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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王鹤琴谈世界三大宗教近代的变革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2)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王鹤琴 编者按:…

         

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王鹤琴谈世界三大宗教近代的变革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王鹤琴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王鹤琴就世界三大宗教近代的变革发言,其发言内容如下: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产生之日起,经过一段漫长的繁荣发展时期,到中世纪晚期,逐步走向了沉闷、呆滞与僵化。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扩张,人类历史迈入了巨大的转折时代。以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肇始,理性和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尊重。因此,作为人们精神追求的世界三大宗教,其悠久的历史至此已演变成沉重的包袱,与人类近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新局面、新问题对传统宗教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引起了教内外的回应。一批有识之士,或出于护教弘教的原因,或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纷纷提出宗教革新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可以说,这是人类近代宗教史上的普遍现象。

然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同为世界性宗教,但是仍有其重点影响的区域。佛教,主要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传播;基督教以欧美为其大本营;伊斯兰教则主要影响了阿拉伯人。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等为三大宗教的近代转型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下面,我们就以欧洲的宗教改革和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以及阿拉伯世界自拿破仑入侵印度后出现的一系列复兴和改革思潮为例透析一下三大宗教近代革新的不同历程和命运。

其共性表现在:

首先,从背景上来看,近代历史上的宗教改革,是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变化对传统宗教提出了挑战,他们着眼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应对的方案。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1、改革者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接触到的是被扭曲了的教义,因此,要在教义上进行澄清。回归原典和纯真、素朴的宗教。

2、自近代以来,几乎人类所有的宗教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接受科学主义的挑战。因此,改革者都注意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解决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绝不能以牺牲宗教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为代价。宗教必须从科学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才有可能找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现代人间佛教过度强调人间性而出现了丧失神圣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中国佛教为了适应科学评判的需要造成的。

3、改革者都非常重视对信徒的教育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宗教教育的方案。

第三,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成功地完成了近代转型还是仍在转型的道路上艰难挣扎,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第四,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角度来看,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成为趋势。

第五,近代的世界三大宗教革新具有国际性,往往是几个国家的改革运动相互激荡。

1932年沙特王朝的建立,是发端于18世纪中叶、以原教旨主义为主导的瓦哈比派运动的结果。它对其后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印度的瓦哈比运动、印尼的帕达里派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与太虚大师倡导佛教革新以复兴近代中国佛教同时,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斯里兰卡、日本等,都相继出现了佛教的复兴运动,而且日本佛教界还把其佛教复兴运动的界面推延到了中国。

    其差异表现在:

第一,自发性与应激性的差异。

近代欧洲社会,基督教会的丑恶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可这种不满只是对教会和教士集团的不满,人们对基督教本身的热忱和信仰并没有改变。这从很多人文主义者以基督教为创作题材,以及他们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基督教所受到的挑战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因此,无需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大的改动,而只需让人们更方便地了解基督真义,更直接的阅读《圣经》即可。

而近代中国佛教和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则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和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当时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处于风雨飘摇、家国不保的非常时期。在这种状况下,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也被迫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道路。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性很强的宗教,它的不作为以及种种腐败堕落的情况,在近代中国让人质疑它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佛教必须振作革新,改变传统佛教与社会相疏离的情形,促使佛教积极投入到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伊斯兰教,由于其“兼顾两世”的特点,内容涉及到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既是穆斯林的精神归属,又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所以,怎么样调整以与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相应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

总之,与基督教近代革新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不同,佛教和伊斯兰教的近代转变,从根本上讲,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它们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与国家的现代化连为一体。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近代复兴与革新,都是希望从从宗教内部寻求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动力,通过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以逐步摆脱外国殖民统治。

当然,从教徒护教的方面来看,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徒倡导革新也体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因为,要护教,就得有所革新。但他们的自觉更多的是受到外部力量刺激后,因为要做出“反应”的需要而产生的。

第二,从改革的结果来看,基督教以教派分裂的形式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不仅新教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吸引了一大批信众,而且传统的天主教因受新教的刺激不断革新,谋求与时俱进,保住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梵二会议的召开是天主教不断革新的有力证明。

对于佛教,它在中国的近代改革不能简单地以失败或成功来衡量。因为,从革新运动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达到改革者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但是改革中提出的口号和实行的一些措施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以及后来发展出的“人间佛教”在今天依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可以说,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从根本上指明了佛教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演进之路,奠定了佛教在当代及未来发展的基石。

相比而言,伊斯兰教的近代革新,情况最复杂,历程最曲折,局限性最大也是最不彻底的。由于伊斯兰社会的自身种种原因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成了伊斯兰社会抗拒外来各种冲击的凝固剂。原教旨主义的兴盛,使改革的道路异常艰难。因此,伊斯兰教的近代革新反反复复,效果甚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的近代改革是以教派分裂的方式取得成功的,提倡改革的宗派虽然有很多,但是基本上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指导思想,所以相互之间很少对立。而中国佛教和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则是在一个教派内部进行改革,因此容易遭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不能统一起来,从而抵消了彼此的力量。

第三,从革新的发动者来看,佛教的近代革新是高僧和居士发动的,尤其是在家居士,在革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并没有政治当局的参与,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革新者中除了信徒以外还能看到统治者的身影,例如,英国近代的宗教改革是由国外亨利八士发动的,土耳其近代的宗教改革是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开展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应该与三大宗教各自与政治的亲疏程度有关。在中国近代,佛教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小,而且作为出世性较强的宗教,很少成为统治者动员群众或争取群众的工具。而且一直以来宗教依附政治的局面,使宗教很难成为统治者的威胁。而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兴盛,使教权与皇权长期勾结,教权甚至一度压过皇权,因此它的政治作用直到近代初期仍然很大。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更是坚不可破,作为倡导改革的统治者必须改革宗教才能取得效果。

另外,改革的发动者本身的素质与个性也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基督教的近代改革家,不管是德国的马丁·路德,还是瑞士的加尔文,都不仅仅是改革的思想家而且还是能够发动群众的领导者。而中国近代的宗教改革者太虚大师,还有伊斯兰教中许多倡导改革的人,往往是理想的学者型改革家,不能有地领导改革运动,因此,很难取得成功。

第四,从世俗化的角度来看,近代基督教改革的“世俗化”是指宗教权力在世俗社会的削弱,原属宗教的部分功能被世俗社会排挤、取代,而佛教的世俗化是指佛教积极投入到社会事务中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了宗教感情淡漠、宗教神圣性消减的现象。那么,基督教为什么在世俗化后还较好地保持了其神圣性呢?这与其强烈的一神信仰有关。而佛教由于本身比较强调智慧,加上信仰对象的多样性,所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容易丧失超越性基础,这是当代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伊斯兰教来说,由于本身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反复性,并不存在世俗化的威胁,相反,它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世俗化。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直到今天,由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依然在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所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依然苦苦困扰着我们。宗教,作为社会传统的堡垒,在社会生活逐渐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它同现代化的关系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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