的,发展也应该平衡。目前,汉传佛教有中国佛学院,藏传佛教有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唯独南传佛教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我们应该建立一座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填补这个空白”。南传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我国,南传佛教与汉传和藏传佛教相比,信徒人数较少,信众主要分布在靠近泰缅边境的傣族、布朗族聚居区。南传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发展了上千年,也同样在云南衍生了上千年,不仅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宗教,也带来了文化,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云南由于地处边境,民族种类多,各种矛盾交织纷杂,而共同的信仰——南传佛教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南传佛教来看,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寺院建得多起来了,修得也很体面、很气派,例如2007年我国最大的南传佛教寺院——云南西双版纳勐泐大佛寺(南传佛教文化苑)竣工,这诚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信徒们的文化知识和佛学知识还是显得不够,水平普遍偏低,这对于南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是一大障碍。我国南传佛教要不断弘扬发展,就必须解决人才和场地的困境,而创办佛学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刀述仁说,建立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们是有准备的:“近几年,我们每年都要输送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学僧到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佛学院继续学习和深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获得了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目前,这些归国学子正在研究,准备编写一套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教材”。2010下半年,在云南佛教协会的争取和努力下,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后前往云南调研,并进行了相关研讨,基本上达成了认可和共识。同时,云南佛学院还与云南民族大学联合办校,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文化知识和佛学知识皆优的人才,这为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处于面对东盟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南传佛教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把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建立起来并且办好办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五)社会科学中佛学讲授和研究方法的改变2010年7月12日,正值山西省五台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与五台山首届国际旅游文化节举办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五台山首届国际旅游文化节”组委会协办的“五台山华严参学研讨班”在五台山五峰宾馆正式开学。本次活动吸引了美国西来大学等华严学组织的积极加盟。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台山华严参学班”学员以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五台山尼众佛学院华严部的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后,华严参学班学员在五台山进行为期四天授课和实地参观学习。这种佛学讲授和研究方法的改变,是当今社会科学改变以往填鸭式教学方法的重要举措,由于与现实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教学效果也大为改观。

    六、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趋向(一)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大报恩寺文化园区项目将正式开工
2010年6月12日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文物局、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中国佛教协会、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佛教协会、南京市佛教协会承办的南京大报恩寺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法会隆重举行。法会活动分为迎请、请出、供奉、庆典、瞻礼等五个部分。这是一个轰动海内外的盛会。供奉法会和庆典仪式后,佛顶骨舍利在栖霞寺法堂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供奉瞻礼活动,供信众瞻拜。大报恩寺琉璃塔重建工程完工后,佛顶骨舍利被迎请至琉璃塔内供奉。南京大报恩寺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使得南京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得以进一步彰显。据报导,位于考古遗址区的金陵大报恩寺文化园区项目及琉璃宝塔重建工程2011年初将开工建设,2014年青奥会前,9层8面,高108米的琉璃宝塔、大报恩寺皇家寺庙等有望亮相金陵。而重建工程全部完成预计要用5至8年时间。南京市政协相关专委会会同民进南京市委、市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彰显佛教文化,建设江南佛都的建议案》,提出“南京佛都”要打造6条主题游览线。 从法会到新闻发布会,从佛事到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文化艺术推进的基本模式。尽管理论界对宗教与旅游的联动过于密切深表忧虑,力图分解,其实今后若干年这种模式还将继续重复和扩展。完全没有利益驱动的宗教活动,在目前阶段的中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论是佛教界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关各界带动发展的需要,都不可能放弃现实的利益诉求。必须加以调整的,只是各方利益的合理均衡,否则过犹不及。宗教的神圣性与社会的世俗性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与佛顶骨盛世重光紧随的事件是万达捐款。据报导:2010年11月8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在南京举行重建大报恩寺捐赠善款签约仪式,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捐款10亿元人民币,用于南京金陵大报恩寺重建。据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华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

    “慈善”与“建寺”,两件事分别讲都不能说有问题,但捏在一起显然是文不对题,于是成为激起轩然大波的一块大石头,引发更多质疑。实际上,业界早已显露了利用慈善捐赠换取商业利益的迹象,王健林虽然捐赠了10亿元之巨,却没有在慈善捐助和“商业利益”之间明确进行区分,同时,他极力表白自己“此次捐款不是信众的布施,而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促进社会和谐”,不是佛教徒却要捐款修塔,更加重了以捐助名义换取利益的可疑性。而如果真是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促进社会和谐,就要在“文化”方面有建树,谈不上仅仅是“慈善”。

