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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延续谈近代庙产兴学运动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2)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宗教学硕士延续就庙产兴学运动发言,其发言内容如下:

佛教发展至近代,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庙产兴学运动也是其中之一。首先介绍一下它发生的背景。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部分士大夫那里,具体体现为对“变局”认识的逐步深化。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的皇帝出逃事件,更直接地把这种危机感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使得中国人民对社会巨变的体认更为真切,也更为强烈。此后,随着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烈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摆在了全体中国人的面前。虽然有甲午战争失败,但晚清的改革者们并没有怀疑办学育人的重要性。尤其是统治者意识到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注意到对于国民精神的培养和塑造。因此,振兴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是,处于连年内忧外患之中的清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办学。所以,拥有一定地产和经济实力的寺院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兴办新学者所关注的对象。庙产兴学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具体说来,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可以1898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标志。张之洞这篇奏折的理由是,为了抵御列强,必须改造教育体系以增强国力,天下需设学堂约万数,但朝廷无此财力。而天下寺观何止数万,皆有田产。其物业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如果征用庙产是为了提倡者所声称的富国强兵的崇高事业,那么就有疑问:第为什么不同时征用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藏传佛教中的宗教产业,单单只征用汉传佛教和道教的产业? 由此可见,庙产兴学政策更基于清代对汉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在乾隆朝之后,汉化(即儒教化)程度已深,佛教就成为排斥的对象。封建帝王这种对佛教歧视、排斥的宗教政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士大夫官僚。士大夫官僚们对佛教的认识不清,许多认为佛教势不能久存,故不妨把已面临淘汰的佛教寺产,移作有用的兴学费用和场所。

1898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光绪帝在维新派鼓动下发布的政令,包括征用庙产的谕旨。但慈禧废除“庙产兴学”政策,主要出于帝后之争。义和团运动之后,朝廷在1904年即下诏征用寺庙的财产建造学校。慈禧在1904年重新实行“庙产兴学”政策,次年又下诏予以废除。这种失措举止,主要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至于佛教徒的强烈抗议,还在其次。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起,日本佛教不但在台湾建立据点,设置僧团,宣传奴化思想,还直接派僧人来中国大陆建寺,传播日本佛教。他们利用中国僧人为保寺产饥不择食的心理,仿效基督教利用不平等条约保护教徒与教堂财产的方法,怂恿中国僧人接受日本京都东本愿寺的庇护。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震惊,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因为清政府更加害怕在宗教领域丧失主权。

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发生在国民党政府上台前后,时在1926年至1931年,这一次发生的原因更为错综复杂。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与文化领域的反迷信运动相呼应。在大革命时期,许多人往往将反迷信与反佛教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的高涨是二十年代初期的反宗教运动、二十年代后期的反迷信运动等社会运动的综合产物。

来势凶猛的庙产兴学运动给汉传佛教带来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从具体层面上说,它造成汉传佛教的寺产被大量剥夺,僧尼被大批遣散,大量的汉传佛教的物品及设施遭到破坏。在思想上则造成汉传佛教理论体系的巨大动摇,信教民众心理的巨大落差。这些都必然使汉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遭到巨大地破坏。但好在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认清了自身的衰微,开始了艰难的新探索,对这场运动进行抗争。佛教界的抗争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首先谈谈消极方面。

面对来势汹涌的 “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也及时做出了回应。但他们首先作出的直接反应是被动地寻求各种保护。而为佛教所能依靠的力量中,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外国势力,二是各种外在的社会力量。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一方面寻求日本僧人的庇护,另一方面也积极争取社会上的力量,积极通过社会上层人士,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佛教居士,向政府发出多方呼吁。

积极的抗争可以分为三点:

首先是建立佛教组织。为了团结各界佛教徒,共同维护佛教权益,佛教社会组织也在全国各地陆续产生。如太虚、仁山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北京佛教界发起“中央佛教公会”等,但这些都局限于一地或某些团体,对全国佛教并不能起到统领的作用。鉴于此,1912年,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虽然这一组织在1919年被北洋政府所废止,但“中华佛教总会毕竟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

其次是兴办佛学院。近50年此起彼伏的 “庙产兴学”运动的出现,寻其起因,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有关,尤其是与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希望的新式教育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与佛教自身的衰弱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佛教内部的有识之士也有同感。为此,当佛教面临危机之时,他们在被迫寻求保护的同时,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因存续力求变革,为弘扬采纳新学。

再次是创办佛学刊物,运用现代传媒来弘扬佛学。这不仅向社会宣扬了佛学义理,也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发展。这些佛学刊物,成为了沟通佛教界与社会的桥梁,为弘扬正信佛教,消除社会普通人士对佛教的误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对庙产兴学运动加以总结。庙产兴学运动运动从性质上说不同于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灭佛运动。因为这些传统的灭佛运动的起因,从根本上说,基本都是由于汉传佛教的寺庙与统治者争夺土地与人民,威胁到了封建政权的经济来源和统治的稳定性,他们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与汉传佛教之间的矛盾。而庙产兴学运动发生的原因则是传统的汉传佛教形态与步入近代之后的中国社会的不适应,这场运动体现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和汉传佛教之间的矛盾,具有更加宽泛的广度和深度。由于该运动的发展过于的盲目和激进,破坏了佛教的发展,同时,贸然地关闭大量寺院,驱逐大批僧尼,使得这部分人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手段和场所,制造了大批的无业人口,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但好在有远见卓识的佛教人士真正看清佛教的衰败,并开始从佛教自身去探寻 “庙产兴学”的原因,积极抗争,反面推动了中国传统佛教的更新,尤其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庙产兴学运动也推动了佛教界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使寺僧有了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对佛教的性质、地位、社会作用、寺院经济等一些列问题进行思考。

然而,佛教如何从历史中认清过去的缺失,而不是增添历史的累赘,如何在新时期,挖掘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提升自身革新的敏感度,在调整发展适应现实的同时,也不失对佛教神圣性的关注。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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