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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李利安谈百年佛教的几个重大问题

本文作者: 7年前 (2011-10-25)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

编者按: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广西莲音寺协办的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于20111010日在西北大学成功举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谈到百年佛教的几个重大问题。发言录音整理全文如下:

 

各位学者,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本次学术座谈会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张,非常抱歉很多人并没有充分的发言,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发言,特别是曾经做过充分准备计划要发言的同学尚未发言,我觉得万分抱歉,对不起大家。你们可以将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过来,我们在中国佛学网上刊登,以便弥补因为时间紧张而造成的缺憾。

我们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举办的这次以“纪念辛亥百年 反思世纪佛教”为主题的百年佛教学术座谈会,我认为开的非常好。我们西安地区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几位学者的光临,为我们这次学术座谈会大放异彩,特别是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吕建福教授,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的主任韩金科研究员,还有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荆三隆教授,当然还有我们本校文学院的院长张弘教授,这几位在全国来说都是大名鼎鼎的佛教学者,在佛教文化领域非常有影响,今天他们在百忙之中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我感到很荣幸。另外,陕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吴晓强先生从8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从事佛教事务管理工作,亲自见证了30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变迁,而《紫荆》杂志西北站主任兼终南山佛教文化研究院理事长邹宏先生则是佛教文化传播方面的大家,他们的到来也是对我们本次会议的重要支持。其他各位学者以及在座同学们的热情参与,都说明大家对纪念辛亥百年、反思世纪佛教这一主题的认可。这是令我们很开心的,我在这里向大家大光临和认真而富有激情的讨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座谈会是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和广西莲音寺共同举办的。我们非常开心能够有缘得到广西莲音寺的热情支持,支持我们在佛教教育工作、佛教学术交流、佛教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开展工作,实在是有缘,我们很珍惜这个缘分。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筹办的比较匆忙,莲音寺方面给予我们积极的配合,而且来了三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的是大老板,有的是著名画家,有的是大学的教授。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了我们这里,对他们的光临,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各位的发言都非常精彩,无论是著名教授的发言,还是一般学生的发言,无论是来自莲音寺的朋友的发言,还是我们西大方面的发言,我觉得大家尽管没有经过长时间充分的准备,可是基于多年对佛教的观察和思考,所说的见解都非常的精辟,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会根据录音,进行整理,整理之后我们发给大家校对,我们会把大家的发言在网站上发表,未来我们也可能跟莲音寺方面协商,对我们交流座谈的成果进行整理出版,当然这都是下一步的计划了。今天我们这个学术座谈会是贴着辛亥百年这个话题。尽管在我们的会议主题以及建议性话题中均未出现“辛亥革命”的字样,但辛亥革命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转折,辛亥革命的志士常令我感动,辛亥革命的追求常令我感慨万千,辛亥革命所开启的历史变迁更令我欣喜。对这样的革命我绝对是肯定的,而且愿意给予极高的评价。对于最近社会上的纪念,我和张宏老师一样,关注不多,官方是如何评价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社会上对此是怎么闹腾的,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们怎么评价与我无关,因为这不影响我的纪念、我的感慨与我的独立反思。就像我上午的开场白中所说的,我始终认为,辛亥革命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了。在辛亥革命之前,我们无论是政治体制也好,经济的模式也好,还是文化的状态也好,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专制独裁、沉闷落实、保守迷茫、愚昧无知成为当时的基本态势。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而艰难的社会转型由此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反思,尤其是作为一个佛教学者,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对百年佛教的历史变迁进行反思,不但不会动摇学者冷静中立的立场,更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某类文献的考辨、某种理论的分析、从古字堆里面搜寻未知的新鲜,从书房里面感受孤独的欣喜,对此我是尊敬的,但我绝对不会以此为满足。以辛亥为标志的文化变革至今仍然在进行当中,这种变革不但会影响佛教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命运,并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现实生活。我们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活着,我们对辛亥百年的关注和纪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都是学术理性精神与现实关切情怀的体现。

