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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杨家刚谈佛教的回归与展望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2)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杨家刚以“近代佛教对原始的回归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其发言内容如下:

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论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雅利安文明、希腊文明、以色列文明和中国原始文明等——相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又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许多较有影响的宗教或学派都出现了回归原始或借原始思想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改革的思潮,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盛行,比如基督教基要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它们大多怀疑甚至抛弃传统,以经典文本或核心学说作为主要依据,甚至与政治相结合出现某种极端主义倾向,其产生原因主要即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这些思想体系内部或组织层面出现了某种瓶颈现象,其产生即是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对传统的一种反动。作为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几大宗教之一,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原始的回归的倾向,但由于其和合、圆融的精神内核及出世的思想倾向,佛教没有或者很少地介入政治层面,也没有出现极端倾向,而仅仅是对传统的一种反思和革新,故而笔者没有用佛教原教旨主义这个名词,权且将其称之为对原始的回归

    近现代佛教对原始的回归,其产生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激荡和传播的时代,一方面,实证主义的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大航海运动、传教活动或战争活动大规模地涌入东方,对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基础之上的东方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佛教作为东方较有影响的一大宗教亦未能摆脱,于是经由较早引进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日本,进而随着中国引进吸收日本近代科学而传入中国,这种溯本求源的实证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佛教的态度、认知和考量。另一方面则是东方思想的西传引起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浓厚兴趣,随着梵文、巴利文文献的西译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等文献的发现,西方学者开始以西方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东方思想文化和宗教进行考量。这样的内外双重激荡为佛教的反思、重新定位和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主观方面,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此取通说),除了藏传佛教传承比较严谨、影响主要限于藏蒙地区之外,汉传佛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与道教、儒家的分庭抗礼与渗透融合,一方面在中国发扬光大,最终确立了八大宗派,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某种异化和僵化,甚至由于某些伪沙门的活动产生了宗风败坏的情况,比如早期为了与道教徒论争,编造出《周书异记》等伪书,虚造释迦牟尼佛生灭年代,或篡改经论、造作伪经,中后期或与民间巫术结合流于神秘化、鬼神化,或不重戒律,置产立室,欺诳白衣,致使佛教形象一度沦落,至清朝末年已呈积重难返之势,这种状况内在要求佛教自身进行反思,革故鼎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出现了对原始的回归思潮,其主要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三大部派——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内部各宗派对传统的反思和革新,其二是跨越三大部派的探究、效法和改革,主要是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借鉴和吸纳。部派内各宗派对传统的反思和革新在汉传佛教内具体表现为诸位高僧大德或居士为重振宗风、革故鼎新所做的努力,比如虚云老和尚弘扬禅宗,谛闲法师、倓虚法师弘扬天台,兴慈法师弘扬华严,弘一大师中兴律宗,印光大师发扬净土等等,这些法师大都立足本宗核心教义,溯本求源,兼融其他各宗思想,弘传经论,随机教化,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尤以弘一大师中兴律宗更表现出很明显的回归倾向,因原始佛教因持戒而立,后世佛教因毁戒而衰,弘一大师著《四分律戒相表记》等著作,正本清源,一扫明清衰败景象,使国内佛教面貌一新,此外,太虚大师首倡人生佛教之说,立足现世人生,既是革新,也是回归,因佛教本身即是为解决人生多苦而立的,因而,人生佛教思想对治人生,对现实尤为适用,至今弦畅不绝。在诸多法师大声疾呼、不辞劳苦的同时,还有许多在家居士与事其中,或校刊经典,或聚众讲学,均取得很大成绩,比如杨仁山居士成立金陵刻经处,专职校刊善本佛典,江味农居士借敦煌本柳公权书《金刚经》及诸多经注面世之机校正经文,欧阳竟无创支那内学院,梅光羲、夏莲居、黄念祖等居士弘传经教等,成一时气象,有学者称之为居士佛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还表现在唐密由日本东密向中国的回传。部派内的反思和回归在藏传佛教中由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重视戒律,并为后世沿承,其功用大致与近现代汉传佛教的反思类似,故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太大的回归思潮。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内,由于其传承历来比较保守,以自身为正法,为佛陀的古道的原因,故主要表现为1871年和19541956年的第五、六次南传巴利文大藏经的结集活动。

    与各部派内的回归思潮主要集中于佛教内部不同,介于三大部派之间的探究和改革表现为教内和教外两个方面。就教外而言,主要表现为肇始于西方和日本、后广泛波及其他地区的大乘非佛说的提出、盛行及其论辩,其影响主要限于学术界。就教内而言,主要表现为汉传佛教内部诸法师本着和合的精神对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效法和吸收,比如日本于19351941年间由高楠博士功绩记念会将南传大藏经译为日文,台湾于1990年至1998年间由高雄元亨寺将南传大藏经译为中文,法尊法师多年致力于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研究等等,近年则有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众践行原始佛教托钵乞食的精神弘化世人的实践,净慧法师编《在家教徒必读经典》,其前三种即分别为法尊法师由藏文所译《随念三宝经》、汉文传统经本《八大人觉经》、李荣熙居士由巴利文所译《吉祥经》,就笔者考察,藏文内《随念三宝经》本身即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佛、法、僧随念》具有同源关系,法师兼融各派、重视基础之用心可见一斑。此外,济群法师等大力倡导菩提道次第之修习,亦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溯本求源的一大反映。

    除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效法和吸收之外,近现代以来还出现了藏传佛教内传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北传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藏密修法在内地的盛行以及与汉传佛教各宗派传承融合,南传上座部佛教道场如帕奥禅林等在中国内地的建设等等,南传上座部佛教一些长老甚至通过论证南传佛教的菩萨道思想来与小乘佛教(Hinayana Buddhism相区别,这说明近现代佛教传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对佛教回归原始的思潮在未来的发展作一展望。随着当今世界局势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交流的便利,部派内各宗派的发展将在近现代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尽管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宗风败坏的现象,随着当今社会对佛教精神认知的深入,这些现象不会成为主流,反而会招致唾弃。至于三大部派之间的关系,虽然学界大多认同大乘非佛说,但佛教定义本身已内在包含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学界所要考察的对象也更多是这两大部派,故而就学界研究而言,是不是佛说已非问题的关键或核心。就佛教信仰而言,杭州佛学院刚晓法师对于大小乘经典关系引玄奘法师诸大乘经皆是佛说,自许极成非诸佛语所不摄故,如增一阿笈摩之语,谓:我说,阿含是佛教的根本,但不是说阿含是佛教的一切!阿含是源,大乘经是流,流肯定比源大,这是无话可说的,但流绝对不能违背源,违背源了的话,就失去了度世济人的功能,要害人了,就像当年三门峡工程一样,使得黄河倒灌渭河川,成了灾难。实有见地。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上,星云大师曾以五指为喻,谓五指不必争大小,攥成拳头才最有力量,深为海内外佛教信众认同,故而,汉传佛教可以多吸纳一些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质朴精神,多参学一下藏传佛教的修证体系,只有本着佛教本有的和合与圆融的精神,佛教才可以发扬光大,继续为提高人生质量、维护世界和平发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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