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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郑浩谈近代密教回传反思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2)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郑浩 编者按…

        

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郑浩谈近代密教回传反思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郑浩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郑浩就近代密教回传发言,其发言内容如下: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重大的转折;辛亥之后,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科技上的还是思想文化上的,都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就连历来是最传统、最保守的宗教界也发生了一场有由太虚法师、陈撄宁先生等人倡导的改革运动,密教的回传作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中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下。然而此前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教届都对密教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于民初以来密法在汉地的传播这个重大的问题多从弘法者或是义学理论等方面加以考察,这就将研究范围局限在了佛教抑或佛学内部。虽然以上这些都是十分精辟深刻的,然而却似乎少了一点宏大的视野,因为无论是日密还是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无疑是与中日关系、汉藏交流这两个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命题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直到今日我们也不能否认密教研究对一些现实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所以尽管笔者本人水平极为浅陋,但值此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之殊胜因缘,将试图从更为广阔一些的角度出发,对近代密教在中国的回传这一命题做些许梳理。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密教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此一历史事实基本发生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全面爆发这几十年间。密教在近代的复兴,首先是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直接剌激中国复兴密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趁机向当时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中国允许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特别是日本密教。虽然这里中国是被动承受的地位,但是事实上,民初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正是太虚法师及其创办和主编的《海潮音》月刊。同时也有其他许多高僧大德致力于接取东密法脉,如王弘愿奉日本权田大僧正之邀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并在回国后讲习密义,创办由他主笔的《密教讲习录》杂志。又如持松法师于1922年冬赴日学密,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在高野山依金山穆昭得阿阇黎位。1925年冬,持松随太虚大师所率领的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他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日本从东密权田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次年,他又到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后再至高野山随金山穆昭传授口诀,兼学梵文,从而成为当时中国僧界同时弘传日本东密和台密的第一人。还有如大勇、显荫、谈玄等法师先后赴日学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幸的是,以上这三人皆英年早逝,可以说这给刚兴起不久的日密在内地的传播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日密传播遭到重大打击的同时,藏密在汉地的传播却有了后来居上的态势。民国时期对藏密在内地传播最有力的推动者,1924年从藏地来内地的九世班禅。当然同时也有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等蒙藏喇嘛到内地亲自弘传,从而更直接地带动内地学习藏密风气的兴起。可以说相对于日密在中国传播存在着政治形势、民族感情等问题,藏密在内地的传播是有着更优越的条件的,自明清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就一直通过拉拢西藏的宗教领袖来安抚藏地僧俗。即使九世班禅的东来主要由于政治性因素,但是他在内地的传教活动无疑可以获得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民间居士群体的广泛支持。所以九世班禅大师一来到内地,就受到从中央到各地军政绅商和民众各界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接待,仅杭州一地举行的浙江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军政商学各界数千人参加。再加上有能海、法尊、超一等汉地法师先后入藏学密并在回归汉地后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对藏密在内地的弘传,特别是为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近代密教在中国的回传呈现出了日密在汉地先兴即衰,藏密后来居上的此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转折。应该说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是密教回传出现此一转折的极重要的原因。先是我国佛教界产生对赴日求取密法的极大兴趣,这里面原因自是因为日本政治地位的优势以及甲午以来我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文化的追捧,而宗教界人士自然也是难以避免这种看法。其后藏密在汉地传播占据上峰除了得益于其时汉藏两地政治文化交流的需要外,国内政局的变化也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考察日密和藏密在中国汉地传播的重心地域,日本密宗的传播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而藏密则因班禅、白普仁、多杰蒙等喇嘛集于北平,故以北平为中心,后渐及鄂、湘、赣、江、浙、川诸省。仔细研究这幅密教汉地“对峙”图会有一种极大的熟悉感,因为这和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前后南北对峙的局面何其相似。同样是北洋政府在当时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代表中国合法政府,以北京为中心的藏密相对于东密也渐渐占据了上峰,而即使在后来北洋政府倒台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在全国也是少有其他城市能够比拟的。相比于当时中日关系的诸多矛盾,基于中国北部而兴起的藏密似乎更容易获得僧俗众人的心理认可。再联想到我国历史上历来是政治影响力上占优势地位的教派的传播也就比较迅速有力,那么就不能将藏密后来居上的历史事实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藏密的弘扬除了有以九世班禅为代表的密教法师在汉地经年致力于传法之外,汉地方面也是积极地予以响应配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军阀对汉地法师入藏求取密法一般都是支持甚至赞助的。这种频繁的传法、求法活动无疑是能够为内地、藏边抑或说中央政府与藏地政权之间的交流联系提供帮助的。再来看日密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前文已经说过入日学密的潮流是经太虚法师一力推动的。太虚法师者,自是我国清末民初以来佛教界改革的领军人物,而且通过法师曾经组织觉社这一事实来看,他对于清末以来国人变革图强的事业也有极大兴趣。众所周知由于清政府在南方的统治力度较弱,中国其时的革命思潮、运动的中心也是集中在南方诸省的,而太虚、月霞、应慈等法师所领导的佛教改革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域。所以在太虚法师倡导东密后,无论是他所支持、派遣的赴日学僧,还是这些法师归国后开坛传法,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地域的。这样看来,日本密宗在中国“复活”这一潮流实可以看成是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佛教改革的一份子。

    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能够看到藏密与东密的传播,一为其时汉藏两地政治文化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为其时佛教界革新中的一个动作,一者有军政绅商各界民众持续不断的大力支持,一者也仅是有当时著名宗教界人士的呼吁而已。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里,试问某个人的绵薄之力如何能够与国家民族的意愿相抗衡,所以藏密之兴盛,东密之衰落也是应有之事了。无怪乎太虚大师《恸谈玄》诗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其中悲痛、无奈之意展露无疑,读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分。然而不论是太虚法师首倡东密,还是民国藏密的极大弘扬,这些举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后辈学人在服膺前辈们长谋远虑的同时,也应自我勉励,为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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