仅仅以中国文化的基本体系来看,辛亥前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文化基本的结构就是儒释道三家,当然这种结构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动摇了,但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格局是从汉末一直到晚清一千七百年中始终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状态。辛亥革命之后,这种原有的体系完全被打破了。由辛亥前后所开始的、并经过新文化运动所扩大的西方文化的引进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使我们的文化体系从旧三教变成了“新三家”了。这一观点我在7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宗教学会年会的大会发言以及前段时间在吉林延吉给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读书班的讲课中都提到了。所谓“旧三教”就是儒释道,所谓“新三家”其一是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二是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制等这样一套东西,即所谓西方文化。你看看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字里行间洋溢着西方文化的浓厚因素,直到今天我们看这部宪法,都会万分的感动,除非你没看,除非你不懂得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最大症结。新三家的另外一家就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不太提列宁主义,在引进中国的当时实际上是以列宁主义占优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新三家”的文化格局是辛亥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直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文化生命的血液中都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等西方思想,我们也有中国传统的因果、轮回、行善积德、清净、仁爱、孝敬、圆融、中道等中国传统的思想,我们同时也有辩证唯物、无神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领导等马克思主义那一套。这种文化占尽优势,例如所谓“三进”,进书本,进课堂,进头脑,非进不可,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拥有的强大影响,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最早也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出现的思潮。而且辛亥革命所要完成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任务以及文化领域的近代转型,直到今天我们仍在继续完成当中,包括辛亥以来佛教的巨大变革,我认为今天还在持续当中。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佛教所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论是对美好蓝图的展望,还是开始的实际改革,其实直到今天很多方面依然是接续的,而且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辛亥百年、反思世纪佛教的原因。因为这种反思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我们提前为这次座谈会设定了一些话题,给大家发通知的时候罗列的比较多,后来我们因为这个海报版面设计的需要,把主题分解后的话题压缩了一下,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几个主题,我刚才又认真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基本上还是围绕这些话题来谈的,而且我认为这些话题也的确堪称百年佛教的重大问题。

好比第一个话题,百年佛教的历史进程,这就是需要我们来总结的。从宏观上来进行把握,我觉得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1949年之后到现在是六十二年了,前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是三十八年。这两大历史阶段截然不同,这个不同我们可以从两大历史阶段当中的诸多历史特性来看,我在此就不多说了。这两大历史阶段还可以各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111949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937年为界限。我对陕西近代的佛教还是比较熟悉的,1937年前后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八年抗日,紧接着四年内战,一共12年时间,这12年当中,中国佛教呈现出惨淡而沉寂的状态,和1937年之前的佛教全面复兴相比,已经没有了那种勃发的势头。我们把后一个阶段也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宗教领域的真正实施已经到了79年以后,尤其是佛教寺院的恢复与僧团的组建则主要是8081年以后的事情。宏观上来看,1978年之后是中国佛教全面复兴的过程,而1978年之前则是接续了民国后期,主要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的沉寂。因为1949年之后,无神论的强大攻势以及历次运动的冲击,佛教的社会形象与佛教的信仰人群不断受到排斥,1958年之后更开始了一个全面的打压过程,一直到1966年出现了长达十年的、堪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法难。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与逐渐落实,则又开始了一个不断复兴的历史阶段。百年佛教的历史进程,在我理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两大阶段四个时期。