    (二)以广场文化状态出现的大众普佛供灯祈福大典法会2010年10月27日晚19时,以“知恩报恩,护国息灾”为主题的“2010年大众普佛供灯祈福大典”在深圳市东部华侨城大侠谷露天剧场隆重举行,来自两岸四地、四大名山的诸山长老,千余位法师共同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适逢当代佛门泰斗本焕长老一百零四岁寿诞之际,在省市各级宗教主管部门的关怀下,由深圳市佛教协会、罗湖区佛教协会、深圳弘法寺、大华兴寺共同举办了此次大众普佛供灯法会。27日晚19时,普佛供灯祈福大典正式开始,现场钟鼓齐鸣,在庄严浩荡的仪仗引请下,主法法师威仪具足缓步登坛主法。中佛协副会长净慧长老、安徽二祖寺绍云长老等三十多位主法法师,将采集自印度恒河的圣水洒向大众。在“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佛号声中,近千余名法师手捧莲花灯绕坛诵经,会场看台数以万计的观众也举起手中莲花灯依次传递,现场呈现出一个灯光闪烁的流动海洋。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弘法寺方丈印顺法师领众回向十方,祈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会现场庄严殊胜,气势恢弘,与会大众法喜充满。在露天剧场举行公开的万人法会,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也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佛教表現艺术借助现代广场文化艺术的形式走入社会的一种合法方式,表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的“佛教表现艺术理论”和赵朴初先生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论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深圳弘法寺的大胆尝试和广东省深圳市各级宗教主管部门的宽容淡定,是成就这次突破的关键。

    (三)开放、平等、多元互助的交流平台如何发挥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对民众的教化,创办各种文化讲坛成为一种超越“宗教活动场所”局限的新的合法形式。全国涌现出许多由佛教寺院创办的文化讲坛、论坛,成为2010年文化领域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保定市的“莲池讲坛”是其中一个成功案例。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莲池讲坛百期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隆重召开,会议旨在总结经验为莲池讲坛未来的发展寻求新的思路,努力使其成为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研讨中华文化的讲坛。此次活动由保定市佛教协会和保定市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河北省保定市佛教协会会长、真觉禅寺住持真广法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保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占良,佛教在线总干事安虎生,北京满学协会会长阎崇年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保定佛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游本昌先生等出席会议并先后致辞。安虎生讲述了自己与莲池讲坛的因缘,他认为,在经济日益增长的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对心灵良好的抚慰、支撑和引导,没有把佛法的缘起共生思想、慈悲包容的精神,作为社会以及世界公认的理念,那将国土危存。他期望社会上的有识之士能共同成就这个事业,期望在文化传播方面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更多方面的支持,并祝愿莲池讲坛能长久地办下去。阎崇年教授说,涵盖文学、艺术、科学等多方面内容的莲池讲坛为四众同修和社会大众提供了开放、平等、多元互助的交流平台。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怀有一颗善心,而通过讲坛弘扬佛教善法,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原本的善心,最终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莲池讲坛自2008年10月19日以来,已经成功地举办了100期,期期精彩纷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本着 “凝聚人心,传递理念,提升正气,促进和谐”的宗旨,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与推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佛教多媒体大型音乐剧《弘一》首演成功2010年5月8日,为了纪念弘一大师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中国佛教界首部大型多媒体音乐剧《弘一》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获得圆满成功。《弘一》展现了中国当代的佛教形象,旨在弘扬大师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该剧同时也是今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一个精彩的佛教题材与艺术文化交流项目。

    由中国保利功夫明星演出团体打造的“国学-九卷”,将少林功夫舞蹈化、音乐化、情节化;说是国学,实际是佛学;说是演出,其实也是在弘法。以佛教为题材的文艺创作,伴随着佛教思想在文艺界的扩展,方兴未艾。但是,与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达到对全世界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西方文艺相比较,当代中国的佛教文化艺术在艺术成就的超越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复兴,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少林文化在软件和硬件建设两方面再创业绩少林寺始终是中国佛教引人注目的亮点。2010年是少林寺继续致力于在文化方面创造业绩的一年,在软件和硬件建设两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硬件:少林寺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获得审议通过。申遗的内容主要是8处11项,中岳庙、太室阙、启母阙、少室阙、会善寺、嵩阳书院、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等。其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2000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实体现。软件:2010年少林机锋辨禅再次举办。“问当今禅宗,是何形势?当今佛子,如何以待,方可宗风大济,广渡苍生?谁能得见,道出来!”2010年8月15日下午2点30分许,随着对当代佛子如何荷担如来家业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机锋辩禅进入最后的决赛阶段。晋级决赛的6位选手分别来自广东曹溪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中国佛学院、鉴真佛学院、四川峨眉山佛学院。安徽二祖寺方丈、少林寺禅堂首座绍云长老,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方立天教授,陕西终南山净业寺住持、少林寺西堂本如法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徐文明教授,河南省新乡市定国禅寺住持心舫法师进行了精彩点评。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也莅临观阵。持戒在修习禅宗的作用、如何践行人间佛教、如何将禅应用于行住坐卧间、如何看待末法时代……辩手们紧紧围绕着这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交流探讨,台下听众踊跃提问,互动频繁,精彩热烈,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少林寺在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存在方式,同时力图挖掘、光大历史遗产中的优秀传统,它是中国佛教走向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模式。任何别的寺院都无法生硬地来模仿它,因为它的历史文化资源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没有必要向别的寺院看齐,以致磨掉自己的棱角。

