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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谢锐老师谈民国期间陕西佛教的变迁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5)

西北大学图书馆谢锐老师 编者按:由西…

      

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谢锐老师谈民国期间陕西佛教的变迁

                         西北大学图书馆谢锐老师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与会各位来宾的发言已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将陆续在中国佛学网发表,敬请关注。

西北大学图书馆谢锐老师发表了题为“民国年间陕西宗教的变迁与特征”演讲,其发言内容如下:

非常高兴能在辛亥百年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来参加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本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因此前面几位教授的发言让我颇受教益,金珂曼陀罗书画院引当院长的高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非常同意他关于“一流的学者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但要有宗教情怀”这一观点,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流的学者需要宗教情怀,从事各种职业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有宗教情怀。因为具备宗教情怀的人,心中就有敬畏之心,就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置他人生命健康于不顾。如果每个行当的人都有宗教情怀,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接连出现诸如地沟油、三鹿奶粉之类伤天害理的事件。

我因为前两年参与过《陕西省宗教志》的编写工作,手头正在编写的《西安民国词典》宗教部分内容也即将脱稿,因此接触到一些陕西省民国时期宗教方面的资料,下面我就把民国年间陕西宗教的大概走势汇报一下,有不妥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

陕西道教在面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变革时,没有积极的想办法去应对这种变化,寻找自己的民展契机,因此民国期间的陕西道教呈现出一种逐渐衰微的态势;伊斯兰教由于同治年间政府对回民起义的镇压,使得很多穆斯林逃往他乡,随着穆斯林的逐渐回迁,民国时期的陕西伊斯兰教处于一种缓慢的复苏状态;民国时期陕西老百姓深受战乱灾荒之痛,天主教利用赈灾之机,为民众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入教,此时陕西的基督教保持了其继续发展的势头;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特点是更多的差会相继进入陕西,从而扩大了其影响的范围。

民国时期的陕西佛教,以康寄遥开创的佛化社为旗帜,处变不惊,积极应对,使陕西佛教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并且带动了西北地区佛教的全面复兴。为此陕西佛教界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是建立佛教各种组织,恢复各种佛事活动。民国元年(19129月,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便着手重建陕西各级佛教组织,逐渐在陕西各县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分部及各种相关的佛教团体,截止民国十五年(1926)底,陕西各市县已成立分部20多个,并建立其它相应组织10多个。西安市不仅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西安分部,而且还设立了佛门请经处、巡行讲演团、普通僧校、佛学研究会和佛学图书馆等近10个佛教机构。这些佛教组织的成立对维护佛教权益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佛教总会秦省支部还大力恢复慈恩、净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并督促各宗进行了一些传统的佛事活动。

其次是延请高僧赴陕弘法。民国初年,陕西僧界的弘法人才奇缺。针对这一状况,佛教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请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妙阔法师首开近代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先例。从民国十七年(19286月开始,有十几位高僧大德及应陕西佛教界的邀请,先后赴陕西弘法,其中尤以民国二十年(193110月太虚的陕西之行影响较大。太虚在陕西期间,相继在新城大楼、大慈恩寺、卧龙寺、高级中学和第一中学等处,向西安党政军民及佛教界宣讲佛典,反响热烈。通过这些努力,佛教在陕西的影响日益扩大,僧伽和信教群众日益增多。与此同时,陕西的一些僧侣居士,也纷纷开展各种讲经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呼吁信教自由和保护庙产。北洋政府成立后,西安城内外的许多寺庙均被下令改作兵营、学校、机关,陕西佛教界不得不屡兴诉讼,并屡次上书呈请,呼吁信教自由,保护庙产。民国十二年(19238月,陕西佛教会又致函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要求刘军立即撤离大荐福寺,并将该寺交还省佛教会创办普通僧校。

第四,整顿僧伽制度。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当选为陕西省佛教会会长后,遵照太虚教制革新理论,对陕西佛教界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当时,陕西佛教界各宗门户之见颇深,组织涣散,不思精进,贪污腐败,甚至有个别人勾结败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3月,康寄遥等人就在《敬告各界文》中向陕西佛教界发出了“速理内部,免贻人以口实”的忠告,制定《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通过对陕西佛教界组织进行初步整顿,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方丈的选贤任能、僧众的奖优罚劣和组织的健全纯洁等方面。

第五,培养佛教人才。从民国十九年(1930)开始,陕西佛教界革新派努力开办各类僧校,培养佛教革新人才。2月,陕西佛化社在社内开办佛学讲习所,由华清法师主讲,康寄遥、王子端、雷仲南等居士助教。在该所的带动影响下,陕西佛教界逐步兴起了一股办学热。大慈恩寺、兴教寺和崇仁寺等寺庙先后开办佛学养成所,净业寺、灵感寺等寺庙也积极准备兴办僧校。抗战爆发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陕西佛教界仍不忘兴办僧校,继续造就弘法人才。民国三十二年(194310月,经多年筹备,康寄遥等人在西安大兴善寺创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推举太虚大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所僧伽高等学院,就为全省培养了100多名弘法人才。

第六,创办各种报刊。陕西佛教界还致力于创办各种佛教报刊,如:《佛化随刊》、《佛光周刊》、《西北佛教周报》等。在这些佛教报刊中,公认《佛化随刊》是近代陕西出版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它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研讨教理、教制、教产革命,复兴近代陕西佛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第七,刻印流通经典。民国九年(1920),王莲君等人在西安南院门树德堂开创佛门请经处,民国十八年(1929),《佛化随刊》社在西安中山大街90号创设佛经流通处,着手刻印流通佛教各宗经典。不久,佛门请经处与之合并后,从外省购进《频伽精舍大藏经》《碛砂经》和《藏要》等佛教经典,在陕西各县佛界广为流通。该处又独自刻印过《净除业障忏悔文》《净土五经》《西方三圣像》等佛教经像,在省内外各寺院公开发行。另外,该处还刻印流通过陕西佛教组织和个人编撰的佛教著作,主要有陕西佛化社编写的《陕西佛化复兴之新纪元》、康寄遥撰写的《长安古刹纪要》《太虚大师在陕弘法纪略》等书。佛经流通处还设立“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影印宋版《藏经》陆续出齐,该书合计6351591(11),共印500部,印制此书耗资32万多元,历时两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一件盛事。

第八,兴办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抗战活动。在西安围城期间,陕西佛教界的著名法师定慧、聪慧、贞如及居士康寄遥、高戒忍等人,纷纷在西安城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和施粥厂,借以救济城内外的难民和民众。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连年大旱,陕西佛教界又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其时,康寄遥出任陕西省赈务会主席,在他及其它法师的呼吁下,全国慈善机关陆续拨赈灾款700多万元及大量物资,为陕西一些灾民熬过这场灾难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高戒忍、杨叔吉等居士则开办收容所、灾童所和佛教医院等公益事业,极力救护各地灾民灾童。朱自桥此时专门赴陕救济旱灾,曾在西安创办中医救济医院为灾民治疗疾病,在西安、扶风和黄龙山创办灾童教养院,收养灾童,创办眉扶银洞滩及宽难三垦区安置灾民。抗战爆发后,陕西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812日,康寄遥撰写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一文,主张佛教徒应依佛教教义,积极参加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云中法师率领陕西佛教救护队奔赴晋南战场,日夜精心救护伤员,曾受到中国佛教会和国民党第二战区的表彰和嘉奖。民国三十年(1941)春,西安大兴善寺僧伽创办西安佛光纺织厂,除自给自足外,还为军民提供了大量布匹,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通过以上努力,陕西佛教在民国时期走上了全面复兴之路,并且带动了西北佛教的全面复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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