再例如第二项提示话题“佛教在危机中的苏醒”,我认为百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危机。当时整个民族的主流精神状态就是危机感。危机在情绪方面的体现就是激愤,就是慷慨,就是焦虑,从而不断有激烈的情绪化彰显。这是很正常的,包括到了五四运动,鲁迅、胡适这些人批判传统文化都是很情绪化的,那个时代就是危机意识压抑下的整个民族情绪的大爆发,它的可贵之处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而且发现了问题所在的深层次根源,所以危机意识是主流意识,而在危机中的苏醒则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最具希望的历史画面。在佛教里头,危机意识表现的也非常强烈,包括近代很多佛教大师的出现,实际上都是危机意识下的产物,所谓时势造英雄。这种主流意识之下所出现的佛教危机观念,与佛门大师的心情与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方面太虚是最明显的,其他的大师也都有,只是或多或少,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的危机感和自觉的觉醒。历史上虽然有末法的观念,但末法指的是佛教内部的涣散与佛教自身的另外一种发展存世的模式,而近代所出现的佛教危机感则是在社会各种关系的综合考察之后所发生的佛教危机感,是佛教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危机,这与末法观念有联系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佛教在辛亥百年当中的觉醒恐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正是因为这种觉醒,给佛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今天佛教领域的很多重要变化实际上都是在辛亥以来的危机意识下出现的,是觉醒之后的变革。这种历史的确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第三个话题“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是紧跟前一个话题的,因为近代佛教觉醒之后的变革,若要总体上给其一个评判,我觉得就是入世转向。近代佛教觉醒之后的改革,有些人叫革命,说到底两个字可以概括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入世。我也写过一些文章,涉及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而入世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人间佛教的出现,佛教慈善、佛教教育、佛教交往、佛教参与社会事务,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佛教入世潮流当中所出现的,佛教护国思想,佛教的抗日宣传与祈祷、救护、捐款捐物等也是在入世潮流下所展开的。刚才吕老师也说了,到底如何看待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近代百年佛教转型当中最重要的历史成果,有人称之为近代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智慧。但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成果并不带价值判断,因为佛教的入世转型虽然有振兴佛教的积极意义,但此后尤其是在民族取得独立、政治民主化严重不足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很可能在很多方面导致佛教的庸俗化,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民族的危机感已经没有或完全淡化了的时候,佛教的入世转型日益面临新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迎来了不断告别危机感的时代,特别是经济腾飞之后。可以说,我们近代百年的历史,前半部分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族危机感,民族危机感不但促使民族觉醒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革努力,而且直接导致了我们在1949年建国以后,在危机意识长期压抑下所爆发出来的狂妄自大与盲目自信,朝鲜战争、大跃进、所谓赶英超美,以及和苏联闹翻,都在诠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代性政治含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叫喊出的这句话,都是长期民族压抑、民族危机、民族自卑之后的极度自豪背景下的夸张性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很大程度上是佛教在时代大潮当中的一种被动的转型,因为不转型很可能被社会所淘汰,因为不转型就不符合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不转型就会遭到时代先驱们的质疑。这种具有一定被动性的入世转型因为与社会的过度联系而必然在世俗化方面出现一些偏颇,在某些领域导致庸俗化,从而与佛教最具魅力的超越性、批判性、神圣性拉开了距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在入世转型当中,既出现了佛教护国思想的大力实践性推广,也出现了佛教慈善事业的空前高涨,这是近代中国佛教领域所出现的非常醒目的变化。所以,我们下面的建议话题分别是“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护国思想在历史上是源源不断的,而且一直是为王朝服务的。许多高僧跟皇帝一接触,跟朝廷一沾边,就会提到佛教的护国功能,特别是密教的护国思想更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佛法实践,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我们从中立的立场来看,至少这种护国法事还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能够给人信心,能挖掘人群当中所蕴含的无穷潜力,所以它的确是能够发挥很大现实作用的。至于说护国实践中所包含的那个神秘化的力量,佛教至今也没有符合科学原则的证明,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否定它的存在。所以护国思想在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是有关佛教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护国思想的。这种护国思想与护国实践,在当时几乎是弥漫于全国的勃发性佛教思想与活动。那个时候,佛教界尽管也有“佛护队”这样的掩护与救护性组织,甚至一些僧人还穿起军装,拿起枪支去打仗,但是佛教界最主要的抗战参与还是传统的法式仪式,尤其是护国息灾法事的开展。佛教慈善事业也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之后佛教领域的新生事物。尽管历史上中国佛教也有社会救济性活动,但历史上的慈善跟近代完全不同。近代的慈善是向西方学习,包括向基督教学习之后的一个产物,无论从慈善理念、慈善管理、慈善运作与实施,都是全新的,和以前佛教界的善行善事完全不一样了。在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包括一些后来成为大将军的人,信佛之后做了很多慈善事业。我们陕西有个居士叫康寄遥,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成立陕西佛化社,就曾经大量做慈善。同样在陕西等地作慈善的还有朱子桥将军,也是一个佛教徒,其慈善事业覆盖面更广,影响更大,不但对社会有益,而且对佛教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的慈善已经成为佛教事业中的一种时尚,这是佛教复兴、佛教入世的一种重要举措。