 

    七、中国佛教权益保护的积极推进

 

    (一)佛教无形资产的保护列入法规据报导,经上级宗教部门批准,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林寺已经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其会计事务。根据《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八条:“宗教活动场所的无形资产是指宗教活动场所拥有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其提供某种权利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宗教活动场所转让无形资产,应当经本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取得的收入计入本场所收入。” 应该看到,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健全,曾经被称为“超前”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许多作为,例如对无形资产的保护,包括注册“少林寺”的商标权等等,都不仅得到肯定,而且列入法规。实践证明,依法保护合法权益,与佛门清净并不矛盾,甚至为了保证佛门清净,必须拿起法律武器来加以捍卫。

    (二)尊重公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合法权益的另一侧面是对公民选择宗教信仰的尊重。

    2010年9月5日,一名网友发帖称,北大数学系毕业生、湖北籍男孩柳智宇放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选择出家遁入空门。经核实,柳智宇已在北京西山龙泉寺修行,但正式皈依佛门还要有一段考察期。此前有报道称,还有其他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在这座千年古刹出家。据《新京报》消息,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针对北大等高校有毕业生出家一事表示,信仰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选择大家应该尊重。在2010年11月5日下午举行的“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王作安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事情要看得淡一点,给人家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但不要围绕个人炒作,对他影响太大了。”他认为,媒体和社会对这些人士出家表现出过度的关注,不仅对这些出家修行的人不好,对宗教信仰本身也不好。针对“北大毕业生出家是否算浪费”的提问,王作安局长称,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每个领域都可以创造自己的辉煌。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如果大家认为他的行为不正常,那是社会认识上的不正常。就在同一个“北京论坛”上,记者向北大校长周其凤提问:公众该如何理解高材生出家这一社会现象?周其凤表示,国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北大毕业生同样享有这种自由,但北大人即使出家,也要争取做杰出的和尚和尼姑。作为国家宗教局局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给出这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回答,是多年来极其罕见的。这是明确的对人权的尊重、对公民选择宗教信仰的尊重、对一种合法权益的保护。目前,对于宗教信仰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人们对沈溺在到处开办的网吧中不能自拔的青少年可以熟视无睹,却对因认真选择信仰而迈进佛门剃度修行郑重做人大惊小怪、长吁短叹。局长和校长的回答应该引起更多更深的反思。八、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新一页中国佛教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已经不能局限于以往的礼节性外交活动,而是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代表者之一的身份,为中华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播贡献软实力。在世界各地不仅需要有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还应该有来自民间的少林寺。8月28日至31日,在奥地利举行的著名的 “阿尔巴赫欧洲论坛”上,应邀参加论坛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位自论坛创办以来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宾,在演讲中阐释的中国文化、少林文化引起强烈反响。本届欧洲论坛的主题是“设计与现实”。开幕式上,论坛主席布赛克特别向与会者介绍了自论坛创办以来邀请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主宾——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鉴于释永信为推动少林文化的保护以及全球传播所做的努力,在西方人眼中他不仅被看做“禅宗的领袖”,还是“中国的文化大使”,希望他能从禅宗文化角度,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发表看法。8月30日上午,身着黄色僧衣的释永信走上论坛,发表了“搭起人类对话与合作的桥梁”的演讲。他从少林文化入手,以少林寺的内省之路为例,强调内在的和平是人类和平的根基。他指出,“对于少林寺而言,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我们的发展与崛起之路,不是建立在争强好胜、坚持己见的基础上,而是基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我无执的信念。原来很多人不理解,武术尚武力,佛教讲慈悲,少林功夫怎么跟佛教是一家?其实,少林功夫的最高境界是‘不动心’,外不着相,内心不乱,从身心合一,到天人合一,眼前就不会有障碍,也不会有恐惧,不会因羞辱而冲动,这体现了禅宗的智慧。”他还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宽容与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传统中国文化也日益彰显其宝贵的价值,将会促进中国的健康发展,使之为世界的和平发挥重要的作用。”释永信方丈的演讲,获得了长久而热烈的掌声。大会期间,出席会议的各国政要和著名学者纷纷与释永信方丈结缘,少林文化受到空前的关注与欢迎。少林寺在海外建立的“少林文化中心”,截至2010年底已经有38个,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而永信法师在欧洲论坛的成功演讲,成为少林文化传播的新起点。