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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梁富国博士谈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元素与现当代转型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2)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博士梁富国以“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元素与现当代转型”为题发表演讲,其发言内容如下: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变革是西方的外力冲击所导致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充斥着西化特性。西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的现代性元素被挖掘出来,基督教新教以强烈的现代性内涵展现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气质和理念,使工业、市场、民权等推动下的西方社会在文化思潮和民族精神领域呈现出有机的协调性。现代性这个范式成为启蒙运动后,现代哲学、自然科学、民族国家理论及市场全球化等浪潮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状态和均势。

反观中国的宗教,中国佛教中的现代性集中体现中哪里呢?笔者认为,其核心元素是中国佛教思想的:当下性、人本性和入世性。当然这些元素都是以境界的超越为归宿、为指引的,是有崇高精神品格的,这决定了中国佛教现代性转向过程中神圣性的保持,即只要佛教还是宗教,崇尚信仰,就很难完全世俗化。

当下性,即每个人都是“当下”的人,而“当下”也只能是我的“当下”。佛教基本的缘起和无常的观念在中国禅宗这里产生了变化,否定了过去、未来的可把握性,或对人来讲的实际有效性。每个可把握的当下的修行和体悟关系着生命境界的提高。这种特性让中国佛教关注人间知识、人间生活,使丛林与社会、修行与劳作结合并统一,也让中国佛教在社会转型时自觉做出反映。

人本性是说,中国佛教将印度佛教的本体倾向进行了转换,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印度佛教的“佛本”思维转向了“人本”思维。印度佛教类似“补特伽罗”的“我”。还有作为众生的五蕴和合的缘起性空的“我”,在中国佛教这里更大程度上被作为形而上的公设,而实际的社会影响中,“我”更多呈现出佛教伦理层面的可度量认识的“我”。在这样的前提下,轮回和成佛理念实现了其社会教化功能。出世与入世,在家与出家圆融统一,让人的生命境界追求与人的社会参与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把人生的价值和成佛教的理想、现世社会与佛净土关联一体,成为促使佛教自觉产生现代转向的基本前提。

入世性是说,中国佛教的菩萨思想认为众生即是菩萨,而果地菩萨也只能中因地的求渡众生过程中得到修证。入世修行地自利利他的精神是大乘佛教的基本品格。大菩萨有大愿、大慈、大悲、大智、大力、大行。大愿、大慈、大悲、大行为获得大智、大力的前提,而具备大智、大力的大行则专为入世救渡众生而设,也是成佛教的必然途径。这样的菩萨理念,使成佛追求和参与世间事务结合了起来,成为佛教现代转向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背靠,具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是中国佛教最基本的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元素。近百年中国佛教的转型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性。如:圆瑛从国民职责出发强调民众应为国家建功立业;太虚提出抵抗暴力战争与佛法精神一致,并将菩萨行发展为利益人群和服务社会。

中国佛教通过对自身的当下性、人本性、入世性的阐发和超越而不断创造新的思想理念和精神气质,从而适应新的时代气息。也正是中国佛教这种独特的演进方式,使中国佛教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性思想元素。

百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化的浪潮中,传统的佛教出现各种新的自我调适,如人间佛教思潮、居士佛教兴盛、革命和抗战时期的佛教护国思潮,当代佛教教育、佛教经济、民间信仰的复兴、佛教慈善等。出现一批佛教改革家,如谭嗣同、梁启超、太虚、弘一、星云等。佛教实际上进行了场百年现代性转向,使自己向一种现代性内涵与外延协调的形式和功能结合的形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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