我觉得纪念辛亥百年,反思世纪佛教,如果我们不谈革命志士的佛教感情,就遗漏了佛教事业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就列出这个话题,供大家讨论。在整个中国面临列强欺凌、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代,我们的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摸索之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到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再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文明,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不断促使中国人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于是中国人终于发现是精神深处出了问题,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从而出现了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来批评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包括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有很多方面都是试图引进西方的文明。然而,与此同时,那些革命志士在当时举国上下对传统文化的一片否定声中,却把佛教当做一个精神武器拿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历史上的皇帝、王公贵族曾经用佛教维护皇权,这方面的史料证明太多了。但是辛亥革命是在当时怀疑传统文化的潮流中,拿起同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佛教当做思想武器的。这个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有过?辛亥革命以后,包括未来我想也不会再有了。这种奇怪的历史现象涉及传统文化各大家的不同特性及其不同社会角色,以及当时的不同的处境及其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而深刻反思的一种文化现象。坦率地讲,这种反思直到现在我们作的还是很不到位的。

百年中国佛教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居士佛教的迅猛崛起,它的力量之大,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要超过当时僧界的力量。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过。近代出现了很多的居士团体,包括南京、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地都有。有人过去曾经给我讲,说近代的时候,在陕西西安这个地方,康寄遥往往和一些僧人有矛盾,而且总是有能力左右僧团,甚至被认为是排挤僧人。其实,近代很多居士团体摆脱了僧人的控制,独立开展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南京就是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复兴中心,凭啥说是复兴中心呢,还不是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大居士搞的金陵刻经处支撑起来的。在西安则是康寄遥的佛化社,成为西北佛教复兴的中心。台湾出版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康寄遥与西北佛教的复兴》,可见以康寄遥为首的整个居士界在西北地区的影响有多大,连太虚来西安,每次都往康寄遥家里住。而且居士佛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有文化的,包括辛亥时的革命家。例如康寄遥早期也投身于辛亥革命,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是一个才子,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包括南京的那些著名居士,大部分都是文人,甚至堪称学术大师。这些文人的加入,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影响太大了。总之,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亮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居士佛教在近代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居士如何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今天又有什么有益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我们所建议的话题中还有一个“近代佛教教育的开展”。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近代中国佛教领域的一个大问题。新式的佛教教育基本上都是辛亥之后才出现的,包括现在遍布全国的佛学院,这种佛教教育模式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新式的佛教教育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以及存在问题与历史贡献,尤其是近代佛教教育与佛教复兴以及国家命运的关系,均包含着诸多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我们透视近代中国佛教的一面镜子。当然,近代中国佛教教育中的问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大部分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佛教教育表面上看是一片繁荣,可是内部问题太多了,到学校里头一看就知道其存在的问题是多么的严峻。有的人评价辛亥以后的佛教教育,说总体上就是两个字“失败”。我认为也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失败”很可能是从当时兴办教育的目标上来讲的,而在实际上,尽管原初设定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甚至相去甚远,但近代佛教教育对中国佛教的复兴绝对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带动作用,这是应该承认的。