来自欧洲多国的少林文化社团代表于9月1日在维也纳市举行“欧洲少林联合会”成立大会,德、法、英、意、荷、奥等国的10个少林文化社团成为创始会员。释永传大师当选为协会执行主席。“欧洲少林联合会”总部将设在德国首都柏林。 释永信大师表示,希望通过打造“欧洲少林联合会”这一平台,促进少林文化在欧洲的进一步传播,促进欧洲各国少林社团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同时密切中国嵩山少林寺与欧洲少林社团之间的联系。“欧洲少林联合会”秘书长丁丁则表示,成立“欧洲少林联合会”也是应广大欧洲少林文化爱好者的请求,打击滥用少林寺名义,树立中国少林的权威地位。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2010年9月19日,由中国佛教协会、斯里兰卡驻华使馆联合主办,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灵光寺承办的“法显的足迹——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灵光寺隆重举行。蒋坚永副局长在讲话中对佛教界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希望佛教界发扬法显大师舍身求法、为法忘躯的精神,更加注重勤修三学。第二、希望佛教界发扬法显大师开拓进取、刻苦钻研的精神,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第三、希望佛教界发扬法显大师沟通中外、放眼世界的精神,更加注重国际交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在大会上作了“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的基调发言,指出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 一千多年前的法显把佛法从西方求来,一千多年后的永信把佛法向西方送去,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而且后者直接关乎着中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从中国僧人登上西方政要论坛的那一刻起,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少林寺走出国门,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早在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少林弟子在沿途的护卫协助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少林文化的独特性,需要国内各界特别是佛教界自身的理解和支持。佛教文化在传播中必然要呈现出多样性,不能作茧自缚,非要把中国佛教雕成同一个模样。在弘扬佛教根本宗旨的前提下,少林寺将成为造就中国国际型僧侣的重镇之一。九、问题与思考——寺院数量与信仰人数比例失调背后的计划性思维中国佛教在2010年的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老生常谈、“屡教不改”的老大难问题。国家宗教局于2010年6月就此会同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的通知》,要求加大治理力度。 所谓老生常谈,是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现象”加以规范,几次开展专项治理。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第145号令),同年4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制定下发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登记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994年9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制止滥建露天佛像的通知》(国宗发〔1994〕116号),同年10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下发的《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国宗发〔1994〕123号),1996年中办、国办发出《关于转发<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关于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佛像的意见>的通知》(厅字〔1996〕38号),对乱建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依据有关法规、政策,在专项治理中,对乱建寺庙、露天宗教造像采取“拆(拆除)、改(改变用途)、定(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移交宗教团体管理使用并登记开放)、停(停止工程建设)”的办法予以处理。1996年之后,历年都有“制止乱建庙宇”的文件不断颁发。但是,直到2009年,在湖北荆州区的一份政协委员的提案中仍然这样描述到:“全区佛教、道教信教群众28500人,这些信众基本上是亦佛亦道,既信佛也信道,老年人约占70%,文化程度偏低,农民、下岗职工、经商者占90%。”“乱建庙宇现象严重。非法宗教活动场所最为突出的是佛教,全区佛教活动场所共有92个,而依法登记的仅有29个,其余均为非法宗教活动场所,郢城镇一个800人的村就建有三个庙宇。”2010年6月,“制止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又一次成为国家宗教局的重点工作之一,向全国铺开。其结果如何?从往日的历程来看,不容乐观。同一个问题,近20年都得不到彻底解决,屡禁屡犯,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政府和民众的一种长期博弈,倒是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绝非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某一方就能了结的。仅以上述荆州区为例,佛教信众将近3万,如果包括不在统计数字之内的“自由信众”,还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只有不到30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每个场所要具备起码容纳1000人的功能。这种条件在基层一般是不具备的,显然难以适应全部信众的正常宗教活动需求。而“非法”的场所达到63个,居然是“合法”的场所的2.16倍。但是如果我们将92与28500相比对时,会发现每个场所平均为310人,应该说这恰好是适应基层物质条件状态的一种自发的比较生态的场所数量。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推测到,把那62个所谓“非法”的场所在一个早晨就都拆掉并不难,但是,用不了多久,还会有差不多数量的庙宇重新复建起来。即便将来不再修佛寺道观,也会修起某一种教堂,出现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吊诡现象。从另外一份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据统计,在具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当时有大约5000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同时存在的非法宗教活动场所竟是4000多个。虽然没有达到荆州区的2.16倍,但是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为什么通过我们政府认真审批准许的场所,总是比民众要求的少那么多呢?把如此众多的所谓“非法”的场所统统归结为“借佛敛财”、“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能够最终解决问题吗?再以北京为例。根据1906年京师警察厅的《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 其中驻有僧尼的寺院为110座。此表记录了从前门大街右侧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的200多座寺庙。但这些寺庙都来自于北京外城西部的一个狭小的区域,不能体现清代末期整个北京地区寺庙的基本状况。另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 进行统计,外城西城1906年有243座寺庙(其中包括《清末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漏载的43座寺庙),1928年时这一数字已减少到157座。在1958年开展文物普查中,全市共普查、登记文物古迹8060处。其中寺庙2666座。 经历了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保存和修复较完好的寺庙大约只有不到两百座,对外开放的有几十处寺庙,大多是旅游胜地,只有不到20所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根据有关资料,2010年初北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常驻人口的总和大约是2200万人。因此,即便以20处合法佛教活动场所来计算,即便只有220万人信奉佛教,每处的接待对象也高达11万人。因此,历年来关于北京雍和宫春节农历初一上香人数的统计表明,从2006年的一天3万人一直到2010年全天激增达到6.6万人之多。交通为之管制,警察为之出动,想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足为奇。而且,与偏远的荆州不同,北京这6.6万人中,青年人反倒占了多数。从发展趋势看,信佛拜佛的人数还会继续增长,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不会因行政干预而减弱,甚至会因干预而反弹。在这个关于庙宇和信众的老大难问题的背后,我们可以觉察到,在当年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形成的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破解问题。所谓“旧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基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佛教信仰和封建迷信分辨不清,“管住就死,放开就乱”,宁可管死,不可放乱;二、庙宇布局不是在信众自发基础上因势利导,而是政府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主观节制,宁缺勿滥;三、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因此,宗教活动场所越少越好,宁可不足,不可出事。所谓“封建迷信”、“借佛敛财”,都是如何把握、如何管理的问题,如果因为有问题就拆除,那么即便拆除了也并没有解决问题。从社会必须稳定、必须和谐、必须发展的角度看宗教信仰,起码正当的佛教信仰肯定是保障稳定、保障和谐、保障发展的积极因素。拿庙宇与网吧相比较,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对于下一代的知书达理,多建一座庙宇,少建一处网吧,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目前的大多数网吧,即便不是诲盗诲淫,也是在制造“网瘾”、“游戏迷”、“思辨弱智”。不除去以赚钱赢利为目标的网吧,却拆掉以行善洗心为宗旨的庙宇,这是社会的历史悲剧。佛教经历二千余年,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国人,如果还不能理直气壮地扶植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宗教,不能给它一个自然复兴的生态环境,情何以堪?理何以堪?面对大约2亿人的信仰取向,我们岂能年年拆、岁岁拆,不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庙宇建设多少为宜?要以人为本,以信众需求为本,加以合理疏导。例如,香港特区政府要求建寺的同时,必须做好如何回馈社会的准备,必须先制定开办寺院附设的养老院或孤儿院的规划,而且在寺院建起之前,先落实慈善机构的建设,还要把维持慈善机构的开支列入寺院财务计划。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滥建,同时引导庙宇为社会公益服务。不兼顾社会公益就没有建设庙宇的资格,这是教徒能够也应该接受的。如果制定这种法规能够实现引导和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开辟社会公益事业,那么就是多建些庙宇又有什么不好?类似的引导方式还可以有很多,思维方式改变了,引导方式也就会层出不穷。为了避免“借佛敛财”,就要切实依法建立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只要廉洁奉公,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了避免“歪门邪道”,可以由中心寺院对一定范围内的小庙宇实行托管,在县级以下建立一定范围内的现代的“教区”管理制度,由中心寺院承担派出合格僧侣轮值以尽巡民教化的责任。总之,要从根本上扭转对佛教的偏见,不轻易滥加“封建迷信”、“借佛敛财”、“歪门邪道”的罪名,依法加强对佛教信众建设庙宇的引导和管理,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使佛教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才能彻底化解所谓“乱建庙宇和露天宗教造像”的问题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凤凰网佛教栏目、中华佛教网、佛教在线和中国宗教学术网等网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资料,篇幅所限,不一一注明,谨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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