关于我们所列的“近代中国密教的复兴”这个话题,可能有人会认为并不是百年佛教当中的典型问题。可以这么说,但密教在近代的复兴的确是百年来中国佛教领域值得引起关注的重要动向,而且这一动向直到今天依然在持续之中。在各大佛教宗派当中,唯识宗在近代是最时髦的,或者说它的复兴是最明显的,其他的宗派表现得稍微弱一点,当然也有复兴的迹象,如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而密宗的复兴则呈现出另外一种独特的潮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日本和中国交流的增多,日本真言宗僧人力图在华传教,就连我们西安这个地方,他们就曾几次来寻找空海当年接受密教灌顶的青龙寺,要纪念他们密宗的祖庭。当然他们开始找错了,找到了祭台村的石佛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告诉日本人你们不对,青龙寺在乐游原上面,即在现在青龙寺这个地方。总之,密教在近代的回传成为一种风潮,而且这个风潮在今天依然存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密教,我们不说藏传佛教,实际上都是日本密教法脉的延续。尤其是台湾悟光法师在日本接法之后创立了五智山光明王寺,其弟子彻鸿法师又在香港创立了分院,去年在陈珮筠居士等人的协助下又成立了香港中华密教学会,在推广密教传承的同时,也积极与各学术部门展开交流,对密宗的回传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从日本接法回传中国的这种传承路线还有其他几支,他们也都在积极推动密宗的恢复工作。总结起来看,目前密宗的恢复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从日本接法,这目前依然是主流;二是中国佛教协会曾经试图组织一个由在密教方面有修有证的高层人士组成的班子,通过某种法脉的接续,来宣布密宗的再现;三是有人宣称在定中接法;四是一些人坚持认为,密宗在汉地并未消失,而在是偏远地区的大山深处一直源源不断地传承了下来,而且传承的是最正统的密法,甚至胜于日本的真言宗。总之,在密宗的复兴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新的迹象,这是可喜的现象。一些密法传承的说法看似荒诞,其实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却是可以成立的,我们从宗教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文献学考据学的角度去看,就会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其实在历史上,宗教信仰中的法脉接续,奇奇怪怪的事是很多的。例如,唯识学的法脉号称接续弥勒的法,而弥勒在兜率天宫,怎么接的呢?佛教史料说是无著在阿瑜阇国的一个法堂中禅定,在定中与弥勒菩萨对话,请教弥勒菩萨,形成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汉地认为本论的作者是弥勒,而藏地则认为这个论的作者是无著。这样的传承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性的传承方法,不需要文献来证实的。历史上密教的传承,往往就是几百年一传,所以出现几百岁的高僧,神话性很强,我想这就是宗教神秘性的地方,从宗教学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不进行真伪的判断,所以不必以历史上的资料来作为判断的标准,而需要我们去研究这种宗教信仰的现象。当代唐密的复兴,出现类似的现象,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例如,为何密宗的复兴在当前形成一种暗流,与此相关的,为何藏密在内地的传播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姿态?我始终认为,这与汉地佛教以禅为主的形态以及不断强调人间佛教的思潮有关,因为在这种思潮下,佛教的神圣性资源不断流失,而密教修行次第的严格有序,信仰的虔诚神圣,都是汉地佛教所缺失的。不过,密教作为一种正在复兴之中的佛法,其复兴的趋势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最后三个话题,一看就知道是新中国之后的三个重大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文革法难,其次是佛教的复兴。你说佛教界在新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想这两个就包括全部了。所谓法难是借用历史上的称呼。这一历史其实在1949年之后就开始慢慢显露出迹象来,1958年之后则开始明目张胆地对佛教进行打压,延续到1966年,则开始了全面的消灭,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大量的佛像被毁坏,佛经被烧毁,僧团被解散,僧人被强迫还俗,寺院几乎全被取缔,全被霸占,佛教的信仰被当做落后愚昧的迷信而遭到猛烈的批判和辱骂。这次法难规模太大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烈。当然,这次法难之后的复兴,其速度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当然与我们的经济实力有关,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这样的科技能力,更没有这样的政府执行力。如果说文革法难是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复兴则更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尤其是佛教复兴过程中诸多社会因素的介入,例如学术界的呼吁、政府的努力、社会各界认识的不断提高,都值得我们研究,另外,政策的出台与演进,阻力的不断克服以及佛教界自身的不懈努力,这些也需要我们总结。当然,佛教的迅速复兴也带来很多的问题,例如佛寺大增、信佛的人大增,但是辛亥以来所遗留的问题很多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想讨论一下我们当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佛教的使命是什么?

无论是佛教学者,还是佛教界的人士,抑或是政府相关部门或其他佛教文化爱好者,都应该认真思考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使命。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中国佛教发展进程中的第三阶段的刚刚开始,严格的说,从辛亥之前就开始了中国佛教历史进程的第三个阶段。我始终强调辛亥是一个历史的符号,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所谓中国佛教三阶段,就是两宋之前一个阶段,两宋之后一个阶段,以及近代以来的这个阶段。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辛亥以来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之中。这个历史阶段的核心进程就是要实现一个非常艰难的、甚至是非常漫长的,但又非常伟大的转型。就像吕老师刚才所说的,台湾佛教的转型基本完成了,而我们大陆现在存在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这个转型还在继续完成之中。

另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非常大的压抑,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与国际潮流接轨,与现代思潮接轨,与当今经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变化接轨,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存在着一元化的倾向,这种一元化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并因此而对世界各地其他文化的挤压。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义务也有资格来努力保持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彰显东方文化的魅力,特别是佛教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魅力。

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还可以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就像吕老师所说的,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理性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大机器生产。我们首先承认理性与科学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但我们也看到了它所带来的诸多的弊端。神秘感不断降低背景下的自然科发展步,人文性不断弱化过程中的物质生活进步,都不见得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于是对现代的反思性批判就应运而生,质疑科学万能,反对理性至上,唾弃物欲的膨胀,这都是后现代思潮中与佛教能够贯通的思想。所以,我认为,佛教魅力的彰显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是一致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还可以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观察。在暑假期间北京召开的中国宗教学年会上,我曾经说到,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目标,应该是由文化复兴引领和支撑政治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资源。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逐步地也是全面向西方学习,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真正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人勤劳智慧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迅速得到释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令全球瞩目。但中国的问题也是举世公认的。财富不公,公权滥用,贪污腐败,人文淡漠,道德沦丧,精神涣散,一切向钱看,奴性极其普遍,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普遍缺失,这些现象说到底是文化素质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已经获得高度发展之后,这些问题的文化性探源更成为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经济腾飞并非必然通向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必须通过文化的真正复兴才能实现。一种不理解民主、没有公民意识的社会、一种没有公平与正义感的民众,一种得过且过、同流合污的精神风貌,是不可能支撑一个民主体制并推动民主体制的运行的。所以,文化复兴不是全面复兴国学,不是简单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寻找,也不是将“以德治国”作为最主要的途径,更不是孔子学院的纷纷建立与儒家学说的粉墨登场,判定中国当代文化复兴的唯一标准或者说是终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堪任引领和支撑中华民族全面而真正崛起的历史使命,并在崛起之后,以特有的文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而既塑造了民族精神,也获得世界的尊重。总之,文化复兴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化复兴就是理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启蒙,就是现代精神的陶冶,就是内在素质的全面升华,就是从文化上重塑当代中国人,并由这种重塑了的中国人去迎接一个自由、公正、民主的社会和真正强大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也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

总体上来讲,在这个多重因素交织一起的时代里,我想中国佛教的历史使命主要就是立足当代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挥自己特有的魅力,解决那些科学不能克服的问题,对付那些政治家以及各种组织以及父母等等不能解决的问题,借助佛教来抚慰人类的心灵,挖掘人的生命潜力,激发民众的精神情趣,传播平等、慈悲、缘起、精进、无住等生活智慧,给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心灵的皈依的家园和精神激发的动力,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尊严,生活保持轻松,精神实现超越。这是佛教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这些学者之所以研究佛教、亲近佛教的重要基础。我们期待这样一个局面的到来。

作为总结,我以上所说还很不到位,尤其是没有认真领会各位的发言,只是就我们所建议的一些话题展开说明,并就此表达对百年佛教的一些看法。好在我们将根据录音整理各位的发言,到时一定会在相关媒体上展现各位的高见。我就说这些,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学者和朋友的光临,谢谢大家!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延续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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